这么些年的房
过年了，买肉、买油、买香烟带鱼、买花生瓜子……这些曾经需要划本、凭票供应的东西，如今都算不得紧缺了。依旧紧缺的是房子。要在北京买下一套像样的、能安居乐业的房子，对于普通人来说，依旧是件难事。印象中，北京的房子从来没有宽裕过，无论是现在，还是五十年前。
两年前，一位过去的领导买下一座郊区养老的四合院，从此再不为房子操心。我去看了，院子布置得精心，灰砖灰瓦，花树掩映，但严格说不是四合院，而是三合院，因为缺少了东厢房。那个园子基本都是这种设置，仿四合院的三合院。真正的四合院，还是在城里，二三十万一平米的那种。能买下那种房子的，基本两种人，一种是土豪，一种是外国人。有文章说，50年代，艾青、张恨水、老舍、赵树理那样的作家，能拿稿费买四合院，现在是做梦了。现在一本书，只值一两个月的房供。
很多人对北京住房的印象，都是影视剧造成的，但影视剧曲解的成分很多。比如现在的年轻人小时候看过的《小龙人》，故事发生在四合院中。那种朱漆碧瓦、安安静静的四合院，北京确实有，但是少数，也肯定不是老百姓能住的。这类房子，多为官员、名人所住，在“文革”期间幸存寥寥。我曾经见过两次，都是在东城区。一座坐落在一大片普通民宅之中，周边其他普通住宅都墙矮门窄，唯有这座，高墙阔门，能看到巨大的树冠从墙内探出，透着一种神秘感。奇特的是，在它门前走来走去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过大门开启，也没有警卫和汽车出入。大家都传这是某某某（当年一位高官）的宅子，却无从证实，由着它继续神秘。
另一处，是十几年前办杂志的时候见到的。杂志社本就设在四合院中，有一天看见同事在墙头朝隔壁张望，过去一看，旁边的四合院正在施工，地面建筑已经被拆除殆尽，地下挖了个巨大的深坑，有四五米深了。这是要按照四合院的格局重新造一套有地下室的院子。至于它的房主，则依旧神秘。据我们院子里的老人说，这院子本是一位名人祖上传下的，但因为是买给小老婆住的，名人自己并不知道，稀里糊涂的，年代久远，也就闹不清楚落到谁手里。
所以说，在北京，那些买郊区别墅大宅的，顶多也就是土豪。真正起范儿的，一要在市中心，二要有神秘感，追求的是不接地气。电视剧当然拍不出来。
真正的老百姓住什么样的四合院呢？
北京房产的产权，从国民党那阵就乱，到了解放后，又经过50年代后期和“文革”的两次洗礼，许多私产都归了公，一个四合院，会住进很多居民，他们会向所在单位交房租，房租再有一部分给房主（也许不给）。居民们又生小居民，房子不够住，就在院子里盖，于是四合院被改造成为许多的大杂院，一进门，里边曲里拐弯的，都难转身。大家共用一个水龙头，共用一个电路，至于上厕所，只能去胡同里的公厕。生活条件远远没有《小龙人》里描述的那么好。住的人多了，磕着碰着的也难免，邻里们可以仗义得互相帮助，转眼间也会为谁先洗菜反目成仇。这种住房条件几十年没改善，想想也够糟心的。有许多反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电视剧，故事背景都在大杂院中。
另一类的住房，比大杂院还要糟糕些，比如在三里屯附近的幸福三村，据说是50年代大量农民进城当工人，给盖的临时宿舍。说是临时，一住就到了90年代，直奔棚户区的路子去了，有一阵子，媒体揶揄它是“新时代的龙须沟”。最要命的是，幸福三村毗邻工体北路，那阵外宾的车队从机场过来，必须要由此经过，实在有损脸面。于是，索性在路边修了一堵墙，上面有标语和彩绘，把里面的村子遮住，就这样对付了好些日子。再后来，就拆迁了，这里一部分变成居民楼，一部分变成了高档公寓，黄金地段，住的大多也是高端人士。
北京另一种带有特色的住宅，是部队大院的住宅楼。最为典型的部队大院，在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出现过，就是军人王德清收养孤女之后住的地方。部队大院主要集中在北京西郊西长安街一线，空司、海司、总装、总后等一路排下去，都有院墙圈着，几个大门有卫兵把守。除了若干办公楼，内中还有食堂、学校、幼儿园、操场、小公园、体育馆、门诊部和军人服务社（商店），甚至有些菜地，可以说每个大院都是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后来一些大院在外面设立了子弟学校和幼儿园，但也是封闭式的，不会对外招生，院子里的孩子坐班车往返。
部队大院的老住宅楼，似乎都有着苏联传来的风格，宽大、结实，不仅楼层高，而且楼梯宽大，楼梯拐角处有落地玻璃可以远眺，有的还带有拱门。它们都是砖楼，相当结实。另外一个特色是级别分明。级别较低的干部和家属，住的虽然是单间，但面积不大，一层楼能住四五户，两端是大家共用的厕所，每层楼还有一个共用的厨房。高级一点的军官则可以住单元房，家里有两到三间屋子，还有阳台及独立的卫浴、厨房。当然，首长们是不住楼的。在部队大院，有一个区域，一溜排开的单独院落，另有一层院墙院门，有卫兵站岗，所谓院中院、园中园。即便对大院的孩子们来说，那些小院也是神秘的，不可能进去。现在在京郊的别墅区，就有一些建有这样的园中园，售价极其高昂，估计是大院遗风传出来了，或许是从小生活在大院里的孩子发达了，想圆一下首长梦也未可知。我和一个中介聊天，她跟我讲，有次有人开着奥迪，想看看某园中园的房子，被售楼处直接拒绝：开奥迪的，级别太不够了。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北京，远远不止部队有大院，部委有大院，各个企业也有自己的家属区。比如三里河一带，有一大片灰灰的居民楼，格式模样都一致，那就是部委的家属区。再比如东郊，有很多国有企业的家属院。大家既是同事，也是邻居，生活圈子就这么大，多一层亲密感，当然也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单位的“宫斗”也有可能转移到家属中，彼此纠缠连结，说不清道不明的。室内剧《我爱我家》中的傅老，似乎就是住在部委大院这样的环境中。人退下来了，闲来生事，处处都摆一副老干部教育人的姿态。
为了解决住房，还有些地方盖了不少简易筒子楼。所谓筒子楼，就是一条直走廊，一边或两边是小小的住房，每层楼共用卫生间和水房，没有厨房。本意，是当宿舍用的，大家可以吃食堂，但食堂的饭是能长吃的吗？于是大家就在楼道里置煤气罐或煤炉，各类蔬菜肉蛋碗柜，也都直接放在楼道里。谁家做个红烧肉，全楼都能闻到味儿。由于年轻人增多，大量筒子楼都由临时宿舍变成永久居室，人们在此安营扎寨，凑凑合合过上了日子。现在所谓的商住两用房，楼道长长的、黑黑的，两边是住房，就颇有筒子楼遗风，只是都有了独立卫浴，有的还全是复式跃层，档次高多了。
到了80年代，北京面临着住房严重紧缺的状况，返城知青结婚生子需要住房，改革开放人口增加也需要住房。几十年住房没有改善的账需要还了。于是从城里到三环一带，狠狠地盖了一批楼。这些楼要么是板楼，要么是塔楼，多为单元房，以六层为界，楼高六层以上带了电梯。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是前三门、复兴门外以及双榆树那种气势磅礴绵延数百米的大平板楼，顺着楼道，可以从一个单元走到另一个单元。这个时候，北京才初步有了居民小区的概念，只不过这些小区，要么属于某个单位，或者是几个单位合建，要么属于房管机构，大家还是交租金。室内剧《家有儿女》里，大约就是这种房子。在当时，这类房子可真是让人感觉生活有了奔头，有燃气管道，不用扛煤气罐，多大的福利啊。
现在，在三环以内，这些房子还都是主力住房。只不过质量不怎么样，不隔音、老漏水，不少厕所还是蹲坑，厨房没有烟道，抽油烟机直接顺到窗外，谁家炒个辣椒炸个鱼，味道楼上楼下窜，电路什么的也老化了。只是，城市里不再增加住宅用地，这些破旧的老房子，现在成了有限资源，都是宝了。
90年代中后期进行了一次房改，这些住房产权大多到了个人手里，人们一次性交上一笔钱，有了房产本，就不再交租金。与此同时，商品房、经适房什么的开始在郊区出现了，先富起来的一拨人，比如明星、大款，率先买了房。后来很多人学会了贷款，也开始买房了，北京开始了商品房时代。那个年代有房子的人，现在都是赚的，几千元一平米啊，好多人是咬牙买房，觉得太贵，做梦也想不到，现在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现实题材的电视剧里，对住房的美化到了极点，个个窗明几净，总裁们无论霸道不霸道，都住豪宅。
单从北京的住房来看，总有一种被现实生活赶着跑的感觉，无论是50年代、八九十年代还是后来的商品房狂飙，都是几次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人口扩张引发的，相当被动。在政府、单位统管的时代，能够提供给大家的，顶多是栖身之所，官本位的阶层感觉也十分强烈。到了商品房时代，看上去供应丰富了，但对于大众来说，依旧是沉重的压力。以前人们为分套房子争斗，现在为买套房子拼命。痛点不一样，但痛是永存的。
靠“停车泊位证”买车的日子
2002年，我买了第一辆车。
当时，北京市买车，在城八区内需要停车泊位证。也就是说，你得证明你已经有了一个车位，才有资格买车。那个时候我已经住到昌平区了，算是远郊，远郊是没必要办这个证的，但问题是，一直有传言说远郊区县的牌号将限制进入市区。为了保险起见，我和很多购车人一样，打算办个城八区的牌照。我父母在城里住，我单位也在城里，那时候地铁也没这么多，我冒不起被限行的风险。
可我并不认识城里那些停车场的人，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些停车场在哪儿。汽车销售服务4S店倒是很贴心地跟我说，别发愁，这事我们替你办了。
把手续交给人家，回家等信儿。
北京是1998年开始实施停车泊位证制度的。当时，正处于北京机动车高速增长的时期。由于商品房刚刚出现不久，房价不贵，专家鼓励大家去郊区买房，省下的钱再买辆车，房子车子就全有了。主流媒体也热衷宣传“汽车时代”“汽车走入家庭”“汽车是支柱产业”之类的话题。我就是千万怦然心动的人之一。到1997年下半年，北京机动车突破了100万辆，速度太快了，于是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要买车，先得弄个停车位。
几天后，4S店的电话来了，事情已经办妥，就是得自己亲自跑一趟，交钱、取证儿。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停车场，在三元桥东北角，好大一片场地，停了一些车，但大量的车位都空着。小窗口前，报了姓名和4S店联系人，给了钱，一纸证明就出来了，挺大，跟奖状似的，印象里，上面还盖了某交通支队的章。那时候车位还不贵，一年一千五六百元钱，我这新车得交两年的，三千多元。为啥啊？因为两年后得验车，还得买个新证。
我还傻乎乎问4S店，是不是以后开车，得把这证明放风挡玻璃下面？4S店说，你愿意就放着呗。
其实不用放，就买车上牌的时候用。下次再用，就得验车的时候了。天可怜见，到了2004年我该验车的时候，泊位证制度取消了。当时我是既高兴又失落，高兴的是，不用再交钱了。失落的是，这停车场我这辈子就去过一回，待了不到10分钟。三千多啊，每分钟平均下来，比去趟马尔代夫都贵。
买了车回来，跟同小区的邻居显摆。邻居的车是郊区牌照，他说你花这钱干吗？又没真限行。又说，不可能限行，我们老百姓不答应！要是万一限行了，我进城办事就得借你的车了。那一瞬间我莫名产生了优越感。说实话，车的差别，哪怕是细微的，也会让人有优越感，比阶级差别都明显。
可后来，直到停车泊位证这事取消，限行的事也没落实。这就彻底证明，我当了冤大头，那三千多，等于打水漂。打水漂的人有多少啊？
为什么取消了停车泊位证？当时的《北京青年报》等媒体报道说，中介机构和停车场搞了太多“开发”，停车泊位证成了他们牟利的工具。在检测场和交通支队的办事大厅里，贩子们公开兜售泊位证，价格甚至低到了400元，成了“自由竞争”了，报纸上也充斥着代办泊位证的小广告。一边打击贩子，一边给泊位证盖章，政府的管理成本巨大。至于车主，能停车的地方开不出证明，开得出证明的地方又停不了车，那这证明不就是形式主义吗？甚至有车主要交两份钱，一份办证明，一份给小区物业公司租开不出证明的车位。
媒体的报道还写道：“泊位证明所引发的问题，也引起了首都新闻界的高度关注，新华社记者曾多次写文章予以报道；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呼吁取消泊位证明，但效果不佳。”
最触动人的原因，是停车泊位证制度根本遏制不了机动车的增长速度。在办泊位证的这几年里，就算要花冤枉钱，北京的机动车保有量也翻了一番，飙升到了205万辆。
2003年全国人大通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成了压垮停车泊位证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律规定，验车时只需提供行驶证和交强险，“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得，要停车泊位证，违法了。
当北京市宣布取消停车泊位证明购车验车的时候，媒体的措辞是：这个消息无疑成为最令京城有车族惊喜的“新年礼物”。
不知道为什么，停车泊位证明这个实施了五年多已经被大家认定为错的事情，现在又被拿出来，说成了“有位购车”。对于过去被否定的操作，竟然又有了“当时这个措施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截然相反的官方评价。这种只有结论没有数据推论的话，说出来都叫人难以置信。
追求一车一位没问题，但搞有位购车，得先把多如牛毛的车位产权捋顺，还得把车位状况弄清楚，还要考虑与摇号政策的衔接，还得对外地牌号汽车制定相应对策，最重要的，依旧得防范着停车证寻租和证贩子，还要想办法应对可能出现的爆炒停车位，弄不好，车位可能会比车还贵上几倍，然后再限购停车位……
成本高吧？不觉得累么？还没把握能做好。也许一些公务员真的不怕苦累和麻烦，那么做更有时效的事行么？比如把成本和精力用在建停车位上，先把现在那300多万停车位的缺口补上。
老实说，我自己已经有车了，“有位购车”这事和我也没直接关系。我也不爱开车，能坐公交能打车我就绝不动车。但我比较烦办各种证，也比较烦各种朝令夕改来回拉抽屉。越这么折腾没个准谱，就越担心交通这事搞不好，没准还得陪着打水漂。
你为什么总和我想的不一样
家门口有一条路，名为七星路。它南北向，与立汤路平行。住在北京北部的人都知道，立汤路老堵，立汤路堵的时候，走七星路，能绕过一些堵点。
但七星路也不是不堵。七星路的最南端是一个三岔路口。那一带路边有大量的饭馆、歌厅，但是没什么停车位，于是许多汽车就停在了路边。尤其是下班高峰的时候，路边的烧烤摊也出来了，更是堵上加堵。不耐烦的司机，理所当然地冲上了自行车道，可谁曾想前面还有停在路边的汽车挡道，于是他们只好并线回来。那个劲儿，简直乱上加乱，堵上加堵。
想必除了司机，周边的居住者也很不耐烦。有一天黄昏，我开着车，随着长长的队伍等通过，一盆脏水兜头泼在我的车顶上。我当时气得想下车理论，可想想还是算了。我的车在路中间，我要下去了不就更堵吗？再说我也不敢。我不知道愤怒到泼水的人会不会再愤怒地揍人。
为了防止堵车中的司机逆行超车，相关部门在路口附近设置了中间隔离栏。但依旧有人冒险，从隔离栏的另一侧逆行前冲。结果，对面来了辆大公共汽车，公共汽车理直气壮，直接闪大灯按喇叭，那辆逆行的汽车一时呆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后面一串跟风者都僵住了。我清楚地听到我前面的司机摇下车窗，冲着公共汽车司机喊：“撞他们丫这帮逆行的，撞死活该。”
公共汽车司机当然没那么傻，就是按喇叭，和逆行超车的人对峙。几分钟后，实在没了辙，逆行的队伍开始缓慢后撤，花了很长的时间，路才渐渐通了。
我看了眼那个带头逆行的司机，长得很老实的中年人，副座上还坐着老婆、孩子。也许一家人下班放学后刚团聚吧，急着回家吃饭。可是，谁不着急呢？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时间都是宝贵的，都是有限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七星路南端这个三岔路口，就是全北京城拥堵的一个缩影。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就是随意停车以及条件反射般的逆行超车、加塞儿。如果没有这两条，那么交通会顺畅很多。
网上有一篇文章，叫《东京为什么不堵车？看完你就明白了》。大意是，东京的面积只有北京的八分之一、人口比北京多1500万，机动车比北京多200多万辆，但人家为什么不堵车呢？因为各种立体的、智能的停车场多，因为东京人开车比较有礼貌，不会随意变道、超车。
不知道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但一些国家的司机开车不那么着急是真的。我问过一个在加拿大生活的朋友，外国人爱不爱超车，他说绝不。就算是本车道堵了，旁边车道空着，老外也不爱并线变换车道，只是耐心地在那里等着，仿佛世界上没有并线超车这个选项。所以，他孩子学车的头一天，教练敢直接让她开车上路。
啥叫汽车文明？不叫车大车好就是文明，而是守秩序。
再说停车场。其实住在郊区的很多居民，已经放弃开车进城了，不少人把车开到地铁站，停进停车场，然后，挤地铁上班。可问题是，这种接驳的停车场车位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比如我去过的霍营地铁站，人们进不了停车场，只好把车停在马路边，能绵延开好几个路口，两三站地。再比如有一次我要进城和朋友吃饭，围着天通苑北站转了好几个圈，收费不收费的停车场都满了，门口还在排长队，路边也密密麻麻，见缝插针都不能够，最后没辙，只好把车开进了城。
像北京这种超大城市，为什么不多建一些立体停车场呢？最新的统计数据，北京的停车位有302万个，比起汽车拥有量，缺口是260万个。如此庞大的缺口，应该把发展现代化的停车场放在首位。事实上，人们没有看到有增加停车场的三年、五年规划，只是看到停车提价。就算提到每小时1万块，缺口还是那么多。
北京市要收交通拥堵费了。据说此例一开，很多城市会跟进。
这个钱，不是不能收。问题是，收了就能解决问题吗？北京拥堵，绝不仅仅是上路车多的问题，还包括规划不合理、开车不守规矩，以及停车位缺失。规划的毛病短期内难解决，那么其他两项能不能先抓一抓，这些招数都用了，还是不解决问题，再通过法律程序去收拥堵费，是不是更有说服力一些？
可惜，真没有迹象要这么做。看看这些年治理拥堵的政策，限号、限牌、停车费涨价，还有收车位费的动议，再加上油税、拥堵费，基本都围绕着已有资源的再分配来考虑，就没有想过扩充或者更高效地利用资源？
二环内收费了，三环四环五环还不一样堵？我们这儿的立汤路、七星路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大部分人的家永远在郊区，大部分人的工作单位永远在城里。难道要一直收费到郊区？
发展公共交通是个思路，可力气都使在城里了，郊区的公交车，间隔时间很长，还有一部分车，晚上七点、九点就早早收工。
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大家走着去上班？
去年中学同学聚会，其中一个同学在交通委上班，我们就聊了聊解决交通难点的思路，结果，对方说的全是打击网约车、收拥堵费、单双号限行之类的想法，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分歧如此之大，让人震惊。
是我们过多考虑自己的利益了，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但换个角度说，政府部门难道不是该站在市民利益上做事吗？
想不到一个点上的事情，还不止交通这一桩。例如个人所得税这件事情，大家嚷嚷好几年了，期望起征点上调。加上现在人民币贬值得快了点，房地产限购，投资理财不那么靠谱，少收点税不行吗？回答是不行啊，时机不成熟啊，单单提高起征点不公平啊。公平的是按家庭收入征收。可家庭收入怎么统计是个难点，扯皮的事情很多，那么等等吧。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这是个“拖”字诀。可说也奇怪，成品油税收说涨就涨了，海淘税收说涨就涨了。增税麻溜的，减点税就这么难。
其余诸如张家口的“草原天路”收费、凤凰古城收费、网约车管理、快递小三轮，等等，无一不引起争议吐槽，思维竟那么不合拍，如同大家没有生活在一个次元中。
其实，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可能都会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轻伤总是无法避免的。无论是管理决策者，还是带有不同利益需求的普通人，可能都要逐渐习惯这种“损失”，毕竟这个世界不可能尽随我愿。这一点，公众得习惯，政府也得习惯。但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管理的法治化、程序化和透明化，要有必须的解释，不是遮遮掩掩硬找借口的那种，而是开诚布公。我记得有一次要出台一项交通政策，事先做民意调查，各个媒体也都报道了，但在媒体提供的路径，如关注官微、微信公众号后，却很难找到调查的链接。最后，还是在一个网媒报道的末尾，才找见一个入口，能进入调查。调查问卷也做得浮皮潦草，一半以上的问题都是在问被调查者的个人情况，诸如年龄、家庭汽车状况、距离工作单位多远等，至于对政策本身提的问题，则简约得很。这种调查显然是不合格的，对政策的制定也是无益的。政策的制定者和老百姓总难想到一个点上，那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啊？
据说现在有一种公共政策预测软件，就是将小到一个街区，大到一个城市的所有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财产状况、性别、信仰等基础情况予以统计，使之数据化。每当要实行新政策时，则使用这个软件进行运算，最后筛选出公众最可能出现的几种反应，根据这些反应，决定政策实施与否，或者再制定进一步的应对政策。对此有研究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这需要特别庞大的运算，但技术上已经不存在太大的障碍。几年过去，不知道这个东西出来没有，如果能装备到政府机构，倒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工具，也算是科学决策。
我家小区附近，原本有一个自由市场，附近好些小区的人，都在这里买菜、买水果、买鸡鸭鱼肉之类。可是忽然有一天，这个市场不见了，人们一时着了慌，到哪里买菜去啊？
替换者当然有，两站地以外有超市。可去超市多费劲啊，而且还少了烟火气，结账需要排队，大包小包的，还需要开车。我就在区政府的官方微博上问了一句，为啥把这个自由市场拆了？
小编还挺负责，真的去问区政府了。回答大意是：这个市场是辖区内典型的脏乱差地区，有诸多隐患，是重点整治的地方。取缔后，政府会安排流动售菜车向居民售菜。
我无言以对。打听了一下，真的有流动售菜车，可惜只到隔壁小区，而且有时间限制，像我这种那个点不出门或不在家的人，恐怕是遇不到。更何况，流动售菜车有卖鱼卖肉的么？有卖烧饼面条的么？有鲜花水果和小玩意儿么？有那种买卖双方聊会天儿互相问好逗咳嗽么？有那种寻找食材的乐趣么？
我得承认，原来的菜市场是够脏乱差的，可这是管理问题，并不是必须拆迁才能解决的。好好地经营，好好地搞卫生，就能成为居民生活最大的活动场所，甚至能成为当地的地标。多伦多的圣劳伦斯市场有200多年历史；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市场已经成了南半球最大的菜市场；东京的筑地海鲜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鲜市场；鹿特丹的Markthal缤纷菜市场号称颜值最高的菜市场，2014年开业的时候是王后剪彩的……好吧，我们的小菜市场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卫生搞好一点，不是难事吧？
菜市场就这么没了。摊贩们无处卖菜，干脆就挤到马路边上摆摊，看上去更乱了。
不料几个月后，不知道是怎么达成的协议，居然在另一个地方，菜市场重新开张了。有意思的是，卫生状况也好转了，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比以前是强多了，里面甚至还有个小停车场。
这说明，菜市场有存在的必要，生活的基础设施不能或缺，也不能简单地替代、凑合。而且，用心一些管理，整洁干净也是能做到的，关键是得有管理。要不然，大家一起跟着背锅，也不公平。
重新进了菜市场，我还有点怨念，说没就没，说有就有，市民一点知情权、发言权都没有。可很快这怨念又化为感动了，哎，那个卖水果的胖子，十几年前就认识了，一直坚守这一片儿，也不容易啊，现在儿子都能帮着看摊了，中午还能去自己车里打个盹儿，比我都阔了。这都是托这个菜市场的福啊。
吃鸡不易
经常做饭的人都有一种苦恼，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好。因为去的市场就附近那几家，卖的东西也就那些，难免容易四顾茫然，站在一堆菜之间发呆。
那天我冲着鱼摊发呆的时候，卖鱼的大姐突然低声说：“我家也卖鸡的。要吃柴鸡跟我说，我让我老公给你杀。”
大姐透露，她老公，还有几个伙伴，都在离市场不远的小树林里卖活鸡。为什么不到市场来卖呢？因为自从闹了禽流感，北京就禁止活禽交易了，所以卖鸡转入地下，跟以前卖毛片的状况差不多，要进树林。
其实我要是想吃鸡，还是有办法的，比如我就遇到过一个卖鸡蛋的大爷，给过我一张名片，是用旧烟盒做的，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柴鸡和柴鸡蛋：135××××××××。冬天的时候，我还真打过一次，一个小时之内，大爷骑着三轮风风火火赶来，后车厢上还盖着大棉被。一掀棉被，都是鸡和鸡蛋。大爷就在我单元门口，慢条斯理杀鸡、拿暖瓶里的开水褪毛。弄完了还自己收拾干净。那次我买了两只大公鸡和十几斤鸡蛋，花了三百多。
我问为啥要当面操作啊？大爷说，为了让顾客放心。
可我们小区毕竟是个高档小区，搞这种血糊糊的交易非常不妥，更何况还有很多遛狗的人。所以叫过一次大爷之后，就没好意思再叫。那两只鸡，省着吃，吃了好长一段时间。
为什么一定要吃鸡呢？我想这和我小时候的食物短缺有关。这么说吧，我小时候赶上计划经济时代了，猪肉牛奶什么的，都是按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多少，都要划本儿的，多了没有。带鱼黄花鱼什么的，只有逢年过节才可能出现。至于鸡，压根就见不着。
也不是全没有，当时我父亲在部队，扎驻在陕西武功。我妈每年一次探亲假，带我去见我爸，我爸就会带着我去集上买鸡。当然，也是鬼鬼祟祟的，因为赶集，是资本主义尾巴，按理说该割掉的，但是……因为只有那里有鸡，所以还是要去。
我父母都是普通人，钱紧，讲不下价钱来的事经常发生。印象中，最好不过的，是遇到得了瘟病快要死的鸡，这个时候就要狠狠杀价，往往特别便宜。买下来，要趁鸡没病死之前杀掉。如果病死了，那就不能买，不要钱都不能吃。总之，每一年的探亲假，我都会跟家长去一次集市，买上一只奄奄一息的鸡，回来用煤油炉子炖上一锅汤，那叫一个香啊。
小时候最爱看的一本小人书，是《鸡毛信》。里面有一张画，画的是日本鬼子进村，抢了老百姓的鸡，直接煮了，拿刺刀挑着吃。一看那场景，我就馋了。我妈跟我说，鬼子的确爱吃鸡。她小时候在河北农村，赶上抗日战争了。村口一有人喊鬼子来了，家里的鸡立马钻到八仙桌底下，叠罗汉一般一个压一个藏着，一声不吭，浑身哆嗦。
长大以后看字书，读陈梦因的《讲食集》，也说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大员梁寒操在贵州，教那里的厨子熬鸡肉粥——将整鸡放在米中煮，烧得烂了，将鸡提出，去骨，鸡肉撕碎放回去，再加葱姜盐。这画面感太强了，看到将鸡提出那个动作，整个人都受不了了，馋得坐立不安。
人的胃是有记忆力的，小时候吃的好吃的，能留一辈子。我爸炖的鸡汤的香味，长久地留在我的胃中。后来上班挣钱，可以在自由市场随便买鸡，买上一只，很简单地放点料酒，用葱姜盐炖上一锅，能吃好几顿，泡米饭一顿，煮馄饨一顿，下面条一顿……第一口鸡汤咽下去的时候，那种通体舒坦、那种欲望被满足的感觉难以言表，这让我的单身生活，比大多数人都更上了层次。
买鸡，也有奇葩故事。
自由市场卖鸡，放血之后，一般拿热水烫一烫鸡，再搁进一个电动的去毛机器里，机器一转，往里倒盆水，鸡毛就下来了。之后简单收拾一下，鸡就干净了。可有一段时间，我们自由市场的去毛机器不让用了，卖鸡的摊贩又开始用手工褪毛。
这是为啥啊？劳动强度那么大，工作量上去了，也弄不干净啊。
卖鸡的哥们跟我解释，说是有个动物保护主义的人把他们给举报了，认为用这个机器是虐待动物。然后，市场管理就下命令了，不让用这个机器了。
当时我有点哭笑不得。搁进机器里的时候，鸡已经死了啊——也许还没死透？闹不懂。卖鸡的哥们也想不通，说不让就不让吧，做生意不容易，听管理，老实不出事最好。几周之后我再去，看见那个机器恢复使用了。举报管的事儿，就一阵儿。
闹“非典”的时候，我掂量着大概有很长时间要宅在家里了，于是出去买鸡，准备做长期困守的准备。可还是下手晚了，开车跑了好几个自由市场，都没了。不仅没有鸡，肉啊蛋啊什么的也不多了，当时不都往家囤吃的么？最后，终于在东沙各庄的市场里看到了鸡，就一只了。说是鸡，也就跟鸽子差不多大，连童子鸡都算不上，刚长毛羽而已，老板要价三十。看我犹豫，老板不耐烦了，问我到底要不要，说过会儿连这只都没了。那还能不要？
可这小鸡也不够扛啊。我决定再去超市撞撞运气。我记得大超市里，也曾经卖过活鸡的。没想到超市更让人失望，不仅没活鸡，冷冻柜台里也快空了。慌忙之中，拿了只冰冻的西装鸡回家，心想难吃就难吃吧，总比没有强。
还真不如没有呢。后来弹尽粮绝之际，我用西装鸡熬了一锅汤，就喝了一口差点没吐了，一股子酸臭味道。看来吃添加剂长大的鸡，根本就没法熬汤。心疼了一会儿，还是全给倒掉了。
这里就要说到工业化对食物的影响。一直以来，无论荤素，食物都是跟农牧渔业扯在一起的。但从20世纪开始，食物开始工业化了。大棚种植还说得过去，流水线养鸡鸭，喂添加剂饲料，造反式脂肪酸，诸如此类，一细想，就让人觉得不香，而且还有隐隐的不安全感。虽然这个做法一定程度解决了食物短缺，但是，那不是把人也当牲口喂了么？而且也太缺乏诗情画意了。这事不能细想，有次吃三文鱼刺身，同桌的朋友说起刚去欧洲参观了深海养殖三文鱼：“他们丫拿大探照灯往海里照，不让三文鱼睡觉。醒着也没啥事干啊，那些鱼就吃食儿，不停吃，肉就长得快，就能早上市，成本反而低。”弄得我一筷子肉停在半空中，不知道是吃还是不吃。
就是因为有了工业化养殖，才让鸡有了土鸡、柴鸡、草鸡以及西装鸡、分割鸡这一类的区别。口味和价钱，都两极化了。十几年前，在自由市场买只柴鸡，也就十几块钱，到了“非典”那年，就上涨到五十多块钱了。现在，要在网上买生鲜，弄只像样的柴鸡，得一百元以上。
但鸡要是都脱毛裸体了，冻上，就很难分清楚。
因此，我对自由市场不让卖活禽也比较有意见。一直认为，禽流感啥的，只不过是个借口，难管理才是真的。一地鸡毛鸡下水，脏乱差，又难以打扫，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费那么大劲干嘛啊，都取缔了得了。简单是简单，但要吃口鸡，又难了。据说香港的活禽市场也要逐步取消，那么，爱吃鸡的人到哪儿去找那一口呢？
别说冻鸡也能吃。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超市，除非到了真无退路的时候，那些冰冻的鸡，即使标明为柴鸡土鸡，我都不敢买，不知来路，那颜色和表情，越看越觉得可疑。
按说现代化给人方便，但实际上，带来的也是麻烦，尤其是管理者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至少，现代化可能终结某些生活方式，正常状况下唾手可得的东西，突然就变稀罕物了。我一点都不觉得这叫“进步”。
当然这不只说的是鸡。
自由市场不让卖活禽，又不好意思麻烦送鸡上门的，我就只好在网上买鸡。网上卖柴鸡的多，但也不是家家都好，有的是喂的混合饲料，不是网页上吹嘘的纯柴鸡，还有的，不带鸡胗鸡肝这些精华配件，让人觉得心里相当不爽。当然也有好的。有一次我在江西一家网店买了鸡，人家真是从山里小村开始发货，结果发出三天了，还没收到。
店家急了，给快递打电话催。第二天我刚起床，就有快递师傅敲门，把鸡送来了。
我往外一瞧，没看见快递车，倒是有辆出租车停在门口。快递师傅解释，店家催得太急，干脆就打了出租车送这趟货了。
真是良心企业啊。我激动起来，拉着师傅的手说：“太不容易了。你是怎么打到车的啊？”
我们为食物埋的单
刚养猫的时候，完全不懂猫粮的门道。去超市，看见包装得还不错的猫粮，就拿了两袋放购物车中。可结账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一个姑娘直回头看我，最后忍不住说：你以后不要买国产的猫粮，要给猫吃天然粮。
当时我基本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认识的养猫的朋友多了，慢慢才了解了一些。江湖传言，某些国产猫粮为了降低成本，使用“再生肉”，就是动物下水和皮毛粉碎后的物品制成。有的还添加了诱食剂。为了显示蛋白质多，甚至会添加三聚氰胺什么的……这都是传言，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买国外生产的天然粮，纯肉和粮食制成的那种。给猫吃进口天然粮，才是负责任的主人。
这就跟给孩子吃澳大利亚新西兰奶粉一个道理。有位朋友说，这也等于“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
当然，进口天然猫粮要贵很多倍，成本高嘛，还有运输费用和税。可是，贵有贵的道理。因为贵一些的食物，才是“让人放心”的。
有一次参加饭局，身边坐着一位食品研究所的老师。我向他请教：怎样分辨食品的安全性？什么样的食物，吃着才能放心一点？
他沉吟半天，回答：这么说吧，贵一点的，安全性稍微高一些。比如你去买醋，玻璃瓶装的贵一些，就比塑料桶装的安全点。塑料桶装的，甭管装多久，它多少会受塑化剂的污染，是不是？所以，要是我就买玻璃瓶装的。
从那以后，我买醋买酱油买料酒，都改成买玻璃瓶的了。我觉得这位老师说得在理，就好比在超市买排骨吧，我买过一次大减价的，便宜，但颜色发灰，炖好了吃，肉是柴的，很难撕咬，严重怀疑是僵尸肉。同样的超市，买那种特别贵的小猪排，炖好了简直入口即化，不过代价也不低，买上两三斤，就二百多元了。
为什么不吃点好的呢？我经常这么劝慰自己。把钱用在吃上，总比把钱用在药上强吧。我想，所谓安全食品，就是不怎么喂添加剂的肉食，和不怎么下农药催熟剂化肥的素食。既然如此，那么成本就会增加，希望用便宜的价格去买安全的食物，本身就是妄想。贵，自然有贵的道理。
我爸年纪大了，有老年证，坐公交车是不花钱的。所以，他有时候闲得没事，就会坐车去找便宜的东西——比如到火车站附近，找到一个超市，里面的各种食物都便宜，特别是点心。他买了许多，还送给我。我就老劝他：别买那些便宜的吃的。火车站的吃的，能相信吗？
他说对。可是过两天还去买。有分析说，老年人不挣钱了，所以消费的水准会拉低，什么东西都图便宜。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最重要的是，他们骨子里依旧相信这个社会是有秩序的，是人人都遵守起码的道德准则、商业准则，相信大家都有起码的底线。可我们年轻一点的，却不相信了。
给，就拿着。每次回家，我都会带些贵的食物，米、油、排骨、柴鸡蛋什么的，再从父母那里拿回一些便宜的食物。这些食物不能扔，我也吃，味道上并无异样，有的甚至还不错。只是吃的时候，心里总有种没底的感觉。
多年以前，在西苑饭店后边，二里沟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有个饭馆，专门卖大蒜辣子鲶鱼。有一阵特别迷那道菜，三天两头去吃。后来搬家离太远，就不去了，但是很怀念那个味道，就自己试着做，虽然味道形态远远赶不上饭馆的，但意思是有了。
问题来了：我住的这个地方，要买鱼就去附近的自由市场，或者超市。但自由市场很长一段时间不见鲶鱼的踪迹，超市就更别提了。我到哪儿买鲶鱼去啊？
问卖鱼的阿姨，怎么不进点鲶鱼啊？她说，那东西没人吃，不仅卖不出价钱，而且还总卖不出去。原因呢，是有一阵疯传鲶鱼是吃水里的垃圾长大的，特别脏，“下水道要是堵了，放条鲶鱼进去，都能给钻通了”。这样的鱼，能吃吗？那一段时间，也有人这么说小龙虾。于是，鲶鱼不卖，小龙虾也不卖，真是流言可怖。
没辙，只好买点嘎鱼之类的代替鲶鱼，但口味真的不如鲶鱼。
离我比较远的地方回龙观，有个城北市场，规模极大。有一次去转悠，意外地发现，这里有多得数不清的鲶鱼。那些鲶鱼都放在大水池子里，密密麻麻，在池中翻滚着，看得我心花怒放，立刻说，这个我得买一条。
仔细看，鲶鱼有两种，黑色的和黄色的。老板说，黄色的比黑色的好，也比黑色的每斤贵两块。具体是为什么，不肯透露。
那还犹豫什么？买黄色的啊。
没想到，人家不卖。店老板说，我们只搞批发，你要买就得十条以上，一条不卖。
好说歹说，人家同意卖一条，但是不管杀。这就麻烦了，鲶鱼大家都知道，又厉害，又滑，不好控制。我要拎回家去杀，还不知道闹出多大动静呢。看我为难，老板指点我说，你到马路对面去，他们有零售。
马路对面的店是有零售，但人家没有鲶鱼。跟零售的老板商量，那老板说，这个好办，你等着。说话间就又过了马路，到批发店拎出一条大鲶鱼来，活蹦乱跳地扔进筐里，称重，宰杀。每斤，又加价了两元。
至今，我对这个卖法大惑不解。怎么打算多花钱，还花得这么费劲呢？
从逻辑上来说，贵的就是好的，这没错。但贵的就真的安全吗？在城北市场，我还买过一条很贵的鱼，东星斑。具体多贵就不说了，是死的，但还很鲜，清蒸味道不错。老板说，之所以贵，是因为这是野生的海鱼，运输又要求快，一路高速路费摊下来，贵是理所当然。
把这事说给一位老饕听，他大不以为然。“东星斑怎么能吃死的呢？必须是活鱼才能吃。这要是在广东，吃死的东星斑，会被人鄙视的。”
活的海鱼，甭管卖多贵，北京有吗？只能说，曾经有过。比如某某海鲜市场，就有活的。但两个月前记者暗访，那些鲜活的鱼，之所以能从沿海长途运到北京，是因为在水里下了麻药，叫做“丁香油水门汀”。这药往水里一放，鱼就犹如吃了蒙汗药，被麻翻了，在水中也不折腾也不耗氧了，到了市场，换了干净水，缓一天，全醒了过来。
这药是干吗用的？牙科医院常用这个东西——谁牙疼了，要打个封闭盖个牙髓，就使这个。它属于国家“明令严格控制的医疗制剂”，不能用于食物，怎么大批流到鱼贩子手里的，不知道。
瞧，贵的也不一定安全，要想真正安全，就必须更贵——一路上不停地往水里打氧气，成本更高。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都开始怀疑，文化人也好，白领也好，精英也好，想要吃安全的食物，是不是得先问问自己，你吃得起吗？如果所有的食物都严格按照安全标准来生产，大家会不会饿肚子？
抑或，我们只配凑合着吃？因为，就这消费水平。
有点遗憾的是，这个城北市场年底就要迁走了，鲶鱼的事情今后依旧没有着落。无处安放的鲶鱼和东星斑，贵不贵的，还真不容易吃到了。
在淘宝店上买东西，遇到过一个奇怪的现象。同样的东西，品牌大小规格都一样，价格却是千差万别。比如我家猫喜欢的大猫盆，就是用瓦楞纸做的一个盆，猫可以蜷在里面睡觉，也可以挠着玩。这么一个东西，价格能差上十倍，便宜的就三五十元还包邮，贵的，可以标价到上百元甚至三百多元。
这是为啥啊？有几元几十元的差价可以理解，差这么多，就不好理解。看材料，都是纸板嘛，能贵到哪里去？那些贵的，能卖得动吗？
吃的也有这种现象，比如面包，比如酱肉，等等。
后来和开淘宝店的朋友一聊，才发现这里面是有门道的。有人开了店，自己既没有库房，也没有货物，却什么都卖。原因呢，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备货，在网上看见什么东西，觉得好卖了，就扒过来，加价，往自己的店里一挂。如果有人下单，他也会下单，留的是买家的地址信息，等于直接让原始卖家把货发给自己的买家，而自己坐地就赚了个差价。至于东西是什么，怎么吃、怎么用，可能自己都不尽了然。
难怪哦，有时候我买的四川店家的货，却从贵州发货，买的北京店家的货，却从山东发货……问过店家是怎么回事，人家回答，因为厂房或者库房在那里。
也许，真的是库房在那里吧，但也许，就是遇到了空手道的店。
我问朋友：问题是，顾客不会货比三家吗？怎么就会放着便宜的东西不买，却非要买贵的呢？
朋友答：那没办法。有的人就是喜欢买贵的。便宜的，买着不放心嘛。
致我们日趋混乱的健康观
加上我微信之后，我爹经常给我发一些有关健康的文章链接，并且提醒我收看电视里的健康节目。确实，我这个年龄也到了关注健康的时候了。
可说句实话，我真的看不下去那些节目，尤其是嘉宾主持振振有词、唾沫横飞的样子。他们说要多吃某些食物的时候，扒拉出原因，竟然是因为食物里有叶绿素——恕我读书少，我只知道叶绿素能让叶子变绿，产生光合作用，除此之外，我从没想象过叶绿素对人的健康有什么影响，我逻辑不行，转不过来。
记得多年前听过一个气功师的讲座，气功师站在台上发功，然后通过扩音器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感觉？”底下人纷纷应和：脸有点发热、肩膀有点麻……这种口气现在依旧出现在电视上，嘉宾总是对腰酸腿疼的老太太说：你是不是休息不好了？维生素（或者胡萝卜素、蛋白质、叶绿素、营养素）补充得不够吧？老太太立刻点头，大家鼓掌。
不靠谱，是我对健康节目的普遍看法，也包括报纸上的健康版和网站的健康频道。这倒不是因为我有成见，而是我办过这类版面。想当年我在报纸做副刊的时候，就一定要做这个版，读者多啊，阅读量大，广告就上得多。那时候报纸上有三个版面是必须有的，健康、电视节目、漫画，要是有一天没了，读者还会抗议。
好吧，现在就说说我们收到的奇葩来稿。比如，你知道正确的淋浴方式吗？一篇文章娓娓道来：先洗头发，后洗上身，再洗下身，最后洗脚。原因么，水是从上向下流的，洗下的细菌污垢正好从上到下被冲走。如果顺序不对，某些部位就会白洗，甚至会引起感染发炎。
乍一看，这稿子一点毛病没有，贴近生活，具有简明的指导作用。可仔细一想，不对啊，有谁从下往上洗吗？
很多健康类的稿件都是这个毛病，说的是正确的废话。我还在网上看过一篇《怎样做爱能延年益寿》的文章，内容是要讲卫生，不要过频也不要过少，因人而异什么的，也属于片汤话。还好，没拿出《素女经》里采阴补阳那一套来。
这还不算最过分的，最过分的是有一位大爷，手里拿着厚厚一本剪报，来到编辑部投稿。
我接过剪报一看，都是从其他报纸上剪下来的“豆腐块”，各种健康小常识、小窍门，整齐地贴好，每篇文章后面都被大爷一笔一画改了署名。也就是说，大爷要把这些“豆腐块”当成自己的作品拿来发表。我只好耐心地跟他解释，这样做是不行的，这些文章我们不能用。大爷碰了钉子，干脆拿出茶杯，在编辑部坐了下来，准备软磨硬泡。大爷说：“不用那么正经吧，这些文章不都是你抄我我抄你的吗？”
坐了一段时间后，大爷看到我没松口，干脆拿出了杀手锏。他神奇地从手提包里抽出一条骆驼烟，放在了我桌子上。那是一条假烟。当然，就是真的我也不能收。于是，发不发稿的纠缠变成了收不收烟的纠缠。反反复复闹了半天，烟还是被塞回到大爷的包中。
大爷愤怒了，他被我们劝离办公室后，在楼道里高声大喊：“你们是什么破报纸啊？你们就这么对待作者吗？我看你们明天就会倒闭！”
后来处理来稿多了，我发现健康类稿件有两大作者群。一类是像大爷这样闲在家中的退休或无业人员，年纪都不小了，他们东摘西抄，海量投稿，为的是挣几十元的稿费，这样菜钱就有了。还有一类是自由撰稿者，就图写着快，也是为了挣稿费。总之，他们并不真的打算关心健康，只知道这类稿件的需求量，抱着蚂蚁再小也是肉的心态，大批生产，只要有个引人注目的标题（这项工作还往往由编辑代劳）就OK了。
我们的健康观就被这样的人左右着。这类文章（或者栏目）虽烂，但总能瞬间神奇地让人的智力降下来，不停地反省自己，感觉自己做错了很多事，简直对自己的身体极度不负责任。它们让人在不断地对自己的否认过程中，日趋混乱。
为什么低质的健康信息总有市场？当然和文化传统有关系。古人是最讲究食疗食补的，呼吸吐纳甚至男女之事，都能扯到养生上去，各种神秘的记载，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当代。这几十年，各种大师大神辈出，喝鸡血、养红茶菌、甩手、香功以及各种门派气功你方唱罢我登场，潮流一阵一阵的，当然与这样的文化基础有关。
另一个因素就是生活质量。从理论上来说，合理的饮食结构、足够的休息、适度的锻炼、讲卫生以及轻松的心态，这些具备了，不健康都难。可是——大家做不到啊。年轻人忙着加班和刷夜，年纪大了又要对抗衰老，各种疲惫，所以就想着找更简捷健康的办法，或者力所能及地去改善一些细节。这就是养生市场如此繁荣的原因之一。
健康信息多如牛毛，可如果所有的常识都说尽了，车轱辘话也讲得毫无意趣了，该怎么办？炮制者们还有一招，那就是“颠覆”。把人们原有的健康概念彻底否定，告诉你新的“常识”，而这一点，在食物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比如，我在餐厅里吃过一道“西柠煎软鸡”，好吃，回家就想试着做做。在网上搜出做法，看到要用料酒腌鸡肉，还要使用柠檬、醋和奶粉。这个网页很负责任，把各种原材料对人身体有什么好处都详细说了，但最后又补充了一段：食物是相克的，牛奶不能和水果、醋、酒精一同吃。看完这句，我就凌乱了，这到底是让不让人吃呢？
这就是“颠覆”。
有一段时间，我妈总是叮嘱我，你喜欢熬鸡汤喝，这不健康。鸡汤里都是油，熬好汤，把鸡肉吃了就得了，不要喝汤。这对鸡汤补营养的观念是个颠覆。我问她哪儿看来的，她说是从一位老中医写的书里看到的。
我就纳闷儿了，这书我也看过，可我怎么记得是正相反呢？于是，我把书找来，认真翻阅。真相大白，这本书分上下两册，在上册中，老中医提到喝鸡汤不好，要吃鸡肉。在下册中，老中医又把事情颠覆回来了，他告诉大家，鸡的营养都在汤里，鸡肉就像熬中药剩下的药渣，所以，应该喝鸡汤，鸡肉倒掉就好。
看，整本书都不能信了，甚至这个人，都没法信，随口就来啊。
中医这样，西医呢？
说个简单的吧。体检了几十年了，每年都有量身高这一项。我这身高挺神奇，有时候1.75米，有时候1.71米，每年数据都不一样，忽高忽低。我想是有时候头抬高了，有时候有点哈腰，或者量尺有误差，但都在可理解的范围之内。然而有一次我被颠覆了。那一次，体检中心用了先进的电子量尺，人一上去，啪嗒一闪，身高就测出来了。我一瞧，只有1.63米。
看着医生把数字填在表上，我提出质疑：“大夫，您瞧我，不止这么点吧？”
大夫打量了我一眼，笑着说：“不服不行啊，你得相信科学。”
这颠覆够大吧？还只是个开始。到了隔壁，测骨密度，我又被上课了。
测骨密度很简单，就是把手放到一个类似扫描仪的机器上，扫一下，数据就出来了。我是头一次测骨密度，大夫看着数据说：“你这是骨质疏松啊。你这骨头和70岁没区别啊。”
我大惊：“怎么会？”
大夫问：“你爱喝酒吧？”
我答：“偶尔，不常喝。”
“那你爱喝可乐雪碧。”
“不爱喝。”
“那就是总喝咖啡。”
“从不喝咖啡啊。”
大夫想了想，说：“你喝茶吧？”
我点头。
“没错，就是喝茶喝的。茶是酸性的你知道吗？直接让钙质流失。别喝茶了，多吃点钙片吧。”
我当时被颠覆得目瞪口呆。我打小就被教育，茶是碱性，到了今天怎么突然就变酸性了？后来我上网去搜，答案可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茶叶是碱性，泡出茶水就是酸性的。有人说要是铁观音普洱是碱性，绿茶就是酸性……总之，搜了比不搜还混乱。
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体检之后回到单位，同事老周站在楼道里端着他的茶杯。老周和我是茶友，经常在楼道里边喝茶边聊几句，还互相借过茶叶，可这回，他杯子里装的是白水。
我一看就乐了，问他：“大夫说你骨质疏松了吧？骨头跟70岁的人似的。”
老周说：“对呀，他也这么说你了？”
然后，我们俩就在楼道里，呵呵地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