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备集团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计划，并不是说荆州、益州完全被刘备所占。无论是荆州还是益州，都有不属于刘备的地方。
在荆州，江夏郡是属于孙吴的。第三次重分荆州，刘备又向孙权让出了长沙、桂阳二郡。
在益州，汉中郡也不是刘备的，它先被张鲁所据，后来又归了曹操。
大凡古代用兵伐国者，开基创业者，总希望地越广越好。地广则兵多，地广则粮足。然而，有时因客观条件所限，一个人不可能占尽全部地盘。因此，不同的地盘就具有不同的意义，而因其意义不同，人们对它就有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古代兵家把地分为九种，并提出九种对待原则：
散地，即无关隘可据，兵易散走之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
轻地，即“始入敌境，未背险要，士卒思还，难进易退”之地。轻地则不可居止。
争地，即有山水隘口，有险固之利，两敌所争之地。对争地要抢先占领，避免陷入与敌争夺的被动。
交地，即“我可以往，彼亦可以来”之地。对于这种地方，不可使交通断绝。
衢地，即“先至而得天下之众”的地方。据此地当与邻国交好。
重地，即人敌很深，不易撤军返回的地方。居于这种地方应有足够的军资储备。
圮地，即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方。这种地方不可久留。
围地，即入则隘险，归则迂回，进退无所从之地。对这种地方，当以奇谋制胜。
死地，即力战则存，不力战则亡之地。居此地者要殊死而战。
对于刘备来说，荆州既是争地，又是衢地。说它是争地，即刘备一定要有荆州，哪怕不是全部占有。否则，他既不能进兵益州，更无法实现两路夹攻中原的计划。说它是衢地，即刘备要让出一些利益给孙权，以与他搞好关系。
然而，汉中郡就不同了，它是益州北面的门户，对于刘备来说，它只是争地。不管是张鲁是汉中的主人，还是曹操据有汉中，刘备都要力争！即使是刘备陷入了与对手夺争地的被动，他也要非争不可！
汉中对整个益州来说，的确是太重要了。《华阳国志·汉中志》这样记载汉中：
汉中郡，本附庸国，属。周赧王三年，秦惠文王置郡，因水名也。汉有二源，东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贡》“〔导漾东流〕为汉”是也；西源出陇西〔西县〕蟠冢山，会白水，经葭萌入汉。始源曰沔，故曰“汉沔”。在《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其应上昭于天。又曰：“惟天有汉。”其分野与巴、蜀同占。其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西、阴平，北接秦川。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汉中的历史：它从战国时期变为秦国的一个郡。我们还可以知道汉中的地理概况：汉水从汉中流过，它东与湖北相接，西与甘肃相接，北面是八百里秦川，南面是富饶的四川盆地。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产物品与蜀中差不多。
汉中与东西南北四面的关系，仅用一个“接”字还不足以说明它的重要。让我们再看看它是如何与四方相接的。
汉中是个四面是山的盆地。它北至关中要翻过横亘的秦岭；南至蜀中要翻过连绵的大巴山；东至湖北要穿越广袤的鄂豫山区；西至甘肃要越过那里的祁山。从汉中到秦川，有褒斜、傥骆、子午三条谷道。从汉中到蜀中，“自勉县向西，出阳平关（古阳安关），由山道抵白水关（今四川青川白水镇），然后沿白龙江河谷至广元老昭化（古葭萌），再溯清江河西至沙溪坝，转而向南，经剑阁道人剑门。此即秦汉至南北朝间由关中入蜀的主道”。无论从关中到蜀中还是从蜀中到关中，汉中都是必经之路。
汉中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所以它自战国时起即为争地。
秦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开始与秦国往来。秦为了入蜀方便，于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派左庶长在汉中南郑建城。秦惠公十三年（前387），蜀取南郑。秦惠文王执政时，蜀王把自己的弟弟封于汉中。秦惠文王九年（前316），秦利用蜀国内部矛盾出兵灭蜀，南郑复归秦。秦惠文王十三年，秦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匀，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秦昭襄王三年（前304），与楚王会黄棘，又把汉中的上庸县（治今湖北竹山西南）还给楚国。从秦国与蜀国、秦国与楚国围绕汉中地区的争夺，可见这个地区的重要。
秦汉时期，天下一统，汉中、蜀中，均为统一的中央政权的行政区域，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东汉末期，天下分崩，刘焉据蜀中，张鲁占汉中，蜀中与汉中的唇齿关系立即显露出来。
据史书记载，刘焉与张鲁两家的关系是很好的。初平中，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
刘焉为什么与张鲁家关系密切？为什么派他驻守汉中？这得从张鲁的家世谈起。
张鲁字公祺，据史书记载，他是沛国丰县（治今江苏丰县）人。但从他的祖父起，张鲁家就迁往益州居住。因此应该说，张鲁祖籍沛国，长于益州。
张鲁家三代传道，是个道教世家。张鲁的祖父名叫张陵，是天师道的创始人。因当时习惯把道教人物的名字中加“道”字，所以又称张道陵。张陵本是太学书生，博览儒家经典，熟读儒家五经。后来他丢下经书，开始修炼长生之道。据说在学道的过程中，他得到了黄帝九鼎丹法。他听说蜀地富饶，民风淳厚，容易教化，而且那里名山很多，是修炼的好地方，便率领子弟们进入蜀中，在鹄鸣山（在今四川大邑西北）修道。在这里，张陵精思炼志，着作道书二十四篇。张陵通晓医术，又用符水治病，他借道行医，借医传道，很快就在当地出了名。
随着教徒的不断加入，张陵所创道教不断扩大。为了便于控制教徒，张陵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建设。他在教徒中设“祭酒”、“鬼令”之职，分掌道徒众事。张陵还为教徒制定了一系列教规，如让教徒随事轮流捐出米、绢、纸、笔、樵薪等物品。教徒有病者，皆将自己所犯过失亲手记录下来扔进水中，并向神灵发誓不再重犯，若再犯便不愈身死。他又让教徒做一些架桥修路的善事，说不这样也会有灾祸降临。还宣扬道行高者，可“白日升天”成仙。道教利用炼丹成仙，做善事消灾灭祸，虽为封建迷信妄说，但它对于当时灾难深重的下层群众却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因此，张陵在蜀地宣传组织的宗教势力，其影响越来越大。
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任为教主，张衡死后，张鲁又接替张衡之职。张氏一家三代经营天师道，其势力的强大可想而知。刘焉与张氏关系很好，一来出于对天师道的信奉。张鲁的母亲“有少容”，即年老而有少妇的容貌，这使刘焉看重道家导气养生之术。二来刘焉初入蜀中，需要寻求蜀中各种势力的支持。张氏天师道经三代经营，在蜀中既有影响，也有势力，刘焉交好于张鲁，也是为了利用张鲁的力量。
刘焉任益州刺史以后，以张鲁为督义司马，以张修为别部司马，让他们率兵进入汉中驻守。这支进入汉中的部队，应该说是一支道教武装。它的首领张鲁、张修都是道教首领。关于张修，有关史籍是这样记载的：
熹平（汉灵帝年号，172-177）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汉灵帝年号，178-183）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
张修所传之道，与张陵、张衡、张鲁同出一系。在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七月，张修之道便开始造反，“寇郡县”，较早地具有道教武装的性质。
张鲁、张修进入汉中以后，不久就产生了矛盾。张鲁袭杀张修，尽有其众。不过，二张之间发生的这场火并，并未失去张鲁进入汉中的意义。
张鲁进入汉中，首先遵照刘焉的旨意，“断绝谷阁，杀害汉使”。这里所说的谷阁，即指褒斜谷中的栈道。前面我们讲过，从关中进入汉中，要越过秦岭。当时有三条穿越秦岭的谷道可到达汉中，一条是褒斜谷道，一条是傥骆谷道，一条是子午谷道。自古山道皆因水而成，而汉中的谷道崖陡水急，几乎无行人落脚之处，这里的交通主要靠栈道。那时的栈道主要是木结构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水中立柱，然后把横梁一头搭在柱子上，一头插入峭壁中，再在梁上铺板。山中河流水量常随季节变化，汛期到来，山洪常冲坏立柱，或淹没栈道。另一种形式是在岸边峭壁上离水面比较高的地方凿上下两排方孔，上一排方孔插横梁，下一排方孔斜插立木与横梁呈三角斜立支撑，然后再在横梁上铺板。从关中进入汉中的三条谷道中，大部分栈道集中在褒斜谷道，张鲁破坏了这里的栈道，增加了从北面穿秦岭入汉中的难度。这就为益州的安全加了第一道保险。
张鲁进入汉中后，大力发展道教，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张鲁的道教组织，有师君，有治头祭酒，有治头大祭酒。每个祭酒都领有部众，都有让部众悔过和对部众施以刑罚的权力。这个组织显然不是单纯的宗教组织，而是兼有行政职能。特别是到后来，张鲁又任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成为汉中的地方长官和宗教领袖，使汉中张鲁政权政教合一的性质更为显着。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为益州的安全又增加了一道保险。
刘璋继任益州刺史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张鲁因在汉中势力增强，便对刘璋骄恣不顺，刘璋一怒之下，把张鲁留在益州的母亲及家室全部杀死。刘璋与张鲁闹翻，显然对益州安全不利，使汉中由益州的门户变成了益州的威胁。但刘璋、张鲁各自有其弱点。刘璋暗弱无能，他并不打算占有汉中，驱逐张鲁，而是派大将杨怀、高沛驻关头，防止张鲁南下。张鲁也是个自守之辈，他也只想守住汉中。而且，就张鲁的力量，想占领益州，取代刘璋也是困难的。刘璋的暗弱，张鲁的自守，使得益州与汉中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
尽管张鲁恨透了刘璋，但从客观形势讲，汉中有张鲁这样一个割据政权更不利于关中。因为刘璋弱而曹操强，对于张鲁来讲，来自北边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南方。为了自身生存计，张鲁的防御重点也要放在对付北面，这在客观上也起了藩屏益州的作用。
张鲁破坏了褒斜谷栈道，确实给曹操南入汉中带来困难。曹操一面修路一面进军，当时的艰苦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从曹魏另一次对汉中用兵的记载可以看出来。太和四年（230），曹魏大司曹真率军从子午谷人汉中，散骑常侍王肃说：
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此谓平途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阻险，凿路而前，则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实行军之大忌也。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才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是贼偏得以逸而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
曹真率军边修路边前进，劳苦程度超过常规行军一百倍。他出发了一个月，才走了子午谷的一半，使得战士们把精力体力都用在修路上，搞得疲惫不堪。曹操虽没走子午谷，但他当时走褒斜的情形，不会比曹真好多少。
曹操南征汉中张鲁，不但在谷道上行军困难，当他走出谷道，攻打汉中的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西南）时，也不像他预想的那么容易。他临人汉中前，听凉州从事和武都降人说，张鲁易攻，阳平城下南北山相隔很远，难以守住。及到了阳平关下，与听说的情况相去甚远，不由长叹一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
当然，曹操的这次出兵，最终还是攻下了阳平关，占领了汉中。但曹操是怎样攻下阳平关的呢？
历史上有三种记载。
魏臣董昭说，曹操至阳平关下，挥军攻打阳平山上张鲁军的据点，但迟迟攻不下来，士兵伤亡很重。曹操十分泄气，想把军队撤下来退回关中，便派大将军夏侯悖、将军许褚招呼山上的曹兵撤回。但前军还没来得及撤下来，天就大黑了。夜色中，曹军迷路，误入张鲁营中。张鲁军以为曹军偷袭得手，四散逃走。侍中辛毗、刘晔等人告诉夏侯悖、许褚说：“官军已占据敌人要塞，张鲁军败退。”夏、许二将还不相信。他们亲自看过，才知果然如此。于是报告曹操，“进兵定之，幸而克获”。
曹操另一个大臣杨暨说，曹操征张鲁时，带领十万大军，亲临前线，指授方略，用民间之麦以为军粮。张鲁的弟弟张卫镇守阳平关，地险守易，虽然曹军有精兵虎将，也无计可施。曹操与之对军三日，无法取胜，决定退军。不想天助大魏，张鲁守军自己溃退，因此曹操取得汉中。
还有记载说，张鲁的弟弟张卫镇守阳平关，曹兵进军不成，军粮已尽。曹操打算撤兵，西曹掾东郡人郭谌说：“不可。张鲁已决定投降，张卫虽负险顽抗，但可以攻破。现在我们悬军深入，前进必克敌，后退必不可免灾。”曹操仍未下定决心。当天夜里，忽有野麇数千头受惊奔突，冲坏张卫军营，而曹将高祚等人又误与张卫军遭遇。高祚等赶快呜鼓角招集众人，而张卫等以为曹操大军掩杀过来，于是便缴械投降。
三种记载，虽然在某些细节上略有不同，但都反映了汉中难攻，曹操几乎失去了再打下去的信心。只是由于偶然的情况，曹操才取得胜利。这次进兵之难，甚至在十多年以后，在曹魏政权内还有人记忆犹新，引为教训。魏明帝太和年中，曹真上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进入汉中。司空陈群说：“太祖（即曹操）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今既无所因，且斜谷阻险，难以进退，转运必见抄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
曹操从关中南下攻打汉中之难，正说明汉中对益州的藩屏意义。刘焉父子据有益州将近三十年，张鲁占据汉中也近三十年。对于刘焉父子来说，把汉中张鲁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是益州安全的最好保障。但汉中作为一个与己对立的独立政权，只要双方保持平衡，也会在客观上起到藩屏益州的作用。
张鲁占据汉中近三十年，益州、汉中的平衡也保持了近三十年。
尽管近三十年是个不短的时间，但这个维持了长时间的平衡却十分脆弱，一旦外界有些变化，这个平衡就会失重。
实际上，益州、汉中的平衡在建安十六年（211）就已经开始变化。这一年三月，曹操派钟繇讨伐汉中。然而，这只是曹操征关中的一种策略，征汉中仅是一种姿态，一个扬言而已。
正是这种姿态和扬言，首先引起了益州刘璋的恐慌。他担心曹操攻下汉中后，益州就会步汉中的后尘，所以，他为了益州的安全，把刘备从荆州请进益州，让他帮助自己征服张鲁，重建益州北门。
刘备进入益州后，没有征讨张鲁，而是反客为主，代替了刘璋。刘备占领了益州，益州与汉中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刘备雄姿杰出，张鲁平庸凡劣；刘备有天下之志，张鲁为自守之人；刘备兵多将广，张鲁兵弱将微；刘备横跨荆益，张鲁独守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