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禹治水——功在当代，罪在千秋
话说上古时期，明君尧担任各部落大联盟的首领。那时候，黄河是一条水量丰沛、桀骜不驯的大河，年年都发生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房子被毁，黎民百姓苦于水患，无以为生，只好往高处搬。尧对黄河的问题十分重视，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尧是个英明的首领，对于治水的人选，他没有自作主张，而是先征求各个部落首领的意见。结果首领们都推荐鲧（gun）。实际上尧对鲧是不大信任的，但是诸位首领们都说：“鲧是唯一人选了，再挑也挑不出更强的人才了，水患如此严重，形势如此紧迫，就先试一下吧！”于是，尧勉强同意让鲧去治水。
鲧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十分用心，他辛辛苦苦，用筑堤堵住洪水的办法，花了九年时间去治理，但是收效甚微。鲧实在没有办法，他听说天帝那里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叫做息壤，遇水就会自动生长，于是他窃取了息壤，想用息壤来堵住洪水。结果息壤起初还有些作用，但是水越积越多，终于再次泛滥不可收拾，而且水患比以前更加猛烈。此时部落联盟首领已经是舜，舜知道了之后大怒。再加上盗取息壤事发，鲧在天上和人间都犯了严重的罪行，只有一死。鲧对于没有制伏洪水，反而因为治水丢了性命十分地不甘心，临死前嘱咐儿子，要儿子继承他的遗志，一定把水治好。
鲧的儿子就是禹，禹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却改变了他父亲治水的办法。他走遍天下，经过长期实地考察，终于悟出了治水的道理，那就是不能用堵的办法来治水，堵只是治标，早晚会酿成更大的祸患，只能用疏导的办法来解决。于是禹带领群众凿开了龙门，挖通了九条河渠，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把陆地上的洪水逐渐引到了大海里，洪水不仅不再泛滥，而且凭借着挖出来的河渠，人们还可以将水用作灌溉田地，增加庄稼的收成。禹终于治水成功，既为父亲雪耻，又为天下百姓造福，成就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传说禹为了治水，亲自上阵，和百姓一起辛勤劳动，他头戴箬帽，手拿铁锹，身先士卒，挖土挑担。治水免不了天天和水打交道，禹的双脚常年泡在水里、泥里，脚跟都被泡烂了，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禹为了治水大业，顾不上解决个人问题，30多岁了都还没结婚。后来，他在治水的过程中经过涂山（今安徽省蚌埠市西郊），遇到一位姑娘，一见倾心，而姑娘了解到他为天下人治水的志向，也十分敬重他，两人相互爱慕，便成了亲。
禹新婚还没有几天，便为了治水，又继续上路了。他常年奔波在外，多年都顾不上回家，曾经有三次明明经过自己的家门，却都没有进去。第一次，禹路过家门时听说涂山氏卧病在床，但水情紧急，禹实在脱不开身，没能进家去看望。第二次路过家门时，妻子怀孕，即将临盆，禹也没空进家里去看望。第三次，妻子已经为他生下了儿子启，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婴儿的哭声，十分想进去看看，但终于还是以治水大业为重，狠下心没进家门。
当时，有一座大山横亘在黄河中游，叫龙门山（在今陕西与山西交界处）。这座大山是黄河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正面挡住了河水的去路，奔腾东下的河水无路可走，于是常常溢出河道，四处泛滥肆虐。禹到了龙门之后，仔细观察地形，选择有利的位置，带领人们开凿龙门山，终于在这座大山中央凿开了一个大口子，河水从这个大口子奔流东去，畅通无阻，就再也不会泛滥了。
禹治水成功的时候，舜帝已经年老了，根据禅让制度，舜应该挑选一位自己的继承人，而禹因为治水有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等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就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几千年前的事情，其中多有神话传说的成分，未必真的可信，但当时的人类处于冰河期与冰河间期过渡的时期，确实是面临着水患这一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大禹治水虽不一定是真的，却是当时人们面对水患时努力拼搏的事迹在神话传说中的体现。我们读到这样激动人心的故事，不由得感慨中华民族先民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为自己的民族深深地感到自豪。
自豪虽然令人激动，但却显得肤浅。我们除了自豪之外，还应该仔细探究一下大禹治水这一历史事件（或者说神话传说）对今日的影响。有人或许会说，那么久远的事情，对今日还能有什么影响？即使有，也是微乎其微的吧？其实大谬不然，治水这件事，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我们都知道，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落后？原来是因为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迎来了工业革命。那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那时候处于明、清两朝的统治之下，虽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哲学上的打破传统的新思想，但总的来说这个时候是很专制很压抑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的。那么为什么如此专制，不像西方那样有自由竞争和个人权利的观念？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大一统王朝统治的国家，而人家西方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就再没彻底大一统过，而且好像也从来没有人动过大一统的念头。正因为分裂，所以必须竞争；正因为主体太多太散，所以才有权利观念。而我们呢，回溯历史，第一个真正大一统的朝代是秦朝，人物是秦始皇，他是后世所有君王的始祖和榜样，“始皇帝”嘛，所以以后的中国无论分裂成什么样，最终还是要一统的，《三国》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秦始皇又是怎么回事呢？春秋战国时候不是挺乱的么？原来始皇帝他既有统一中国的能力，又有统一中国的愿望。能力从哪里来？商鞅变法，愿望从哪里来？个人野心加上三代的传统。夏商周三代有什么传统？“父传子，家天下”。从谁开始的？禹和启。怎么就从他们父子俩这开始了？因为他们破坏了原始部落联盟公议推举新盟主的禅让传统。为什么他们能破坏这个传统？因为禹在当盟主期间获得了比从前盟主大得多的权力。为什么禹会获得这个权力？因为他带领着大家治水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里大家不仅仅是因为禹领导有方的功劳而给他这个权力，而且也是因为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必须给领导者这样的权力，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嘛，没有绝对权力，又怎么集中呢？不集中，又哪有力量对抗洪水呢？所以这才找到中国专制传统的根儿上：治水。因治水导致权力的集中，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延续不变的专制制度。
这种说法并不是信口开河，我们知道，大禹做了部落联盟首领之后，确实获得了比以往大得多的权力。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防风氏的首领参加会盟迟到了，而且没有带相应的贡品，禹居然下令将防风氏处死。这足以说明，禹当时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专制君王，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原始民主制度下各个部落推举的联盟首领了。而后来启之所以能改变禅让的传统，将天下归入自家私产，也和禹多年掌握这种专制的权力分不开。想必禹也早有扶植儿子启的意图，只是不便明说，只好暗地里培养启的势力，等到他一死，纵然有人想要抬出禅让的老传统来说事，也抵不过启的势力了。
众所周知，地球的历史是有冰河期和冰河间期的，冰河期天气寒冷，地球上的很多水域冻结形成冰川，而冰河间期冰川融化，就会形成大洪水。目前人类这个物种诞生于上一个冰河期的末期，正处于冰河间期，正好赶上了上一次冰河期向冰河间期转换过程中发生的史前大洪水。对于这场洪水，中国人的印象是大禹治水，西方人的印象则是挪亚方舟的传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中国人的历史起源比较早，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已经处于氏族社会，已经有了基本的社会组织，所以有可能集中社会资源集体对抗洪水，上述所说的权力集中，就是其产物。而西方人当时还处在原始人群阶段，没有能力对洪水进行集中对抗。
这些条件阴差阳错，最后造就了中国历史的专制传统。而其源头，居然可以追溯到如此久远的神话时代。历史究竟是必然还是偶然？这真是个永恒的问题。或许，这个就叫做“历史的吊诡”吧。
2.面目模糊的纣王
殷纣王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暴君的典型，这似乎是铁案如山，再也难以改变。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即使是已经被批倒批臭的人物，偶尔也能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围绕着商纣王，几千年来多少人进行了怀疑、争论、辩驳，其曲折之处，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最普遍的观点，自然是认为纣王是古今罕有的暴君之一。《汉书·古今人表》中，臧否历史人物，纣王属于下下等，是人品最差的一等。自《汉书》以后，在正史、笔记、戏曲、小说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记载中，殷纣王荒淫残虐的记载层出不穷，恶迹斑斑，罄竹难书。例如他好奇婴儿在母亲体内如何生长，就剖开孕妇的肚子观看；他的叔叔比干对他进行劝谏，惹怒了他，他就生挖出比干的心；更别提最最著名的“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种种荒淫残暴的事例，已经不是常人所能想象，读了让人毛骨悚然。
然而，为纣王翻案的人也不是没有，而且其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说起来，为纣王说话得人出现的还挺早，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经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意思就是说，纣王可能确实做了些坏事，但绝对没有那么多，那么坏。只不过是墙倒众人推，你一旦担了这个恶名，那所有的屎盆子就都扣到你头上了。所以君子不能承担恶名，一旦承担了恶名，那就一无是处了。除了子贡，清朝人崔述对纣王的罪状也有所怀疑，经他考证认为纣王真正的罪状只有五条。近人顾颉刚更对此有深入研究，撰写了《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就是，纣王的种种恶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时间离现代越近，纣王的罪恶越多，也越来越离谱，明显有一个添油加醋的过程，因此也越来越不可信。顾颉刚小心考证，找到了不少历史事实，人们通过他的考证了解到，妲己这个人物出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史上并无其人；而纣王的种种淫暴，基本上都是艺术加工，源自《封神演义》等小说，没有真凭实据。
然而，要为这样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大暴君翻案，谈何容易。起初，试图翻案的人极其小心，先不提纣王的种种恶行，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先考证纣王的个人才能和历史功绩。其实这一点倒有明证，《史记·殷本纪》中就曾经说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文武双全，英明神武，俨然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从历史功绩上看，纣王向东南方向开疆拓土，曾经平定东夷，把中原王朝开拓到了淮河和长江流域，对于当时的中原文化向东南方向的传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对古代中国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功劳。
随着纣王个人才能和历史功绩的逐渐被人肯定，为他彻底翻案的观点也开始出现了。翻案者越来越大胆，在肯定纣王重大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开始提出纣王的历史地位其实应该在武丁和周武王之上，他是因为战败亡国，才被他的敌人——周人强行扣上了暴君的帽子。种种罪恶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是夸大甚至是虚构。翻案者认为，对于当时的那段历史，最直接最根本的依据是《尚书》，而根据《尚书》的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提出的纣王罪状是：酗酒、不用贵戚旧臣、提拔重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用心祭祀等。其实详细考据这些罪状，简直无一属实：喝酒是当时贵族阶层中的普遍现象，纣王即使酒量大点，多喝了一些，那也算不了什么。不用贵戚旧臣，可能确有此事，但是贵族上层争权夺势，哪一朝哪一代又少得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等人在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遭到纣王的贬斥，就算是纣王的一条罪状，未免太牵强。提拔重用小人，是说纣王从奴隶当中选取人才加以重用，这可能的确违反了当时选拔人才的标准，但打破阶级界限，唯贤是举，这其实应该算是纣王的一种革新，是一种进步措施。听信妇人之言，更是少见多怪，商朝武丁时代的妇好就是一位杰出的贵族女性，为国家立下大功，如果真有这样优秀的女性人才，听信其言又有什么过错？至于不用心祭祀，更是弥天大谎，我们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出，纣王之父帝乙和纣王在位时期，是商朝祭祀礼仪最为完备、祭祀次数最多的时期。所以说，《尚书》中记载的武王之所以伐纣的种种理由，基本上都是周人为战争进行的宣传，不是歪曲事实，就是无中生有，完全是一种人身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