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浪费与崇尚节俭，此二者是一个人荣与辱的开端。是行其俭还是行其奢是由自己决定，但是安与危也就会随之而来并及自身。耳、目、口、鼻、身的情欲收敛，则美德充盈；千百种嗜欲内攻，则凶事外发。丹桂内的蛀虫虽小，终于会要损坏丹桂的荣芳；朱火内的烟尘虽微，必然会要阻碍光焰。由此可知，骄奢是由人的意志决定，如不节制骄奢就势必使意志消沉；情欲生于一个人的自身，如不遏制情欲也会丧身。所以桀、纣完全放纵自己而不知遏制，故酿成大祸；尧、舜时时约束自己并懂得节制，最终一生有福。这个一亡一兴的经验教训就在眼前，我们能不努力崇尚节俭吗？九、赏罚篇
【原文】
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敝；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开其利本，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故《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
【译文】
天地养育万物，就好比人君抚御众生。由于上天要化育万物，故以寒暑为德；由于人君要抚御众生，故以仁爱为心。寒暑既协调，则六气和，故四时无疾疫；若风雨不均匀，则五谷不登稔，故岁有饥寒。人君以仁爱下施，则天下大治，故人不至于凋敝；假如命令失度，则刑罚不当，因此为政必有不当。防其害源，使民不犯其法；开其利本，使民各务其业，此乃教民之道。有罪者当众给以处分，罚当罪则奸邪止；有功者当众给以褒奖，赏当功则臣下劝。刑不滥罚则威立，威立则恶者惧；赏不妄行则化行，化行则善者劝。虽是适于己但妨碍于道，不仅不加禄俸而且罪之；虽是逆于己但有益于国，不仅不施刑罚而且赏之。所以受赏者认为是自己有功当赏，不必感君之恩德；受罚者认为是自己罪之当罚，不会有什么怨言。因此《尚书·洪范》篇中说道：“如赏罚得当，不因个人喜怒而定，而因功罪而定，故无偏党之私。如此，则王道如天地之广大无极。”此乃是赏罚轻重不失其公平的结果。
十、务农篇
【原文】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人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什一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竟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
斯二者制俗之机，子育黎黔，惟资威惠。惠可怀也，则殊俗归风，若披霜而照春曰：威可惧也，则中华慴軏，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须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画刑不犯，移木无欺。赏罚既明，则善恶斯别；仁信普著，则遐迩宅心。劝穑务农，则饥寒之患塞；遏奢禁丽，则丰厚之利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
【译文】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农为政之本。古人又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农业对于治国安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劝农，今天也应在规定的时间里亲自进行耕田活动，熟悉天地四时，使敬天时以授民人。如果夺其农时，则国无九年之储，不足备水旱；如果妨其蚕绩，则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处于乱世的人们许多弃农耕而弄刀枪，弃实就虚，竟锥刀之末利，所以废其农业之本基。如若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其国必贫必危，以一人耕而百人食，游食末作者如此之多，其害甚于秋螟。不如禁绝游食末作，禁绝求利废农，劝课农桑耕织，使全国人民弃末而返本，背伪而归真。既已禁其浮伪，使之各还本真，则仁义之必会萌生，而贪残之路永远隔断。如此，就可称之为务农的大本也。
威与惠，此二者乃制驭、转变风俗之枢机。为人君者，当父事天，母事地，视民如赤子。然民有善有恶，所以人君亦应有威有惠，威以治恶，惠以怀善，故威惠相融，不可有偏。因为恩惠可以怀善，则殊方异俗向风慕义，其下民之来如披寒霜而以向春阳，归附者不可阻挡；因为威刑可以治恶，即如以威刑制服强恶，则强恶就会像牛马惧伏于軏，其惟恐有如立足于刀刃之上，雷霆之发于上，因而不敢为非也。因此，要治理好国家，威与惠不可偏用而必须并举，刚与柔不可偏废而必须合用。古者上刑，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会感到是奇耻大辱，不必按照肉刑的规定去执行；商鞅变法，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居北门者予重金。有一人徙之，如数给予重金以明不欺。威惠不偏则赏罚明，赏罚明则善善恶恶自然可以判别了；仁信并著则取信于民，取信于民则远近之心皆归于统一了。耕耘纺绩，劝之课之，使男男女女各务其本，则民无饥寒之患；刻镂刺绣，遏之止之，使老老少少各弃其伪，则民有丰厚之利。如果人君以仁信行教化于下，有如风偃草那么容易；如果人君在上带头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亦效法而肆意侵鄙。人君如果不能修身约己，而想禁民为非者，正如嫌恶火之燃，复添加柴薪而望遏止其火焰不燔；忿水池之浊，而又搅动其浪而想遏止其流不浑；这是十分愚蠢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人君若能先正其身然后治理国家，就可以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教而化了。
十一、阅武篇
【原文】
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彫；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彫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遂以丧邦。何则？越习其威，徐忘其备。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
【译文】
兵甲武器这类的东西，是一个国家的凶器，是不得已而用的。从历史上看，土地虽广，如果好于战争，则百姓必然凋残；邦国虽安，如果忘了战争，则民众必然危险。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好战而穷兵黩武，民生凋敝，而欲保全，那是很难的啊；如果忘战而上下垂危，盗贼蜂起，而想弭寇，那也是办不到的呀。兵甲这种东西，是保卫一个国家所必备的，不可缺少的，因而不可以全废；可同时兵甲所到之处，荆棘丛生，破坏性大，因而又不可以经常使用。正因为农为立国之本，而兵甲为国家的凶器又不可常用，故只能讲习武事于农之四时间隙，以习上下之威仪。所以春秋时期越国国君勾践见蛙，而俯凭车的横木以敬之，敬其见敌而有怒气的蛙，以激励士兵怒对强敌吴国的士气，终于得士之死力而成霸业；徐偃王是周穆王时徐国的国君，平时好行仁义，连最起码的武事也不讲，完全松懈了斗志，最终被楚兵所灭。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越王勾践平时习其兵威，而徐偃王完全忘失其武备的缘故。孔子就说过：“用事前未经任何训练的民众去同敌人作战，这就等于拿这些民众去白白地送死”。由此可知，弓箭武器，可以威慑天下。这是用兵的关键所在。
十二、崇文篇
【原文】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
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译文】
古人出战告捷，就献奏成功的乐曲，因而有“功成设乐”的说法；古时天下既已安定，就从事制定礼仪，因而有“治定制礼”之称。然而，礼与乐，必须依靠儒士而作，依靠儒士而兴。宏广风化，导引旧俗，无过于文治之术的了；宣传政教，训诲人民，没有比学校更好的了。通过文术，可以隆盛治国之道；借助学习，可以光显后世的声名。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度；不看书，不识智之本源。吴地有竹，其形直，可作箭，然而不凭借筈羽，即使做成了箭，也不算是好箭；人虽有明辨是非之特性，然而如不经常学习提高，也无法做到明辨。所以古人致力于兴建“明堂”这个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建立“辟雍”这个教导天下之人的学校，使人们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精研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悠闲静坐于府第而知天下之事，无所营治而通晓古今治国的经验。要想飞扬英美之名，腾传茂实之德，光耀后世者，只有通过学习圣人之道才能做到。这就是文艺儒术之道，也是治国的方法。
关于武、文二者，相互交替着为国家使用。至于战事之气氛遍地，成败则决定于备战情况；天下之鼎沸大乱，兴亡则取决于两军之对阵。当此之时，人们则自然贵乎武器而轻视学校。直到天下既定，海水不波，兵尘不起之时，传统的七种武德也勿须讲究了，传统的六府三事之功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教化。当此之时，人们则自然轻甲胄而重视诗书。由此可知，非武不定，非文不治，故文武二者，缺一不可。一般来说，时乱则崇尚武艺，时平则崇尚文化知识，文武的运用，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要合其时而用。因此，武艺忠勇的人和儒家贤德的人，这文武两方面的人才都应当珍惜，不可偏重一方。
帝范后序
【原文】
古人有言：非知之难，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岂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皆俯从其易，不能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逸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是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唯慎过于将来。择哲王以师，与无以吾为前鉴。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缺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人劳，此非屈己也。斯数事者，吾之深过也。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矣；平定区宇，其功大矣。益多损少，民不以为怨；功大过微，德之未亏。
然犹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道，顾此怀惭。况尔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之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译文】
古人说：不是认识事物难，只是实行不容易；事情可勉力去做，坚持到底很难。所以暴虐的君主，不是只知道干坏事的人；圣明的君主，也不是独自看到行善的途径。而是因为正道遥远难以遵循，邪路近而易走。小人只顾走易走的路，不愿努力去走艰难却是高尚的途径，所以祸败随之而来。君子则不畏艰辛走难路，不图安逸走近路，福庆也随之而到。可见祸福之来没个定数，纯由各人自取。要想改正过去的错误，只有对未来可能犯的过错加以预防。要以圣哲的先王为师，而不要以我为榜样。以最上的人为仿效对象，仅得为中等人，以中等人为榜样，就会沦为下流。所以如果不是德行非常高尚的人，不可效法。我在位以来，缺点很多。新奇华丽的衣服宝玩，锦绣珍珠宝玉，不间断地送到我的面前，这就不是防止自己欲望扩大。大兴土木，在梁柱和屋椽上雕刻彩绘，建造高台深池，这就不是立志节俭。良犬骏马鹰鹘之类，不管路程多远必定取来，这就不是心存节俭。几次出外游幸，使百姓非常劳苦，这就不是屈己从人。这几件事，都是我的大错误，不要以为都是正确的而去效法。但我救世济民，平定区宇，益多功大。益多而损失小，百姓不怨；功大而过失轻，未亏德行。然而究竟未能做到尽美尽善，不能不感到惭愧。何况你没有纤毫的功绩，只因父祖创建的基业而登上帝王之位，如果能学好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基业和自己就可保安全，如果放纵情欲而为非，就会基业倾毁而身丧。国家基业创立难而败亡快，皇帝的宝位丧失容易而得到很难，一定要爱惜和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