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们活得没有尊严，而是人有的时候不是人。他们穿人衣，说人话，就是不干人事。有理由，他们会伤害我们，没有理由制造理由也要伤害我们。因为他们手握利器，我们手无寸铁。
他们如此对待我们，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一无法，二无天，只有自己的感觉和感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权利，他们不想，也不屑去想。只要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权力覆盖之下，就不存在他们不能做的事，不能整治的人。在没有监督、制约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达到为所欲为、肆意发挥的地步。
心无敬畏，人如野兽。上级监督，太远；平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某些领导在流于形式的监督机制下，各种欲望无休止地膨胀，人性的阴暗面日益放大。他们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却一直和我们玩无规则游戏。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滥办事。
虽然每个公司都有各种规章制度，但在某些领导大权独揽、专断独行的淫威之下，制度就成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的装饰品。在各种潜规则中，出现了制度服从内部规定，内部规定服从领导指示的现象。
某些公司里，在利益分配上，从来都不是按照给公司做出的贡献大小分配，而是按照级别、资历大小分配。同一级别，按照与领导关系的亲疏分配。所有的分配原则，向来都是先比赛，后裁判，或者按照领导的选择性、倾向性分配。能得到的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得到；不能得到的人，在什么情况下都无法得到。
特别在晋升、分房、年终奖方面，作为弱势群体的我们，经常成为可有可无的看客。资格，是算出来的。至于怎么算，按照什么算，一年一样，一次一样。总之，最后我们总会被巧妙地算计，游离于本属自己的利益之外。那些利益堂而皇之的归属他人，与我们无关。
其实，我们的要求并不多——应该给我们的，打个折扣给我们就可以。即便是这样已经数次突破我们承受底线的诉求，在一些领导的眼里，却成为我们不知足、不知止的奢求。他们觉得赏赐我们一个赚钱的机会，得到能维持温饱的收入，我们就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
作为善良之人，我们总以为别人做事会有底线，会有所顾忌。事实证明，我们这样想是天真的，是错误的。我们不但被玩，而且被人绑起来玩，还不允许我们反抗，甚至抱怨。
身处这样的公司，面对这样的领导，作为经常被领导“照顾”的人，我们往往是干得比驴还苦，拿的比鸡还少。为此，我们活得既悲壮又可怜，根本无法淡定。
猪拱地，狗咬人，我们不会计较，因为它们就是一个畜生，不懂得礼义廉耻。我们之所以憎恨那些人，之所以抱怨那些事，是因为我们还把那些人还当人看，质疑他们为什么披着人皮不干人事。
于是，我们生气、郁闷和闹心。这又中了那些人的下怀。他们那样做，目的就是让我们难受，在难受中放弃我们做人的底线和原则，凡事考虑他们的想法，满足他们的需要，甘心成为供他们奴役的工具。
可惜的是，我们把自己当人看，把他们也当人看。他们成不了一手遮天的爷，我们也做不了只有一副奴骨的工具。是人才，就做不了奴才。奴才是天生的，是需要天赋的。
人为屠夫，我为羔羊。我们不服，他们专治不服。被杀、被剐、被凌迟就是我们无法规避的结果。
让我们最痛苦的，不是我们面对的结果，而且思考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结果。在我们的思考能力范围内，根本无法找到答案。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思考，他们做的却是没有人性的事。
人，有时候并不是人。他们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再按照人的标准要求他们，绝对是自讨苦吃，郁闷的只有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不把那些人当人看，他们做什么、怎么做，我们都为认为是正常的，均在意料之内的，无论剥削还是剥夺，违法还是违宪。
我们这样做，不是自欺欺人，而是避免跟一些自己在乎不起的人和事较真或较劲。没有打虎艺，非得上山岗，最后吃亏遭罪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韩国著名的元晓禅师，曾经说过一段令人深省的话：“我曾经尽一切力量也无法阻止一朵花的凋谢，甚至集一百个神通力也无法阻止无常的来临。因此，不管你愿不愿意，世间的无常是无法避免的。”
赶一个时髦，我们把元晓禅师这段话称为“元晓体”。我们可以套用一下“元晓体”，简单明了地来形容我们在职场尴尬的境地。
“我曾经尽一切力量也无法阻止一个人的卑鄙，甚至集一百个神通力也无法阻止无耻的来临。因此，不管你愿不愿意，世人的无耻是无法避免的。”
把卑鄙无耻的人当人看，与他们谈底线，无异于对牛弹琴，对驴讲经，难受的只有我们自己。对于他们卑鄙无耻的行径，我们不看，不想，不在乎，惹不起还能躲得起。只要我们把自己当人看，对那些人不期望，就不会纠结于无法改变的事情之上，就能做到淡定、淡然。
让群魔们尽情地阴暗吧，让宵小们忘我地龌龊吧，我们既不悲观，也不旁观，而是当作与己无关。我们能做的，就是养自己的家，糊自己的口，审视自己的内心，把握自己的位置。其他的，都是其他的。
把一些人归于非人类，是一种生存手段，让我们把自己的心力、精力、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情上。
糟糕的社会，把人已经分为穷富、强弱和贵贱了。既然世界无法改变，我们只能改变自己。很多人、很多事，我们陪不起，也伤不起，只能让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王八蛋的归王八蛋。
4.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需要出牌
过去的一年，发生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因为与我们同处社会这张牌桌上的人，都不再按既定游戏规则出牌了。
没钱的养猪，有钱的养狗；没钱的想结婚，有钱的想离婚；没钱的老婆兼秘书，有钱的秘书兼老婆；没钱的假装有钱，有钱的假装没钱。
每个人都不说实话。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好都不去。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对自己难以理解的问题，总是习惯问为什么。已经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很多问题的背后，根本找不到真正与其对应的答案。
我们都玩过麻将。在玩麻将的过程中，桌前的四个人都会以自己手中现有的牌为基础，设计打牌的思路，不但在欺骗上家、卡着下家、盯着对家的同时，还要根据自己所抓的牌随时做出调整，目的只有一个，尽可能第一个和牌，赢得更多的钱。
也有人不这样打麻将的。别人需要什么牌，他们就打出什么牌，尽可能让别人和牌、和大牌，从他们手里赢走更多的钱。这种“经常点炮，故意输钱”的玩法，俗称打业务麻将，更是按照他们的需要出牌的。他们的目的不在牌内，而在局外。
我们在社会上行走，就类似打牌。我们手里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牌，不玩不行，玩不好也不行。至于如何才能正确的抓牌、出牌，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某种需要，在某些时候的作用，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也都时刻想办法尽可能的满足自己的需要。
请不要拿道德说事儿。不涉及实际利益、不身临其境、不身遭其事的人都有至高无上的标准，譬如微博上加V的那些“公知”们，不论针对什么问题，他们都会无休止地标榜自己的正确。如果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正确，确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暂时放下那些“公知”们不提，史上那些时刻把“忠孝礼义仁智信”挂在嘴皮上的饱学之士，在面对生死抉择时，也依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出牌。
公元1644年4月，李自成把明朝帝都北京变成史上巨大的麻将桌。曾经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在皇帝朱由检面前满口忠义道德的官员大佬们，不得不坐在这张麻将桌前。
作为体制内的人，这群“麻友”是饱受儒家教育、受皇恩、食君禄的文化人，按照老师多年的教诲，忠臣不侍二主的人生信条，应该与皇帝朱由检同进退；明政府帮助他们实现光宗耀祖、使他们依靠政府赋予的合法伤害权大发横财，名利双收，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他们应该与明政府共存亡。
道理归道理，原则归原则。作为这张特殊麻将桌前的“麻友”们，如何打好他们手里的十三张牌，只与他们自己的真实需要有关。
确实有四十多名官员选择了与大明王朝共存亡。譬如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帝国高级官员范景文；礼部尚书倪元璐；右副都御史施邦耀等。
只要仔细分析，在这些以身殉国的官僚中，普遍具有以下相同的特点：一、南方人比较多，有四分之三来自长江流域。在城破之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力主迁都南京，因为他们在老家拥有大量土地和财产；二、入职比较早，职位比较高，年纪比较大，受皇恩比较重。
这些人在官场沉浮多年，可以说该拥有的都拥有过，该体验的也都体验过，年近古稀，金钱美女在他们眼里，已经是带不走的浮云。因此，他们要打忠义牌，给后人留下自己的忠烈牌坊。
最让人最感动的，应该是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城破之后，他解带自缢，却被家人救下。苏醒后，他又服下砒霜而死。
那些奋斗多年、仕途刚刚开始、或者掌握权柄不久的人，并不想为大明王朝殉葬。他们视自己为高级矿工，在乎的是自己能挖到什么，而不在乎在什么地方挖。
以这种心态打牌的人，当属兵部职方司主事秦汧、翰林院学士赵玉森、礼部主事张琦和礼部侍郎王孙蕙等人。
在北京城破的三天前，王孙蕙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向皇帝朱由检保证，李自成一旦杀入北京城，他一定会选择以身殉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的表态，让朱由检很感动。
当大顺军队攻入北京城，明政府大小官员失去权杖时，王孙蕙在家里审视着自己手里的一把烂牌。母亲的哭声，老婆的叫声，孩子的闹声，使他决定改变事先拟定的出牌计划。
王孙蕙告诉家人不用担心，自己手里的牌虽然是死的，但游戏规则是活的，能不能赢，不在于手里有什么牌，而在于按什么规则去玩。
他找来一张宽幅黄布，在上面写下“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九个大字，用竹竿挑起，挂在家门外。
李自成进城时，他和秦汧、赵玉森、张琦三人在城门口站成一行，准备迎接新君。当大顺军队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谦卑地鞠躬行礼，表示甘愿为新主子效犬马之劳。
光表态不行，还要有具体行动。王孙蕙听说大顺政府准备甄别、辑录明政府的旧官员，这对他来说，绝对是混入大顺政府矿坑里挖钻石的好机会。他还打听到具体负责审核的官员名叫宋企郊，是赵玉森的旧交，就对赵玉森说：“现在是大顺开国之初，我们必须占得先机，才能获得理想的位置。”
赵玉森带着王孙蕙、秦汧去见宋企郊。三人走进衙门口后，谁也没想到，王孙蕙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并将其举过头顶，上面写着：臣王孙蕙进表。
王孙蕙把“进表”二字顶在头上，就是明确表示他甘心无条件为新政权服务。宋企郊对这种“麻友”给出这样的评价：字，写得不错！
王孙蕙被宋企郊安排到吏部任监察之职后，他为了让自己手中的牌更硬一些，便利用职权，把和他关系不错的七个老乡，安排到地方做长官。他的这种行为引起宋企郊强烈不满，暗地里对他进行严厉斥责。
此时，王孙蕙已经明白，他一直被大顺政府在监视中使用、在使用中监视，那些人随时都可能找个理由砍掉他的脑袋。于是，他不再考虑宋企郊的辑录之恩，利用离京办事的机会，带着李自成颁发的令牌，安全通过各道关卡，逃出大顺政权的势力范围。此后，他烧了随身携带的大顺政府的介绍信，继续南下，但是最后却被土匪杀掉了。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大学士魏藻德、朱由检亲点的殿试一甲状元周钟、一甲探花陈名夏也都相继投靠李自成。
假如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没有死，面对此情此景，他应该说些什么呢？其实，他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需要出牌。
我们在各种文化背景的公司中行走，混迹于公司的底层或中层。公司的制度可能是倡导能者上庸者下，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还有可能变相鼓励能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我们面对的领导和同事，可能是英明民主的，还可能是卑鄙龌龊的。我们拿脑力或体力换取的收入，结果可能是我们满意的或者是不满意的。
我们随时都会遇到猪一样的领导，狗一样的同事。这些与我们朝夕相处之人，不是我们能选择和决定的。面对这些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淡定，可以与之相处，但不能受其影响，更不能奢求他们能按照我们的需要出牌。
在同一时刻的同一件事情上，在不同位置上的不同身份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也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他们就会有不同的言行和态度。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你是我的什么人，就应该为我们负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我们死乞白赖地这样想，就得死乞白赖地活着，自己累，别人也跟着累。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或者在欲壑难填的人面前，在游戏规则都可以随意改写的情况下，他们做出任何选择，我们都不要惊讶，因为他们只按照自己的需要出牌。那些牌，可能在情理之中，也可能在我们的意料之外。
除了父母，没有人有考虑我们冷暖饥寒的义务。有人考虑，是我们的人情；没人考虑，是他们的本分。
在乎不起的事，就不要在乎，这叫淡定，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躲不开的人，就及时将其忽略，这叫归零。及时归零，是最安全的生活模式。
5.不为一口食物做囚徒
因为出身社会底层，没有父辈的人脉资源可用，我们龇牙咧嘴地坚持到大学毕业，踉踉跄跄地进入社会后，为了生存，为了生计，很可能会找到一个能赚钱但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暂时过渡一下，准备在此期间等待机会发现机会。
事实上，对于这样的工作，我们很可能一做就是几年，甚至是一辈子。
一旦我们适应了一个环境、熟悉了一批人，形成了固定的职业模式，生活略有安逸，领导对我们还算过得去，我们干得也不错，待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工作的环境不算太虐心，我们就很难放弃这种鸡肋一样的工作了。这种撑不死饿不着的工作，把我们变成温水中的青蛙，慢慢蚕食掉我们身上的很多东西。譬如它会磨掉我们的意志，消耗掉我们的激情，扼杀我们奋斗的野心，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平庸无奇。
熟悉的环境会让我们失去换一份工作的勇气，学会认命，进而简单地认为，一切天注定，胡思乱想没有用。没有发展前途但很安逸的工作，会让我们忘记选择这份工作的初衷。当初选择做这份没有发展前途的工作，是为了解决我们暂时的生计问题，而不是做一辈子。
我们打工，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还得为了生活，更得为了发展。毕竟我们50岁时，无法像20岁那样赚钱。
我们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可是一旦适应了一种环境，就很难再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特别是去一个陌生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