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仔细地考虑一下吧！你们已知道了所有的重要事实，无论是引发疾病的条件，还是患者患病后起作用的因素。这些究竟在哪里为一些治疗的影响留有余地呢？首先，有遗传倾向的存在。我们不常谈及这种遗传倾向，因为它在其他的科学中已得到了强调，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要说。但是请不要认为我们低估了它；作为治疗者我们对它的力量认识得十分清楚，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改变它。我们也必须把它看作是给定的东西，它对我们的努力加以限制。其次，有童年期的早期经验的影响的存在，在分析中，我们往往十分重视这些材料：它们属于过去，并且我们对它们也毫无办法。再者，是我们总结为“真实的挫折”的一切东西——生活中的不幸，它来自于爱的剥夺、贫穷、家庭争吵，婚姻中伴侣的错误选择，不利的社会环境，以及严格的伦理标准对个体的压制等。尽管这些方面有进行治愈的可能，但需要仿照维也纳传奇中的约瑟王（Emperor Joseph）施恩降祸的方法才行——即通过有权势的人的任意的专制，才可以使人们都顺从，使困难都消失；然而，我们这样的人能采取这种恩惠作为我们治疗的方法吗？我们在社会上只靠医术谋生，无钱无势，甚至不能像其他医生那样对贫苦的众生施展医术。我们的治疗也是很花时间和精力的。然而，你们或许坚持认为前面所提及的许多因素中必定有一种能得到治疗的可能。如果社会所要求的伦理限制在对患者所施加的剥夺中起作用，那么治疗能够给他们力量或劝告去打破这些障碍，以牺牲理想为代价来换取满足和健康。虽然这种理想为人所推崇，但世上也有人对此不能时常坚持。这样，通过性的完满生活（living a full life）患者会健康起来。这当然使分析治疗蒙上了违反一般道德的阴影。因为它给予个人的东西正是它从社会团体索取的。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究竟是谁给你们留下这种严重的错误印象的呢？对患者完满性生活的劝告不可能会在分析治疗中起作用——如果只因为我们自己已宣布在力比多的冲动与性的压抑之间，在禁欲与肉欲的趋势之间会发生不易克服的冲突。通过帮助一种趋势战胜另一种是不能解决这种冲突的。我们确实看到禁欲主义占有上风，结果是被压抑的性冲动在症状中寻找出路。如果我们反过来使肉欲方面有胜利的可能，那么被忽视的对性生活产生压抑的力量就不得不到症状中去寻求补偿。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解决这种内在的冲突，总会有一方不能得到满足。而那种由于这种冲突不很强烈，由医生的劝告就能起效的病例则很少，这些病例并不需要分析治疗。那些易于受医生影响的人，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也能够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你们肯定知道如果一位禁欲的男子打算赞成非法的性交，或一位未得到满足的妻子要找另一位男子寻求放松，那么他们不一定要得到医生或他们的分析者的允许。
在这种联系中，人们时常忽视一个要点——神经症中致病的冲突不应与心理冲动之间正常斗争相混淆，因为这两种心理冲动有同样的心理根基。存在于同样的心理领域中。就致病的冲突来说，其两种力量中的一种进入前意识和意识阶段，而另一种则被压抑到潜意识阶段。由于这种原因，冲突不可能有个结局，冲突双方相距甚远难以会面。只有在双方处于同一场所时，才可能达成一个真正的协议。要使这成为可能，我想只有依靠我们的治疗工作。
再者，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在想象中认为分析也主要是劝导人生或指导行为，那你们就搞错了。相反，我们尽可能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只希望患者能够自己解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劝告患者在治疗期间暂时不要对生活做出重要的决断，而要到治疗完成后再说，如有关事业、婚姻的选择，或离婚等的决断。你们肯定会承认所有这一切都与你们所想象的不同。只有对于那些年轻而不能自立的人，我们才不进行这种限制。我们对于他们只能既为医生又为教育者。而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谨慎从事。
但是，你们不要从我坚持分析治疗和不鼓励完满的生活中得出结论，认为我提倡传统的道德观念。这都不是我们的实际情况。确实，我们不是改革者，而只不过是观察者；然而，要观察就会有批判，所以，我们不可能拥护传统的性道德，不会赞成社会对于性生活问题的实际调整。我们可以证明，社会道德所需要的牺牲时常超越它本身的价值；道德行为既不基于诚实，又不免于呆板。对于患者，我们决不隐瞒这些批判，使他们对性问题也像对其他问题一样，都能习惯于做不带任何偏见的思考；在治疗完成之后，如果他们能在性的放纵和绝对的禁欲之间找到适中的解决办法，那么，不论结果怎样，我们都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了。不论是谁，只要他成功地了解了自己的真相，都会永远抵御不道德的危险，尽管他的道德标准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一般的人不同。我们也不要过高地估价禁欲在引发神经症上的重要性。只有在少数病例中，病源性的挫折情境和之后的力比多积聚才可以通过不难获得的这种性交来治愈。
因此你们不能根据精神分析允许完满的性生活而解释其疗效。那么，你们必须寻求其他的解释。我记得在我反对你们的这个建议时，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可使你们走上正确轨道。我们所使用的东西无疑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潜意识，并把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是的，正是这一点。通过将潜意识的东西转译成意识的东西，我们取消了压抑。这就使症状形成的前提条件消除了。我们将病源的冲突转化成正常的冲突，这种冲突肯定可以找到某种解决办法。我们给患者带来的一切只是这种精神的改变：它达到的程度就是衡量提供的帮助的标准。在没有压抑（或类似的精神过程）等待解除时，我们的治疗就算完成了。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我们努力的目的：使潜意识成为意识、消除压抑作用，或填补记忆的空缺——所有这些都指同样的东西。但或许你们对这种解释不满意。你们已形成了一个有关这种神经症患者恢复健康的不同的印象——即他在接受了精神分析的艰苦的治疗之后，他会变成另一个人。所以，似乎总的结果是使潜意识的材料较以前减少，而意识的东西较前增多而已，你们或许低估了这种内在改变的重要。虽然一个受到过治疗的神经症患者在本质上依然故我，但他确实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也就是说，他已成为了可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所能成为的最好的人。但这就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了。如果你们能知道我们的一切成就，能知道我们用很大的努力来引起这种个人精神面貌的显然是平常的改变，那么，你们就肯定开始认识到精神水平中这种不同的重要了。
我暂时离开本论题，来问一下你们是否知道所谓病因治疗（a causal therapy）的意义。病因治疗是指抛开疾病的表现形式，寻求突破点，以根除其病因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种病因治疗呢？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一件易事，但我们由此却可以深信这类问题毫无价值。在精神分析的治疗不以消除症状为直接目的时，它很像病因治疗。而在其他方面二者则不同，因为我们早就通过压抑而将原因追溯到了本能倾向，它们的相对强度，它们的发展过程中的偏差。现在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化学方法干预这种机制，随时增减力比多的分量，或以牺牲另一本能为代价来增强一个本能——这就会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病因治疗，我们的分析也就成为寻求病因时所不可缺少的首要工作了。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目前还没有这种影响方法可以深入到力比多的过程之中。运用我们的精神分析治疗，我们向另一点发动进攻——不是针对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现象的根源之处，而是远离症状，这个地方只有在很特殊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使我们接近。
那么，我们必须要做什么工作才可由意识的东西来代替患者的潜意识呢？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只需要找出这种潜意识的材料并将其告诉患者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这是一个目光短浅的错误。我们有关潜意识材料的知识与患者的知识不是同一回事。如果将我们的认识告诉他，他不是接受它，并替代自己的潜意识材料，而是把它置于一边，并且很少改变自己的认识。我们不得不以地形学的观点来对待潜意识材料，我们必须从患者记忆中最初由于压抑而形成潜意识的地方去寻求它。压抑必须被消除——之后由意识材料代替潜意识材料的工作才能顺利完成。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压抑呢？至此，我们的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首先，是发现压抑，其次，是消除维持压抑的抵抗力。
那么，我们如何消除这种抵抗呢？方法是同样的：通过发现它并将其展示给患者。确实，这种抵抗也源于压抑——源于我们试图消除的，或早期发生过的压抑。它由反精神贯注建立，这种反精神贯注是为了压抑被拒绝了的冲动而产生的。这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和以前一样，即进行解释，发现并告知患者，但现在我们是真正做对了。抗拒或抵抗不属于潜意识，而是属于自我，自我一定会与我们进行合作；它即使不是意识的，那也无什么妨碍。我们知道，这里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潜意识”一词：一是作为一种现象，二是作为一种系统。虽然这听起来很难理解，并且模糊不清，但它毕竟只是前面所讲过的东西的重复。我们已为它做好了铺垫。在我们能由此解释辨别出抵抗的所在时，我们希望这种抵抗会被放弃，并且反精神贯注会退避。但是，有什么动机力量由我们支配以使此事有成功的可能呢？首先，是患者寻求恢复健康的欲望，使他愿意与我们合作；其次，是患者的智慧的帮助，我们通过解释来支持这种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给患者一些提示，那当然更容易地用其智慧识别出这种抵抗力，并在潜意识中找到与这种抵抗相应的观念。如果我对你们说：“向天空看！那里有个气球！”这与我只让你们向上看，并看你们是否能看到某种东西相比肯定会更为容易地发现这个气球。同样，在学生初次学看显微镜时，教师必须告诉他要注意看什么，否则，尽管这种东西在镜下可以看到，学生却根本看不到它。
现在请看一些事实情况吧！就神经症的许多形式来说——如癔症、焦虑现象、强迫性神经症等，我们的期望都得以实现了。通过以这种方法来寻找压抑、抵抗及被压抑的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这种抵抗，消除这种压抑，并将潜意识材料转化为意识材料。我们这样做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每一种抵抗力被克服时，患者的内心就在进行着一种激烈的斗争——一种正常的心理斗争，它建立在同样的心理基础上、发生于寻求维持反精神贯注和准备使之放弃的两种动机之间。前者是原先建立起的压抑作用的老动机；后者则为新近引发的动机，它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我们已成功地将前已因压抑作用而暂时平息的冲突再次引起，用来作为对此事的新的贡献。首先，我们必须向患者表明早期的决定足以致病，而新的不同道路可以导致健康的恢复；其次，告诉患者自从原初的拒绝之时起，所发生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自我柔弱、幼稚，也许无法抵御危险的、强加的要求。现在，自我变得既强大，又富有经验，并且还能够得到医生的援助。这样，我们就可以期望将再次引起的冲突引导到一个比压抑作用更好的结果；像我已讲过的一样，我在癔症、焦虑和强迫性神经症方面的成功可以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然而，还有其他形式的疾病，虽然情况相似，但我们的治疗方法却不见得有效。在这些病症中，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存在一种原初的冲突，并引发压抑作用——尽管这个冲突和移情神经症的冲突有地形学上的不同之处，我们也可以在患者的生活中追溯到压抑发生之处；我们运用同样的程序，准备做出同样的许诺，并且给患者同样的帮助，为他提供先行的观念；再者现在和压抑之间的时距也会有助于这种冲突产生一个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仍没有成功地消除一种抵抗或一种压抑。这些患者，如妄想狂者、抑郁症者以及患早发性痴呆症者，从总体上说仍然不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或抵制精神分析治疗。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肯定不是缺乏智力。当然患者需要具备某种程度的智力，但是就那些十分聪明并能进行演绎的妄想狂来说，难道是因为其智力赶不上他人吗？其他任何动机似乎也都不缺乏，抑郁症患者和妄想狂者不同，他们对患病和由此而忍受的痛苦具有很清楚的意识。但这并不使他们更有可能受到影响。我们在此又遇到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事实，并因此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明白了我们有可能成功地治疗其他神经症的所有决定因素。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专门讨论癔症和强迫性神经症，马上就会遇到第二个出人意料的事实。因为不久，我们就注意到这些患者对我们表现出一种十分奇特的行为。我们确信，我们考虑了治疗所涉及的所有动机，并且还充分地估计到了我们自己与患者之间的情境，因而可以得出一个十分可靠的结论；但是，除了我们已估计到的这些之外，似乎还有什么没有估计到的，这种意外的新奇的东西自身以很多形式出现。我给你们讲一些较常见的而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
我们注意到，病人本应只注意自身的精神冲突的解决，然而他们却忽然开始对医生本人发生某种特殊的兴趣。与医生有关的一切事情似乎比他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并且从此不再注意他自己的疾病。医生与他的关系一时也变得十分融洽，他特别地顺从医生的旨意，尽可能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显示了出人意料的美德。医生也因此对患者形成一种好感，并且以能为这样一种有特殊价值的人格提供帮助而感到庆幸。如果医生有机会与患者的亲属谈话，他也会为听到患者对他的尊重而由衷地感到高兴。患者在家中不知疲倦地赞扬医生，并认为医生有种种美德。他的亲属会对你说：“他对你非常的热情，异常地崇拜你，你说的一切，在他看来都像是圣旨。”也许不时有眼光敏锐者说：“太令人生厌了，他除你之外别的东西一概不谈，并且一直把你的名字挂在嘴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