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由于不断的内忧外患，收拾局面往往需要拥有实力的政治强人，一旦拥有军事、经济等重要资本，官员们不但固权不成问题，甚至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谋取到更高的政治地位。曾国藩是这样，李鸿章是这样，张之洞是这样，袁世凯更是这样。
清末最后10余年，袁世凯的政治影响力迅速上升，软实力、硬实力，一应俱全，终乘辛亥革命的东风夺去了国家最高政权。
袁世凯成功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他善于拉帮结派，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半私人性质的势力庞大的军事官僚集团。
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鉴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页。，任命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武装，取名“定武军”。
这时的袁世凯，还不过只是一个没有实权实职的浙江温处道。
但是，善于窥测时机的袁世凯立即抓住了清政府急于“整军经武”的迫切心情，组织幕友，撰译兵书，主张仿效西方军制，编练新军，将所编译的兵书，遍送当朝权贵，一时博得了“知兵”之名。
经一些王公大臣们的推荐，袁世凯于1895年年底接替胡燏棻，主持天津小站的练兵事宜，将“定武军”由原来的4750人扩充至7000多人的“新建陆军”。
袁世凯训练新军，在军事上主张“全盘西化”，参照德国陆军范式；在官兵教化上则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的衣钵，以封建宗法关系约束部下，将新建陆军训练成一支“兵为将有”、绝对服从自己命令的自属部队。
所以，袁世凯一到小站，第一件事就是网罗一批私党，抓紧建立自己的骨干班底。
袁世凯筹建自己团体最初的班底，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这个班底组成的条件，大致不外乎这样几项：
（1）袁氏自己长期阅历中所认识交结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如徐世昌、唐绍仪等。
（2）袁氏前辈与之有直接间接关系者，如姜桂题、任永清等。
（3）长期追随袁氏已表现出其忠诚与才干者，如吴长纯、吴凤岭、刘永庆等。
（4）上级或有地位影响的人推荐而来者，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
这些人都由袁世凯自己招募而来，官禄的予夺实际上全由袁世凯的喜怒而定。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帮人对朝廷的忠心就很自然地转移到了袁世凯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为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严重的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以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大都青云直上，取得了高官厚禄。
在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中，最早和袁世凯结下深厚情谊的有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三人，他们在小站集团组合之前，就和袁世凯私交甚笃，过从甚密。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弢斋，原籍天津，1855年生于河南汲县。幼年进私塾读书。成年后，做过沁阳、太康、淮宁各县署文书和家馆教师。1879年在淮宁认识袁世凯，“互相倾服，遂定交”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庵弟子记》卷一；来新夏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结拜为兄弟。
“徐比袁长四岁，经常在一起游玩，相处甚得，为总角之交。”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17页。
当时，徐世昌“无力入都应试，公（指袁世凯）助以川资，始克成行”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庵弟子记》卷一；来新夏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徐世昌于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当上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散馆，授职编修。曾任过国史馆编修，武英殿编修。
1895年袁世凯获得组建“新建陆军”大权，在天津小站筹建班底，自然没有忘了他的这位曾使自己倾心的盟兄，而此时徐世昌也正以七品京官、囊中羞涩、生活清苦为由，愿意降格外放。
1897年，袁世凯奏准清政府，派徐世昌以翰林兼“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往来京津之间，赞襄戎幕。当时重文轻武，以翰林而当营务处者稀有。“徐因与袁系总角之交，而袁用西法练兵，又与自己的识见相同，且借此可以增加收入，遂降格以相从。”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18页。从此，徐成为袁的重要谋士。
袁世凯曾对人由衷地说过：“菊人，妙才也！”陈一：《新语林》卷一，第2页。
袁世凯和徐世昌结识并加深友谊的同时，还与唐绍仪定下了金兰之交。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其父唐巨川是一个长期从事茶叶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枢当过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随李鸿章办洋务，经营和创办了著名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深为李鸿章所器重。
唐绍仪不仅从小受家庭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他12岁就远涉重洋，到当时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1881年被召回国后又进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
1882年，他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派往朝鲜。在甲申政变中因其突出的表现被袁世凯赏识。
“袁世凯和唐绍仪相识后，相互爱慕，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彼此帮助，共求上进。”张联棻：《小站练兵与北洋六镇》，《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甲申事变后，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赴任之时，他首先选择了唐绍仪做自己的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实际上是作为袁世凯这一时期在朝鲜的副手。其之所以如此，是袁世凯认为唐绍仪能够“优有识略，明敏谙练”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972年版，第2660—2661页。。
袁世凯在唐绍仪的协助下，声名鹊起，深得清政府与李鸿章的赏识和信赖。从而在朝鲜连任10年，即使母死丁忧也要夺情。唐绍仪则以袁世凯主要助手的身份，获得了与袁同步升官的机遇。袁世凯由知府、候补道、而实任道员、二品顶戴；而唐氏则由候补县令而直隶州牧，再到候补知府、三品顶戴，其升迁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二人的关系也在合作共事中不断得到升温和发展。
1891年，袁世凯的嗣母牛氏病重，需要请假回籍。
在代理人问题上，袁世凯认为，唐绍仪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而荐唐代职。他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熟悉韩情，请委令代理”沈祖宪、吴闿生编纂：《容庵弟子记》，卷一；来新夏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无法在朝鲜继续执行使命，要求内渡，并再次请唐自代。唐绍仪临危受命，毫无怨言，并积极电告国内，助袁成行。袁、唐二人在朝鲜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唐绍仪这种对待朋友的行为，无论是公义还是私情，都毫无疑问地让袁世凯非常感激。唐的忠诚与才干在袁氏心中留下了很重要的印象。
1895年年末，袁世凯正式接任在小站编练新军。他没有忘记唐绍仪这个患难之交，恳请他来新建陆军，协助徐世昌负责营务处，继续发挥他在外语方面与外交方面的特长。
在袁世凯的早期生涯中，结交的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就是阮忠枢，后来成为北洋集团的一支笔，袁氏幕府的总文案。
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生在一个淮军将领的家庭，1889年中举，受到李鸿章的器重，先后派他做过北洋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和北洋军械局总文案。
袁、阮二人由相识到相交，中间有一段比较复杂的插曲，带着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
原来，早在袁世凯由上海前往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的路上，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袁世凯知道阮忠枢将进京会试。他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忠枢也帮助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作别。二人从此相识相交，颇有相见恨晚的情势。
甲午战争结束后，袁世凯到北京打关节、走门路，又遇上了阮忠枢，并且是阮忠枢帮了他的大忙。
因为这时候，袁世凯正在努力争取训练新军的事。他在京办这个差事的时候，深深地知道：当时官场中的惯例，仅有朝中大员对他推荐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走内线。
恰巧，他从前在旅途中结识的阮忠枢，这时正在李莲英的弟弟家里处馆，也就是做家庭教师。这个李莲英弟弟的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袁世凯也就是通过这个关系和李莲英拉上了关系。不但如此，袁世凯又通过李莲英，结交上了当时的权臣荣禄。这样，等到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保举他来训练新军的时候，西太后很快就批准了。这件事，李莲英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袁世凯在给其兄袁世敦的书信中说：“正在查傺无聊时，忽遇契友阮君斗瞻（忠枢）愿做曹邱生，劝弟投其居停李总管（莲英）门下，得其承介晋谒荣中堂。”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可见，袁世凯进身荣禄，是经由阮忠枢作媒介的。
荣禄在晚清时期一直是慈禧太后最为信任与倚重的心腹重臣，借阮忠枢之媒交上这层关系，是袁世凯从此禄星高照、凯歌行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1895年年底，阮忠枢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时中国初韧新军，规划闳远，多为常智所不及。君独深思熟虑，洞烛其所以然，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幕府所赖唯君一人”吴闿生：《北江先生集》文卷九，第32页。。袁保举他的考语是“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平日留心时务，遇事义理自持”《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4页。。阮忠枢从此成为北洋集团一个核心成员。
袁世凯到小站筹建新建陆军的时候，鉴于他对新式建军也缺乏知识与经验，他请求统兵大帅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以及时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等人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就是通过这条路与袁世凯走到一起的。
当时，新建陆军的将官大多出自天津武备学堂与淮军营伍。经李鸿章提携于前，袁世凯罗致选拔于后，故一时将才称盛。
据前所道：如姜桂题、杨荣泰、龚友元、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诸将都隶麾下。如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其时仅补偏裨，后都成大将。而其中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人，尤为闻名于时，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还被称为“北洋三杰”。尚秉志：《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见碑传集补》卷末，第11页。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行伍出身。同治元年（1862年）投入军营，先后隶僧格林沁、宋庆等人部下，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递保以提督补用。光绪二十年（1894年），新募桂军三营，与日军接战失利，被奉旨革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以其有长期征战实践，调委新建陆军，分统左翼各营兼全军翼长。
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人。少孤，家贫。年十六，习弓马，第二年考入正定镇标，补绿营兵缺。过了几年，移防山海关。1885年，李鸿章奏设武备学堂于天津，命各军选送学员，王士珍得补选。三年肄业期满，仍回山海关督办随营炮队学堂。1894年，中日战起，他随直隶提督叶志超转战牙山、平壤间。战后，袁世凯练新建陆军，将他招入小站军中。
起初，王士珍气度深沉，毅勇内敛，口讷言简，袁世凯看不出他的为人。到议事，始大器重，即檄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部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擢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其祖父段珮，是淮军名将刘铭传的部下。“以功累保提督衔，记名总兵，励勇巴图鲁，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吴廷燮：《段祺瑞年谱》，《近代稗海》（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1页。
段祺瑞8岁那年（1872年），其祖父望子成龙心切，就把他带至江苏宿迁，在兵营附近一家私塾就读。这对段祺瑞的一生影响很大，最重要的是他初步熟悉并喜欢上了兵营生活。
1879年，其祖父病逝，他扶柩归葬合肥。
1881年，段离家赴山东威海卫投奔在那里当营官的堂叔段以德。
1884年，他考入天津武备水师学堂，学习炮科。入学后，他先后学习了“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课程。
1888年冬，清政府决定选派数名武备学堂学生赴德深造，经过严格考核，段祺瑞以第一名被录取。
1889年，段祺瑞到当时世界上被称为陆军最强的德国，进入柏林军校深造。
1890年学成回国后，段祺瑞又先后担任了北洋军械局委员和威海卫某随营武备学堂的教习。
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全面使用西式武器、西法操练，正缺乏段祺瑞这样的留学生，特别是到过德国的人员，段祺瑞也正在威海卫充任教习而感到怀才不遇，二人一拍即合，在天津武备学堂总监荫昌的推荐下，袁世凯立即商调并重用他为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兼炮兵学堂监督，这是袁段遇合的开始。
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少年贫困，屡试不第，弃文习武。
1884年，他到大沽口投淮军当兵，次年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攻读步兵科。学习期间“屡考优等”《冯国璋早期履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并于1888年2月考中秀才，这使得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高兴地连声赞叹：“不得了，武校出文生矣。”
1889年，冯国璋因学习成绩优良，踏实干练，口才亦佳而被留校任教。
1893年夏，经过一番活动，急于建功立业的冯国璋转到淮军名将聂士成的帐下充当幕僚。
1895年4月，冯国璋以军事随员身份随候补四品京堂裕庚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间结识军界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留心考察军事，编辑成兵书数册。公孙訇：《冯国璋年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立即把其所编数册兵书献给聂士成。但行伍出身的聂士成，思想颇为守旧，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改革的实验，所以对冯书上所介绍的日本采用的西方兵制、战术等事兴趣不大。但聂士成也并未守旧到狭隘的地步，认为不妨将兵书给别人试试，也不埋没这个得力下属的一片心血。于是，就把兵书转交给了袁世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