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我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郊外山区的一个偏僻小镇。从学会走路开始，我就是被放养着的。我的父母曾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译注：简称UNC，下文同），大一参加暑期文学班的时候，他们在在课间休息抽烟时认识了彼此，那时他们才十九岁。父亲名叫理查德·恩格尔，那时候的他六英尺三英寸高（英制单位：1英寸=2.54厘米），身形消瘦，脸形精致，经常穿着紧身卡其裤和带扣的衬衣。他曾在UNC的传奇教练迪恩·史密斯手下打过篮球。母亲名叫丽贝卡·兰森，那时候的她五英尺二英寸高，棕色短发，黑色的眼睛，活泼任性，是位崭露头角的剧作家——她的父亲曾是美国跑步界的代表人物，后在UNC担任田径赛跑和越野赛跑教练一职。母亲学生时代并没有投身于运动场或跑道，十六岁的时候她成了一名未婚妈妈，也因此被送回了家。最后她生了一个女孩，并放弃了抚养权。数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找到那个同母异父的姐姐。
我三岁的时候父母离了婚。父亲一九六六年加入了军队，并被送到了德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未曾见过他。后来我发现父母之间还有一个协议——在我面前绝对不谈任何不好的事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父亲离开的那天起，母亲很少谈论起他。离婚后的母亲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校的工作和她的剧本之中，还有对她所受到的不公待遇的抗议中。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北卡罗来纳州，有许多令人恼火的东西存在。
母亲后来再婚了。她的新任丈夫可卡·艾瑞厄是位导演、制作人、演员、摄影师、画家兼雕刻家，他最喜欢的创作主题是我母亲的裸体。他是位绅士，来自传统的南方家庭，有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替代我的“父亲”。我无视他的规定，嘲笑他对我的惩罚。十岁之前，我们一共搬过五次家，可卡和我的母亲一直在建立新的剧组，追求新的学位，纠正错误的事。每次搬到新家，邻居都会觉得我像一个怪人——长着一头齐肩的散乱长发，有一对嬉皮士一样的父母，周末的时候也不参加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比赛练习，而是参演激进的戏剧，参加反战抗议活动。当法院宣布废止种族歧视时，我正和一位说话轻声细语名为厄尔的黑人男孩交朋友呢，在我那些保守的白人同学眼中，我就变得更加古怪了。
读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了达拉谟市乡间的一个单层房屋中，房屋很老旧，油漆剥落，门廊很低。母亲很喜欢这地方，她觉得这里非常有“个性”并且“骨骼强劲”，我也很喜欢这里。每个月我都会穿过奶牛牧场去房东那里，将一百美元的房租交给他们。每当我奔跑着穿过田野时，我都觉得自己像是詹姆斯·邦德，跳过带电的栅栏，跃过粪池，在公牛群之间穿梭前进。每次到达温布理家的时候，我都是气喘吁吁的，头发也被汗弄湿了，腿上满是泥浆，还沾着些草。有时他们会邀请我进屋，请我吃冷藏的牛舌三明治和摘自他们花园的黄瓜。
可卡和母亲在当地的戏院工作，他们自己写了这些剧本——一些很艺术化以及内容有些前卫的剧本。他们经常开派对，每次开派对的时候，我都会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上，看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将音量开到最大掩盖屋外传来的噪音。我还会将门关上，因为总是飘进来怪味——大麻、香水，以及化学物品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从来没有错过“今夜秀”节目，哪怕第二天要去上学。我喜欢约翰尼，但更多是因为艾德·麦克马洪才看的。我记得我曾幻想他成为我的父亲，用他那在节目中令人愉悦的声音，逗得我捧腹大笑。
“查理在哪？”他会用洪亮的声音说出他最关心的事，“我的小男孩在哪儿？”
当约翰尼和艾德的晚间节目结束时，我会走出房间，因为又渴又饿。记得有个晚上我穿过客厅去厨房。客厅里非常乱，地上到处都是空瓶子、吉他盒子，还有拖鞋。我在沙发前停了下来，一个女孩正躺在那里，一只手臂笨拙地垂在地板上，她正在酣睡。面前的矮桌上有两个打开的啤酒瓶，但都还有一半以上的量。我看了她几秒钟之后，继续前往厨房，打开了冰箱，发现里面只剩一罐奶粉——我讨厌这些演员——以及可卡自制的橘子酒。
唱片停止了播放。我回到客厅，将唱机的唱臂放到转盘上，将唱针放下。沙发上的那个女孩还在睡觉。我拿起一瓶啤酒，闻了闻，然后猛地喝了一口。酒有些苦涩，但我忍着又喝了一大口。喝完一瓶后我又拿起了一瓶。啤酒让我感觉到温暖和漂浮，还有冷静，就好像有人在我身上施了魔法，对我说：“你看，查理，现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在那个潮湿的夏末晚上，伴随着唱机里传出的珍妮丝·贾普林哭泣般的声音，酒精在我的大脑里插下了一个小旗子，宣告对那块领地的所有权。
我们房子后面约半英里处，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树林里有一个又冷又深的池塘，周围生长着许多松树、胭脂栎、杜鹃花。我经常会在池塘边逗留很久，看着水泡在飞碟般大小的浮叶间跳动，还有飞舞的蚊子在石头上跳跃，有时我还会用藤条杆钓鱼。感觉热的时候，我会脱下衣服，跳进水中游泳，然后躺在温暖的石头上，在斑斑点点的阳光下晒干自己的身体。这片树林是我的梦幻之地，我会在其中扮演我想要变成的任何人。
我幻想自己是马歇尔·马特·狄龙，是侦探乔·曼尼克斯，我还会在这里练习我的功夫动作。在这里我就是乔尼·奎斯特——我是如此喜欢《乔尼大冒险》——我幻想自己和聪明的本顿·奎斯特博士一起乘坐飞机从棕榈钥匙岛出发，去西藏，去加尔各答，去马尾藻海，去探寻一些超级大秘密，去完成拯救世界的任务。
一天午后，我像往常一样在池塘边玩着，突然听见一阵隆隆的雷鸣。绿色的风暴云在树顶沸腾着，叶子随风飞舞，发出呼呼的声响。一滴雨落在我身上，然后又是一滴，接着变成了倾盆大雨。我开始往家里跑，在树木之间急速猛冲，边跑边脱下短袖。跑出树林时，一束锯齿状的闪电击中了前方的地面。我跳过一个栅栏，又跳过一个满是水的沟渠，沟渠里的水正飞速流动着。抄近路穿过茂盛的草丛，看见母亲正站在门廊处等我。我挥舞手中的短袖，大喊着，母亲也挥手回应着我。
“我就在外面！”
“什么？”她喊道。
我跑到阶梯旁，脱下短裤，和之前已经湿透了的短袖揉成一团扔给了她。她抓住衣物后笑了起来。
“我就在外面！”我再次喊道。
浑身只穿着棉内裤的我再次冲到了门外，大声叫喊着，每一道闪电都让我兴奋不已。我绕着院子狂奔，一根长长的藤条勾住了我的手，我用力摆脱了它，举起手臂在雨中自由地挥舞着。我全身都湿透了，却感觉到了自由、平静和快乐。直到今天我还记着那种感觉，那种跑到筋疲力尽的感觉，它让我无所畏惧。
一九七三年夏，母亲决定举家搬到纽约的阿提卡去。早在两年前，她就被阿提卡州监狱的暴乱所激怒。在那场暴乱中有四十三人死亡，死者中的大多数是被三十英尺外高塔上的警卫射杀身亡的。在此之前母亲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监狱里和囚犯们待过一段时间，母亲将他们的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写成了一部剧。她申请并获得了为期一年的授权，这样她就可以在戒备森严的阿提卡监狱做同样的事。暴乱发生的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她认为这是一个信号，是命运的安排。
母亲与我挤进了我们的黄色大众汽车，车内与车顶全是行李。可卡不和我们一起去，挥手与他告别后，我们便驱车一路向北驶往阿提卡。很多年后可卡告诉我，当时他不该同意母亲带着我北上。但当时他白天要工作，晚上则忙于戏剧创作，实在是无暇照顾我的生活。
我们在一家面包店楼上的小公寓内安了家，公寓里满是肉桂与新鲜面包的味道。母亲在唯一的卧室里的地板上铺了一张床垫，然后就睡在上面，而我则睡在客厅里一张破烂的沙发上。房子后面有一条铁路，每天早晨六点火车都会轰鸣着经过，还会鸣响汽笛。这火车也就成了我的闹钟。下雪天母亲被困在监狱无法回家的时候，我会逃课，在铁轨旁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这些孩子中有和我一样是逃学的，也有已经辍学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都在监狱里担任警卫。
我们会在铁轨上堆叠硬币，等待火车碾压它们来打发时间。有时，一些年纪较大的男孩会给我们一些大麻或瓶装的酒精饮料。我并不喜欢抽大麻，它让我感觉迟缓，昏昏欲睡，不过我喜欢酒精饮料。有几次我喝得非常多，甚至在铁轨上呕吐了起来，但我并没有因此停止。每当喝醉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解脱感，但这种解脱感来自何处？我并不知晓。
有一天，我们发现一个男人跟着一辆慢速行驶的火车跑着，跑着跑着他就抓住了车厢上的一个把手，然后翻身跳了上去。我们被惊得合不拢嘴，直直地看着火车渐行渐远最终消失。
那一刻我决定也要跳上一辆火车。但我并没有将这种想法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失败或临阵退缩。大约一周之后，我鼓起勇气跟着一辆火车跑起来，却发现实践起来要比看上去难得多。铁路基床的石头凹凸不平，轨枕之间的空间又非常大。我被绊倒了，倒下的地方距离车轮仅有六英寸远。我应该马上离开，但我并没有。我在心中计算着时机，如果我在跑步的时候每一步距离都和轨枕间距一样的话，我就能跟上火车的速度。
一个周六的早晨，母亲去工作后，我决定再去试一次。我穿上了父亲的旧士兵夹克，虽然对我来说有些宽大，但这是父亲留给我不多的东西之一。到铁轨旁后我便躲进灌木丛中，等待火车的到来。当我看见一列火车其中的一节车厢是打开的时候，我起跑了。当我的速度与火车不相上下时，我便鼓足勇气朝着那节打开的车厢跳去。一阵疼痛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身子一半在车内，一半则挂在车外，我感觉到一根手指正好抓在地板缝隙之间，借此我便将整个身子拉了进去。我转了个身，气喘吁吁，刚才的急跑使我的脑子嗡嗡作响。
成功的兴奋大约持续了五秒。空无一物的车厢不一会儿便让我感到无聊，而且车厢里还充斥着尿骚味。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过去了，火车还在飞驰着。我感到非常无聊，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从火车上下去，从开着的车门向外望去，我想要跳下去。我想象自己像电视中的演员一样，在撞到地面的一刻顺势滚起来。我看了看前方，希望能找到一片柔软的地方用于落地，但只看到了石头和又肮脏又干硬的茂密灌木——因为我的相对速度非常快。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自己挂在门旁的把手上，然后尝试着小心地落到地上。
抓着冰冷的钢铁，手心上全是汗，我摇晃着身体凭借惯性使自己摆到了火车外部。脚下的大地正在飞速地移动着，火车跑得很快，我不得不紧紧贴着车厢。我意识到如果我跳了，可能会被火车碾死。但此时我的脚也够不到车门无法回去。我的手在打滑。我把一只穿着运动鞋的脚伸向地面，想要这样感受火车移动的速度。我的手渐渐无力，已经无法再坚持挂在车上了，于是我放开了手，并发力快速向前奔跑以保持身体的平衡。不管如何，我成功地站稳了，看着火车离我越来越远。
“我成功了！”我一边减慢速度一边兴奋地叫道。我举起自己的双手欢呼着，觉得自己就像是个超级英雄——是无敌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里距离家可不是一般远。
急速奔跑使我的身体摇摆，我开始在铁路上奔跑起来，沿着它一路朝阿提卡跑去。我一直奔跑着，想象着我家那丑陋的公寓建筑会在下一个拐角处出现。偶尔我会停下来休息一下，或走一段距离，然后继续奔跑。我几乎跑了两个小时，最终我看到了家。回到家后我便瘫在了沙发上，没过多久母亲就回来了。
“我从楼下拿了两个肉桂面包，放了一天了，不过看起来还不错。”她边说边举起一个小纸包，“你今天过得如何？”
“不错。”我说。
“你做了什么？”
“什么都没做。”
如果把实情告诉她的话可能会有些麻烦。我从来没有和妈妈争吵过。我想把这事作为秘密保留给自己：搭乘火车，跳下火车，然后又跑了数英里回到家。
在读八年级之前，我的母亲问我是否想要和父亲一起在加利福尼亚生活，还有我的继母莫莉和继妹迪娜。我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我曾见过父亲几次，而且相处得很愉快：他带我去了迪士尼乐园还有沙滩。他不像妈妈一样充满深情，但我喜欢和他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如果我移居到了加利福尼亚，我便可以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这让我很兴奋。我的母亲和可卡从来没有就此事达成一致：制服、练习、比赛，还有日程表。我告诉母亲我想去，但话说出口后我便感到这是件非常糟糕的事。
后来离开的时候母亲哭了，但不管如何，我还是能够理解她所从事的救济他人的工作。如果我不在她身边的话，她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她的工作。我知道那件工作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登机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罪恶感，困惑她为什么就这样让我走了。
到了加利福尼亚后，很快我就签约参加了波普·华纳的橄榄球队，尽管之前我仅在电视上看过橄榄球。那时我六英尺高，却瘦得像耙柄，体重刚好达到其最低限度——一百二十五磅（1磅=0.4535924千克）。我上场的时间非常少，但我喜欢那种身为团队一份子的感觉，我喜欢训练——特别是跑步。训练结束后，我会独自去操场多跑几圈，等着继母来接我。一次跑步的时候我发现越野赛跑的教练一直盯着我看。
“嘿！”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叫住了我，“你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赛跑选手，而不是橄榄球选手。你愿意跳槽到我的队吗？”
第二天我便转到了赛跑队。训练的时候我穿着橄榄球鞋，因为我没有跑鞋。在一段三英里的越野跑训练中，有一些男孩轻蔑地对我说：“不错的鞋子。”但我并不在意，能跑步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第一次训练结束后，我便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应该属于何处。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次跑步比赛，当发令枪响起时，数十名男孩互相推撞着，都想争取一个好位置。在起跑的数百码距离内，我被绊倒了数次。我想要站起来继续跑，但就像被海浪拍打一样不断地倒下。一只鞋子踩在了我手上，鞋钉扎穿了我的皮肤。我抬头想看清到底是谁踩到了我——一个穿着亮绿色短裤的孩子正快速离我而去。当我终于站起来再次奔跑时，我仿佛得到了某种新的强大的能源，它如同火箭燃料一般，肾上腺素和愤怒一起冲击着我。
我向前冲着，追上并超过一名又一名选手。我就像是在飞翔，直到来到一条小溪前。因为之前从未参加过越野跑，我从来没有在跑步中弄湿过我的脚，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停了下来，身后的一个男孩撞倒了我。
“别停下，混球。”在刚要站起来的时候有人冲我这样喊道。我看到其他选手继续涉水而过，没有一人摔倒。
“加油，查理。”我的一位队友经过时对我说。
“加油，查理。”我对自己说。我再次站了起来，再次迈步奔跑，用自己的方式通过了溪流，重新上了小径后我加大了步伐。现在我再次有了移动的空间。赛道上的人越来越少，几分钟之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树林中奔跑。周围很安静，我甚至能听见脚踏在泥土上的声音，还有均匀的呼吸声。我感觉有一种优雅的动物在随着我奔跑。当我从树丛中来到一片开阔区域时，看见有六七个男孩在我前面奔跑着。在这群人中间，我看到了那个穿着绿短裤的孩子。我加速追赶他。
就在我接近的时候，他回头瞥了一眼并看见了我正在以非常具有攻击性的速度追赶着他。他也加速了，从右侧冲出了选手群。我尝试更加努力地去跑，但双腿却突然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仿佛在泥浆中奔跑。绿色短裤以第一名的成绩越过了终点。他的鞋钉踩到我，虽然我的脚在流血，他也没减速。
我蹒跚着穿过终点完成了比赛，成绩是第十五名，我双手搭在膝盖下，想要让呼吸平稳下来。当我直起身的时候，我看见绿色短裤正在朝我走来。哦，该死。他想干什么？
“跑得不错。”他说，朝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走开了。
跑得不错。跑得不错。这几个简短的字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努力得到了认可，我的坚持得到了认可。接下来那个赛季我再也没输过，并在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区域预选赛上获胜。在州级比赛时，我取得了第十三名的成绩。对于新人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我还想要更多。我想要变得更快。
冬季，我加入了学院的篮球队，因为这样我可以保持更好的体形，有利于来年春季参加田径运动。第一次参加田径运动会时，我便赢了半英里赛跑、一英里赛跑，还有三级跳远。我的队友拍着我的背向我祝贺，我的教练说我是天生的跑者，还说如果我努力锻炼的话速度会变得越来越快。当我把三个奖牌拿给父亲看时，他看上去更多的是惊讶，而不是感动。那个赛季，我希望他能来看一场我的比赛，但他从没来过。在那个赛季，我战无不胜。
那个学年结束后，父亲决定搬回北卡罗来纳州，这样他就可以和他的兄弟一起开始新的工作。但我却感到很沮丧，因为我想在加利福尼亚参加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我就能有机会在比赛中击败那些曾在越野比赛中击败过我的人。
但父亲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而我的教练告诉我，如果我能准时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的地区比赛，我就有机会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的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只要能跑步，我不介意搬家。最终我赢得了半英里和一英里比赛。我看见父亲出现在人群中，并对我说：“做得好……但如果你能在第三圈把节奏提得更快的话，那么你还可以把成绩提高一至两秒。”
上高中时，我一直做着能让父亲感到骄傲的事。我参加了橄榄球队、篮球队、棒球队、田径队。我还在学校的电视台上做了一个早间新闻节目，自己写稿并参与采访。一年级和二年级时，我是班里的班长，三年级的时候我当选为学生会主席。三年级约有四百人，票选“最佳学生”时，我的票数位列前十。数家大学招募我去打橄榄球，而我很早就接受了梦想中的学校的邀请，它也是我们家族的母校——北卡罗来纳大学。
表面上，我是一个完美的孩子，是完美先生，但这些并不是我最想要的。每个新的成就和荣誉只能给我带来短暂的救赎感，之后我必然会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多。和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候，我感到我就是自己，但和爸爸在一起时，我并不能成为完全的自己。父亲并不认为这是不好的事。他会批评我，特别是当他喝醉的时候，他会用一些严厉的话来指责我，比如无力的上篮、糟糕的传球、用“a”代替了“A”。他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负面的东西上，并将其视为正直的表现。他的父亲也是如此，祖父的传统是：赞扬是留给女孩的，轻蔑和嘲笑会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三年级橄榄球赛季快结束时，在罗利（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的州博览会上我因为拿着一瓶啤酒而被逮捕，教练给了我一场禁赛。父亲感到非常愤怒，和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决定逃离，还怂恿我的女友和我一起走。之前我们只是约会了几个月，但现在却在认真严肃地讨论出走这一事。
她是三年级学生，有许多不想失去的东西，但在那一刻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往她的褔特汽车上装了很多东西，然后就驾车驶往南方的代托纳比奇（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一座城市）。在比奇，没有人会来检查我们的身份证，哪怕当时我们只有十七岁，我们依然可以肆无忌惮地喝朗姆酒。我找了份餐馆的工作，在假装了两周的大人后，我们便不得不选择回家。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父母，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安全的，同时这也让我们感觉压力很大。
回家后，父亲先无视了我几天，直到有一天下午我参加完橄榄球练习后开着车进了车库。那时他正在外面，他从车上拿下来一些东西。我假装在整理我的书和背包，希望他能回房间，留我一个人。但当我抬起头时，他双手交叉盯着我看，他的脸通红。我非常不情愿地从我的大众汽车里出来了。
“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他缓缓地说道。
“别担心。”我说，“并不是你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问题！”他叫道，“你把你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全毁了，你把你在大学打球的机会给毁了。”
“是的！我知道！”我也喊道，“我根本不在乎！”
他朝我走了几步，把一只脚抬起，好像要踢我一样。我躲闪了他，没有命中目标使他失去了重心，摔倒了。在他的脚飞在空中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鞋底，听到了他落在柏油地面时发出的令人讨厌的坠地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跑回了车里，开着它上了街。在驶离之前我又看了一眼我的父亲，他正在挣扎着起来。
我知道他是对的，一切都糟糕透顶。错过了一些关键的比赛后，我失去了在大学里继续打橄榄球的机会。我本是久负盛名的UNC摩尔黑德奖学金的候选人，本有机会免费上这大学，但现在这些都被我给毁了。事情被我弄得一团糟。但我知道我可以在大学里救赎自己。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努力学习，获得好的分数，远离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