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统一天下，一方面靠武力，一方面靠攻心。历来改朝换代之际，都充满血腥的屠杀和残酷的报复，赵匡胤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对失去权力的国君待之以礼，输之以诚，千方百计地感化他们，化反对力量为积极因素。周恭帝被废除帝位后，赵匡胤好生待他，他病死后，赵匡胤亲自素服发丧。南唐主李煜投降时，赵匡胤“御明檀门见李煜于楼下，不用献俘仪”，又“封李煜为违命侯，子弟臣僚班爵有差”，让他过着优裕的生活。后蜀主孟昶投降之后，赵匡胤“御祟元殿备礼见之”，赏赐无数。吴越王钱缪在赵匡胤称帝后即表示归顾，被封为兵马大元帅。钱缪入朝，赵匡胤检查准备与接待工作如何，又亲自接见。特准他剑履上殿，书诏不名。南汉主刘张被俘入京，赵匡胤对他释罪不问，封为思赦侯。赵匡胤优待的是几个亡国之君，所费甚小，而安抚了效忠亡国政权的一大批忠臣义士，换得了大片土地的完整与安全，所得甚大，这是富有政治眼光的做法。
得民心者得天下，凡争天下者都会在口头上说这句话。但做起来甚难。多少赳赳武夫，放纵军队，草菅人命。宋太祖则不同，他领兵打仗，不扰百姓，秋毫无犯。待到他做了皇帝，更是把统一与安定作为战争的目的，反对滥杀无辜。每次战争，他都告诫主帅，勿以多杀为功，以攻心为上，得民心为上。每当主帅出发前，宋太祖都要语重心长地叮嘱再叮嘱，要攻地安民而不掳掠。进攻后蜀前，宋太祖对王全斌说：“勿害良民！”又下诏伐蜀将校，有受蜀人钱物者并即还主。江南之战，又要求曹彬“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并说：“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围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宋太祖的抚民方针也为部将所接受，用以激励自己并约束部下。曹彬围南唐都城金陵快要攻下时，突然病倒不视事。当诸将前来探望时，曹彬说出了自己的心病：“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宋史·曹彬传》）。众将异口同声答应，又焚香发誓，曹彬的病才好了。曹彬这样做，他是为了执行宋太祖的命令，可谓用心良苦。五代之时，百姓吃尽战争之苦，受尽士兵肄肆，一旦遇到这样的“仁义之师”，怎能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乎”！宋太祖能够很快平定大江南北的割据政权，并不是偶然的，他的宽仁爱敌恰好与各个割据政权后期的统治者骄奢淫逸，暴虐黎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孟子说：“仁者无敌”，宋太祖正是这样的一个无敌者。
五代时期，短短的53年之间，王朝政变频繁，中原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共有5姓13位君主登台。除五代的更迭外，周边还存在着吴、南唐、吴越；前蜀、南汉、楚、闽、南平、北汉等十国，各自割据，独霸一方。连年战争，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这样的形势下，赵匡胤统一全国顺应了民心，符合历史潮流。随着战乱的结束，社会生产恢复了，经济向前发展，统一显示了进步的历史意义。
与统一全国一起使赵匡胤萦绕于心的另一问题是，如何杜绝五代以来的分裂与动乱，如何实现长治久安。建隆二年（公元961）7月，赵匡胤与最重要的谋臣赵普有一次很重要的谈话，清楚地表达了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思路。赵匡胤问赵普：“自唐朝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赵普回答说：“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方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赵普的思路与赵匡胤不谋而合。赵普所指五代以来弊病可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地方权力大于中央，尾大不掉，其二是军人权力太大，军队左右了国家命运。赵匡胤的施政纲领便以此思路为基础。
首先，宋太祖在一次宴席之上劝导诸将长保富贵，交出兵权，不要过问政治，在声色犬马之中度过余生。统管禁军的大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慑于宋太祖的神武，和平地交出了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接着宋太祖又夺去慕容延钊、韩令坤二人的禁军职，任命他们分别担任山南西道和成德节度使。为了集中兵权，赵匡胤又规定，禁军军官由皇帝亲自任命，随时予以更换。这样一来禁军将领不能拥兵割据，“将不得专其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消除了其他人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为禁军三统帅，互相牵制。而且只有统兵权而没有发兵权。枢密院名义上有权调动军队，却没有统兵权，这样就使统兵权与发兵权分离，大权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北宋王朝的军队建置除禁军外还有厢兵、乡兵、藩兵三种，都是地方兵种，实力有限。封疆大吏即使想造反，也明明知道兵力虚弱，远远不是禁军的对手。赵匡胤从军权抓起，控制了禁军就根除了产生割据分裂的根源，对于巩固国家统一，稳定全国政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强中央集权的又一措施是改革官制，使权力集中。在中央权力机构中仍然设置宰相，使用平章事的名号，但增加了参知政事一职，称做副相，目的是分割宰相权力。同时规定军事行政、调动禁军的事由枢密院掌管，以使枢密院同宰相的政权相互对立。政权与军权又都直接听命于皇帝。财政权则归三司使。负责全国财政支出，号称“计相”，其地位与宰相、枢密院不相上下，用以牵制宰相，防止宰相一人执掌大权。又设置了枢密副院、三司副使作为枢密使、三司使的助手，以分割其权力，使皇帝更便于指挥。对于地方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唐末五代时，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或兼领数郡，称之为“支郡”。赵匡胤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每收复一地，都取消文郡，改由中央直接管理。宋代的节度使已成为“无职掌”的虚衔，仅作为一种名号，赐予宗室外戚和罢政出守外地的功臣故老和宰相的荣衔，实际无所统领。宋代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都设有通判，由中央直接派遣，与知州、知县共同处理州县行政事务，并监督知州的行动。采用了这个办法，便使知州、知县与通判分权而立，互相掣肘，谁都不能专权。
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尾大不掉，与他们拥有财权有直接关系。赵匡胤乾德三年（公元965）下令“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赵匡胤收了地方的财权，藩镇大吏即使想要造反，也会因为兵无粮草、府无金银而举动不得。
赵匡胤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军阀割据，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成为一代开国圣君载入史册。但是赵匡胤始料所不及的，他的一系列集权的军政措施，加强了皇权，削弱了军队和使政府官僚化，导致了北宋一代的积贫积弱。兵权过于集中，将不知兵，兵不认将，削弱了战斗力。官僚机构重叠，互相牵制，办事效率极低。北宋长期处于外敌侵扰挨打状态，最后国破家亡，徽、钦二帝被虏做了亡国奴。南宋朱熹指出：“本朝签五代藩镇之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太祖高度集权所带来的弊病。
陆
励精图治的康熙大帝：玄烨
康熙是秦汉以来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封建帝王，也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金銮宝座”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大清帝国“康乾盛世”的奠基者。提到康熙人们就不由浮现出一位革弊除旧、励精图治、好学博闻、文治武功的英明君主形象。不由得想起他擒鳌拜、禁圈地、平三藩、收台湾；治黄兴利、整肃吏治、三征噶尔丹、编旗设盟定蒙古；两胜雅克萨、中俄签约“尼布楚”等彪炳史册的千秋伟业……
勤政爱民的典范
清除了鳖拜集团之后，康熙帝开始朝纲独断，大展宏图。他深深地意识到身为泱泱大国统治者，必须学习儒家思想，于是他经常召集儒臣为他讲解天德王道、修身平天下的道理。这样他既不乏祖辈坚忍雄健的马背雄风和叱咤风云的气度，又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广阔的胸襟，这些都是成为一个明君的条件。
年轻的康熙帝勤政爱民，决心放开身手大干一番。康熙九年十月，他颁布《圣谕十六条》，要求臣下重孝悌、笃宗教、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黜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戒窝逃、完钱粮、联保甲、解仇忿。这十六条是他勘政爱民的总纲领，他一生都遵循了这些原则。
康熙勤政爱民的另一个表现便是坚持御门听政。清初顺治帝曾经采纳给事中魏象枢等人的建议，定逢王视朝之制。康熙帝不但坚持了其父之制，并且将御门听政正式定为一项经常性制度，严格坚持。他风雨无阻，春夏早六时，秋冬早七时必定亲临乾清宫处理朝政。御门听政便于康熙与百官进行交流，及时了解下情，不断改进国策。有一次，康熙发现大小官员分班启奏制难以体现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便下诏改革这种制度。康熙二十一年五月，皇帝诏曰：从今以后，满汉官员，无论大小，除非有重大事故外，均一同启奏。并命令无启奏本章的大小官员也必须每天黎明齐集午门，否则将遭到都察院及科道官员惩处。但这个命令执行起来却比较困难，因为许多官员仕地距离乾清门太远，每天疲于奔命。康熙得知这一情况，深深体谅诸臣的苦处，又恢复了轮班启奏制度，减少臣下负担，但他自己却继续坚持每日御门听政。
康熙对奏疏都“亲览无遗”，十分认真。一些大臣认为皇帝对奏章只是翻翻而已，不会通览，所以书写也就不十分认真，经常会出现疏忽的情况。结果却发现康熙竟然十分认真，连他们奏疏中的错别字都能够发现。正是因为他亲览奏疏，处理及时发现臣下处理政务敷衍塞责、手续繁琐重复的作风，予以了纠正。他在听政中发现经常有一件事，两部重复启奏，于是他创立会同启奏制，这样便简化了程序，提高了朝廷上下的工作效率。
倡导崇儒重道的思想
从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反叛到康熙三十六年葛尔丹兵败自杀，整整二十四年，战事相接，捷报频传。但康熙深知，仅凭武力是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必须大力推导汉族文化，化解民族偏见，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才能使帝业永固。
康熙重视文化。他当政六十一年，在忙完军国大政的闲余时间，勤读诗书，对《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都很有研究。在他所学的知识中，他最重视的是儒学，尤其推崇程氏兄弟和朱熹的理学，组织编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微义》等书。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细心地观察康熙帝言行后，称其为中国儒教的教祖。
康熙为了缓和满汉矛盾，消除“庄氏史案”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还组织一帮人编写《明史》。他多次下令不拘忌讳，奖励进呈书籍，他要求必须据实秉公地书写《明史》。《明史》初稿在康熙末年完成，后雍正、乾隆帝对其进行了修改。《明史》的内容虽不乏有回护满族之处，但在二十四史中也可以称为上乘之作。
康熙笼络汉人的另一个措施便是设立了库书房。南书房的翰林不仅辅导皇帝读书写字、提高文化素养，还充当皇帝顾问，甚至代拟谕旨，编辑典籍。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重在查吏安民
在吏治方面，康熙自有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那就是“端本澄源”，“源清流洁”。他曾经说过：“朝廷政治，惟在端本澄源……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现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因此他一生注重考察高级官吏，尤其是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及在京二品以上的堂官。
清初对官员的考核仍沿袭明朝的办法。实行对京官六年一次的京察，对外官三年一次的大计和对武官五年一次的军政考核。三品以上官员由自己陈述政绩。朝廷由吏部、都察院核实查对，中低级官员由各主管官员鉴定、然后由吏部、都察院核实。朝廷根据官员的政绩大小，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为了使考核不至于流于形式，康熙多次下诏各主管部门一定要认真负责，并专门下旨严禁京官与地方官交往中的馈送贿赂。一旦发现，必然严加惩处。面对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经常借故或称病不上门的情况，康熙提议建立注册考核制度，通过制度核实官吏出勤情况，对无故不上衙者予以惩罚，对年老体弱者，勒令解职回家。
为了尽量减少官员之间因相互回护而导致考察不实，康熙经常采取亲察的方式，通过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陛辞便是亲察的方式之一，所谓陛辞是指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都要去皇帝那儿辞行，称为陛辞。康熙帝便乘此机会，针对性地对各个官员提出不同的要求。另外，康熙还通过亲阅亲信的密奏，来掌握朝内外官员的廉贪情况。
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是考察官吏的专门机构。它们虽品级不高但职权颇重，为了防止其徇私枉法、蔽贪隐恶，康熙帝截断其闻风言事的权力，但这在客观上又导致了言路不通的局面。于是康熙再次倡导无私参政。康熙二十七年，御史陈紫芝、马郭锈闻风而动，参劾湖广巡抚张湃与内阁大学士明珠、余国栓等贪污纳贿。康熙在查明情况后，革除明珠、余国栓等人的官职，令大学士李之芳回原籍休养。
在惩处贪官的同时，康熙还不忘扶植清廉的官员。两江总督葛礼，系清开国元勋噶礼四世孙，在任山西巡抚时即因虐吏害民而屡遭参劾，由于没有抓住他犯法的真凭实据，康熙对他未加处罚，反而将他升任为两江总督。谁知他不知悔改，上任后将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一律劾罢，并与新任巡抚、大名鼎鼎的清官张伯行发生冲突。张伯行不畏其权势，于康熙五十一年，参劾噶礼用五十万两白银徇私贿卖辛卯科举人，噶礼倒咬一口，反诬张伯行。康熙着尚书张鹏鬲，漕运总督赫寿、尚书穆和伦等人办理此案，但他们都偏袒噶礼。康熙于是亲自出马，查明实情后.将张伯行官复原职，革去噶礼的官职。
康熙追求吏治清明的措施，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官吏腐败的现象，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吏治的清廉，打击了贪官污吏，为康熙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鼓励繁荣经济
清初的连连战争，使得社会凋敝，百姓困苦。有一次，康熙出征路过长城脚下。当圣驾来到珐达兰墨苏地方时，看到一农夫奄奄一息地躺在路边。派吏前去打听原因，发现是因为饥饿才导致这样的。康熙深感肩头责任重大，决心大力发展农业。他经常派农官去各地督耕，并亲自向农官布置具体任务。康熙二十五年，他命副都马喇赴黑龙江督理农务。康熙三十一年，又命令都统瓦代待等往达尔鄂莫等地耕种。康熙三十年，归化城一带耕牛农具发生困难，他下令所有耕牛在御厂内取用，耕种用的等项铁器支用库银制造，由驿站运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