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80年代的东京，几乎所有人都享受到了泡沫经济带来的福利，但是90年代的北京，只有10%左右的人真正享受到繁华时代带来的红利。尽管如此，比起经济规模和民众精神持续萎靡的东京来说，北京还是好多了，使我得以纵情讴歌自己的“第二次青春”。紧接“泡沫经济一代”的是出生于70年代的年轻人们，因为他们是“团块一代”的子女，被称为“团块二代”。20世纪末，日本的泡沫经济已经全面崩溃，然而由于“团块一代”在泡沫经济时期攒下了很多积蓄，“团块二代”从小到大都没吃过什么苦，就好像我在本章后面要说的中国的“富二代”一样。“团块二代”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他们明明是寄生于父辈的啃老族，却偏偏非常讨厌父辈们，尤其厌恶“团块一代”“凡事都要竞争”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团块二代”的特征就在于“比起竞争，更注重合作”的价值观，他们并不把周围人看成对手，而是当作伙伴。
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为止（现在可根据个人意愿延迟到65岁退休），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都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终身雇用制度的解体也是从这一代人开始的。这一代人之后的年轻人们，只要不喜欢现在的公司，便可以随时辞职。哪怕辞职了也不用担心生活不下去，因为泡沫经济时代他们的父母积攒了不少财产。
2012年夏天，我从北京返回东京的时候，发现我在中国买的各类书籍塞了整整50箱，根本无法放进我在东京的小房子，因此决定在东京购置一套面积稍微大一点的二手房。我看了大约40套房，期间，遇到不少跟我一样想要买房的“团块二代”的男士。通过与他们的交谈，我意外地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都已经过了35岁，却依然没有一份固定工作。在我这代人以及我之前的那代人看来，没有固定工作是绝不可能考虑买房的。没工作的话，先住在父母家里，等找到工作了就搬出去租房子住。如果有了一定的积蓄才会考虑结婚买房，成家立业。这是我们这两代人的思路，做事都会讲究先后顺序。
然而，“团块二代”考虑问题非常单纯：“房子就该用父母的钱买。”在这种思维的背后，存在某种破罐子破摔的依赖感：“经济这么不景气，怎么可能有存款，不花父母的钱花谁的？”
前几代人会觉得成人之后还要依靠父母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我们的父母也认为，小孩只需要供到考上大学为止。
拿我自己来说，父母只帮忙缴付了大学的入学费用，大学四年的学费共计1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5000元）都是我在课余时间打工赚来的。上大学的时候，我一般坐电车从家里出发去学校，有的时候连坐车的钱都没有，就花费1个半小时骑自行车上学。
为了实现去法国旅行的愿望，我花了三年时间打工攒钱。大学毕业旅行，我向银行贷款2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000元），用这笔钱环游了意大利。我每月要还银行1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80元），还25个月才还完这笔贷款。计算一下，可知当时的贷款利率为10%。
1988年韩国首尔奥运会开幕之前曾举办过一次日韩学生会议，我利用参会的机会，第一次赴韩国访问。这是首尔大学和东京大学首次在首尔主办的讨论会，一周的时间里，双方各24名学生代表用英语讨论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关系、文化等问题。
因为没钱缴纳12万日元的会费，我毫不犹豫地做起了当时报酬最为可观的兼职--为新药品做人体试验。当时试验的新药是一种精神镇定剂，参与试验的一行四人在东京驹込的一家医院里住了四天三晚，分别服用不同剂量的新药，然后分别测量血压、体温以及心率等等。距今已经过去25年，在我身上仍没有出现什么后遗症，想来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吧。在当时，做这份兼职一天可以拿到3万日元，最后我一共赚到12万日元，顺利去了韩国。我的学生时代几乎总是缺钱用。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我当月就离开父母，自己租了个房子，开始一个人生活。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从来没向父母伸手要过一分钱，并且每月都会给家里寄钱。
然而，“团块二代”开始认为“父母的钱就是自己的钱”，这种想法的改变，可以说是1945年以来日本“青年史”的一个分水岭。
青春再也不能“野蛮生长”了日式“文化大革命”
“团块二代”之后的年轻人，就是日本的“80后”们，他们接受“宽松教育”成长起来，被称作“宽松一代”。“宽松”一词来源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制定的“宽松教育”，是“轻松”“从容”的意思。这一代基本上都是些性格温和的年轻人。
一直以来，日本教育深受中国四书五经以及科举制度的影响，是一种以背诵为重点的填鸭式教育模式。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文明开化，吸收欧美文化，需要背诵的知识更是翻了几番。其结果就是，以背诵为重点，完全没有了思考的时间，因此遭到教育学家的批判。
于是，初等教育开始陆续实施“宽松教育”，小学从1980年开始，初中从1981年开始，高中从1982年开始，大幅削减上课时间。1992年到1994年，日本全面修订了小学、初中及高中的“教学大纲”，大幅简化教学内容。例如，一直以来圆周率都是“3.14”，现在学生们只需记住是“3”；把“理科”和“社会科目”合并为“生活科目”，等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东京大学教育学院学习，当时自由教育的倡导者德国教育家鲁道夫·史代纳（RudolfSteiner）的“史代纳教育理念”受到学者们的一致推崇。1975年，居住在德国的日本人子安美知子出了一本书《慕尼黑的小学生》，介绍史代纳教育理念。此书一经问世，立刻在日本掀起了“史代纳教育”的热潮。“史代纳教育”理念倡导：“教育最重要的不在于‘记忆’，而在于‘思考’。”这一理念在日本教育界推广开来，其直接产物就是“宽松教育”。
然而，“宽松教育”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它培养了一大批连汉字都不会写，简单的心算也不会算，对日本和世界历史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可以说这一改革完全就是日本版的“文化大革命”。
因此，“反宽松教育”的声音逐渐占据社会主流，最终政府决定，小学从2010年、中学从2011年、高中从2014年开始，恢复“教育大纲”的原状。
“宽松一代”成长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的日本，很懂得节约之道，并且重视自己的爱好和生活，讨厌加班或是周末调班。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接受的教育有缺陷，所以教养水平普遍都非常低。
职场上，有很多“宽松一代”的年轻人。我从来没见过他们在职场上争执不休的模样，如果训斥他们，声音千万不能太大，因为他们马上就会摆出一副要哭的样子。在我看来，“宽松一代”的身体里缺少一种有关“斗争精神”的DNA。
让我十分吃惊的是，“宽松一代”的话题大多是关于“节约”的。比如，哪家网店开始打折了，或是麦当劳和吉野家马上要推出什么优惠套餐了之类的。某一天，我约他们去吃午饭，被他们果断拒绝了，原因是：“7-11便利店的饭团平时卖120日元，这两天打折，只要100日元，所以今天中午我们要吃7-11的饭团。”这时，身为“泡沫经济一代”的我终于忍不住插嘴道：“你们有精力思考怎么用100日元买到120日元的东西，不如花时间想想如何赚到1亿日元！”结果他们满脸无奈地反驳道：“近藤前辈，不是有句话叫‘聚沙成塔’吗？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我们到哪儿去赚1亿日元啊？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不如你买买彩票，做做发财梦吧！”
无论我怎么说服他们，终究是寡不敌众。在“宽松一代”看来，“泡沫经济一代”就是一群“只知道做梦的非现实主义者”。
日本的“90后”们
日本的“90后”也被称作“超然一代”。他们年纪轻轻，只有二十来岁，却像出家人一样大彻大悟，十分老成，因此被称为“超然一代”。
“超然一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倾向于绝对的安稳。一般来说，年轻人对于升职、恋爱、出国游、豪车、奢侈品等都会十分感兴趣，但他们丝毫不在意，只想过上安稳的生活。
2012年秋天，我参加了大学同学的聚会。有个同学现在是某家大型银行的人事课长，他用震惊的口吻说：“今年春季，大批‘超然一代’来我们银行应聘。”
“他们这代人对升职、婚姻什么的都不感兴趣，只希望每天能够平平淡淡地度过就满足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选择来大型银行就职，因为既不用担心银行倒闭，工资待遇也还不错。我们这代人入行的时候，都争着去业绩好的分行，一心想着提高业绩，出人头地。然而，‘超然一代’最青睐的职位却是内部图书馆的地下资料室，或是管理整个公司的空调和电力供应的总务部，因为在这些地方工作轻松，不用加班。这些部门在以往都是遭到冷遇的人被降职后才会去的部门，或是身体状况不佳的快退休的人才会去。现如今，‘超然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像日本人了。”
这位同学还说，他曾经邀请“超然一代”的年轻人晚上一起去喝酒，结果对方这样拒绝道：“晚上我不想去喝酒，我喜欢一个人独处。虽然我回家之后，一个人待着也没什么事，但我可以做做饭，在网上看看视频，也挺开心的。”
当时听到这么奇葩的年轻人我还跟着大家一起笑，今年春天，我的编辑部也来了一个“超然一代”的年轻人。据我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超然一代”其实就是“对他人不感兴趣的一代”。他们在工作时间会戴耳机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对于上级提交的工作虽然也会照章执行，却没有一分一毫的附加价值。归根结底，对于他们而言，工作只是获得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对于工作内容，他们是毫无兴趣的。
在我遇到“宽松一代”年轻人的时候，已经够震惊的了。“宽松一代”的年轻人从不考虑怎么“把100变成150、200”，他们费尽心思考虑的都是“如何保持100的现状”。也就是说，“宽松一代”的年轻人们从不关注如何“让社会进步”，他们只关注如何“让社会不退步”，他们就是日本“失去的20年”的产物。
与此相对，现如今的日本“90后”即“超然一代”的年轻人，是“对社会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毫无兴趣”的一代人，这代人的数量大概是“团块二代”的一半，他们是少子高龄化社会的产物。现在，日本25％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老人。
“超然一代”的生活哲学看似与老庄唯我独尊、无为自然的思想相吻合，实际上却不可能参透老庄思想那种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如果说“团块二代”和“宽松一代”的年轻人身上没有“欲望”的影子，那么“超然一代”连“感情”都让人感觉不到。
2013年5月，东京皇居附近的国立近代美术馆举办了20世纪英国代表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展览，在“超然一代”中反响很好，参观者络绎不绝。
几乎与此同时，在上野公园的国立西洋美术馆正在展出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父”之称的拉斐尔的作品，这个画展的来客大多是中年妇女。虽然拉斐尔的作品都是基督教主题的作品，他的宗教画却好像意大利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而出生于爱尔兰的培根的画作，要么是全身黑袍的红衣主教，要么是眉头紧锁的教皇，风格十分阴郁。然而，日本的“90后”们，似乎对培根大彻大悟般的阴暗风格十分中意。
培根66岁（1975年）时写的英文诗被大书特书，占据了一整面墙。很多“90后”们在这个展示诗的区域念念有词，宛如念着咒语一般。
诗的内容是这样的：“我17岁的时候顿悟了。这段记忆依旧深藏在我的脑海。我走在大路上，看见了一坨狗屎。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生活有时候真像是一坨狗屎。”
我怀着走进“超然一代”内心世界的初衷去参观了培根展，在那儿我也顿悟了一件事：20年或是30年后，当“超然一代”的年轻人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力军，日本跟周边国家，如中国、韩国等，围绕历史问题应该不会再起任何波澜了。因为他们这代人压根不想从政，对靖国神社以及战争、慰安妇问题没有丝毫兴趣。
不仅如此，因为“超然一代”对政治本身根本不感兴趣，那么政坛竞选的参与者也会后继无人，这样一来日本这个国家也将不复存在了吗？
他们一生下来，就异常老成
如上，我们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年轻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60年的安保一代”“团块一代”“70年的安保一代”以及“泡沫经济一代”这四代人可以归为一类；之后的“团块二代”“宽松一代”以及“超然一代”这三代人则是第二类。前四代人是“肉食系”，后三代人是“草食系”。前四代人喜怒哀乐的情感分明，后三代人则感情含蓄，奉行禁欲主义；前四代人任意妄为、大胆泼辣，后三代人则规矩守礼、温和柔顺。
走在时代最前端的“超然一代”可以说是“草食系”特征最明显的一代人。总而言之，日本的年轻人，无论男女，都开始朝中性化方向发展。
日本“青年史”的变迁，对于中国很有参考价值，当今的中国与过去的日本一样，同样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上。在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眼中的中国“青年史”。
我最早接触的中国人，是跟我同龄的中国的“60后”们。这一代人的幼年时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是他们的共同体验。父辈以及周围的大人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的景象，成为他们幼年时期的初始体验，因此这一代年轻人基本上都非常有骨气、有毅力。之后，“四人帮”于1976年被逮捕，“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次年，中断了十多年的高考重新开考。因此，“60后”们在迎来他们的18岁生日之际也同步进入大学深造的轨道。同时，改革开放也吹响了时代的号角。
因此，“60后”的青春时代，赶上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的浪潮，可谓是“幸福的时代”。
我的妻子是北京人，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左右，一家咖啡馆在她就读的大学校园内开张营业了，这大概是中国首家在大学校园内营业的咖啡馆。云南的咖啡被运送至此，还会搭配上几样小点心一起出售。据说，当年这家咖啡馆异常火爆，每天人民币就像雪花一般飘进咖啡馆。然而好景不长，学校管理层严厉申斥咖啡馆的经营走的是“资本主义路线”，咖啡馆被迫关闭了。
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都很穷，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年代算是一个平等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可口可乐以及邓丽君的音乐等新事物开始进入大陆，这代人第一次接触到了俄罗斯以外的不同国家的文化，其中也包括由高仓健、中野良子、山口百惠等日本明星所主演的日本电影及电视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