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司完全瘫痪。易通也无事可做。迪荪写完招股书就离开了易通。廖还挂名在易通，他人不再出现。邓仁另开公司，他如今腰杆子硬了，不管是跟谁走在一起他都不需要后半步，微曲着膝盖，包括女枭雄，包括廖董，包括Mayo。因为他现在也是有钱人了，不，准确地说是有钱人的家属。他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子，一个香港的有名的富婆，大他二十来岁。办公室就在北京公司的隔壁。他把办公室的设备全搬到他的新公司，连客户合约全带走。邓仁与女枭雄公开翻脸，原因是女枭雄不肯退还代收的应收款，理由就是北京公司欠她的律师费。易通也还欠他的钱。廖虽然不满意女枭雄私吞应收款，那毕竟与他的私人利益没有冲突。他特讨厌邓仁小人得志的嘴脸。他想起当初邓仁鼓动自己与他合作反对Mayo卖北京公司时讲得多动听：“客户和员工都是现成的，还有这么多的专利证书，这些都是无价之宝。等李军把公司移交了，我们俩拍档搞这个公司。Mayo，一个鬼佬，人又在悉尼那么远，又不懂中文，我们就是把他给卖了他还帮着数钱呢！”他无奈地笑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帮着这小子使坏，结果算计到自己的头上来了。这小子奸，自己应该早就有所察觉。以前这小子陪着自己在大陆开发中国市场，组建北京公司的时候，鞍前马后拍马溜须。后来他跟Mayo抱团，Mayo在香港募资的时候，他怕时差影响Mayo休息，主动帮Mayo接管手机。每次从悉尼打电话给Mayo，早上接电话的都是他。他那第一声的‘喂’是从睡梦中醒来的声音。现如今他公然跟易通叫板，抢走北京公司是合乎逻辑的。要怪就怪自己后知后觉。”出于公仇私恨，廖自然跟女枭雄站在一起了。他跟女枭雄在上海合作搞地产，X先生做他们的靠山。中澳合作宣告失败。
事到如今，Mayo终于明白当初邓仁为什么突然出尔反尔，公然反对卖北京公司；他也明白了女枭雄为什么不急着追讨她那百分之五十的借款。他不但失去了北京公司，还应了李军的话，从此不能踏进中国半步。他吃的亏不小，我也只听见他咕噜咕噜吞咽的声音。“这孙子，他以为找个香港老富婆当女朋友，有钱撑腰了，就敢跟我玩？游戏还没完，他敢来澳洲？看我不收拾他？”他狠狠发牢骚，突然语气一转，半开玩笑半认真问我：“你有办法联系中国的黑社会吗？找人杀了他！”
“哦，没有！我可没办法！”我吓一跳，急急摆手说。
我虽然还上班，基本上已无事可做，天天在电脑上玩扑克牌。再度失业就在可见的未来。大伯回悉尼后，常常约我看电影，我也乐得有人陪着消磨时间。对大伯，每次见面我都装作很忙的样子，风风火火，必定迟到十分钟。失业，像个巨大的黑影笼罩着我，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我，这时已失去主心骨，完全没了自信。上次失业在家九个月，天天向猎头公司发四五封求职信，也不管那职务合不合适。天天拆几封猎头公司的回信，只要看信的第一句话：“谢谢你申请这个职位，不幸的是……”就把那信扔进废纸篓里。天天重复着这些事情，心情却一天沉重似一天。忐忑不安，焦虑上火，惶惶不可终日还在其次，最难的是面对父母。一方面不忍心让年迈的父母为我的生活担心，一方面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那时正碰上父母来探亲一个月。在那一个月里，我装作上班的样子，天天早上七点半出门，六点回到家，还坚持每个星期给父母一百块零花钱。找到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无论有多困难多冤屈，绝不辞工。绝不！我不要失业，一辈子都不！”都说人算不如天算，现在是工作要辞我。
“下个星期六有个婚礼，我想请你做我的搭档？”这晚看完电影，大伯送我回家，告别时问我。“星期六？”我装作勉强的样子：“行啊，我有空。”
星期六，大伯来接我。婚礼在悉尼大学的礼堂举行。是一位悉尼大学的教授嫁女儿。在礼堂门口，由两张桌子拼成的长桌，有三、四个人在排队，我们就跟在他们后面。桌子后面站着两个人，逐个向来者收礼物，讲着很重的上海口音的英文。我们前面的人被问要礼物，他们说是新娘新郎单位的同事，礼物是大家凑份子一起买的。他们早交了钱，礼物不在他们手上但肯定是买了，就在这房子里的某个地方。一串话讲得大家都笑了。当那要礼物的人看向大伯，大伯不等他开口赶紧说：“礼物我早就寄来了。”大伯开玩笑似的补上一句：“我们都是有‘礼’貌之人。”前面的人回头朝我们笑，做鬼脸。
婚礼不中不西，是教授自己创造的。一开始是双方父母讲话，接着是新娘新郎讲话。讲话的同时，酒菜也上桌。我们桌是VIP，在座的有中国领事馆的领事；有悉尼华人超市连锁店的董事长，一个台湾富婆，与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女儿，悉尼大学一年级学生，脸盘子长得像芭比娃娃，身条子单薄得像十一、二岁的女孩儿，V领晚礼服穿在身上松垮垮的有如小孩穿着大人的衣服；有教授的同事，另一对华人教授。还有一位今晚宴会的新星，风头盖过所有的人包括新郎新娘。那就是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女士。她是在婚宴开始二十分钟后才到的。她一出现在门口，大伯第一个站起来招手：“啊，教育家，我们的教育家来了。”教授刚刚讲完话，闻声也从讲台上赶过来把她领到我们桌上来。
她坐定之后，教授、领事都抢着跟她搭话，好像这宴会是专为她开的。在她出现之前，连锁店董事长是焦点，领事和同桌的教授都愿意跟她聊天。尤其是同桌教授夫妇，紧着向富婆聊自家的儿子。说那儿子也上着大学，还没交女朋友。
从他们的对话中我终于搞清楚了，那女士是从长沙来的，奉她的丈夫之命在这里办中文学校，还说计划在加拿大办中文学校。在座的除了那台湾女人和大伯之外，全部围着教育家团团转，置婚礼于不顾。刚才还在向台湾女人推销儿子的教授夫妇，现在把身体完全转向教育家，侃侃而谈他们的教育资格和经验，开始推销起自己来了。
“这知识分子势利起来比小人还可恶。”我心里冷笑。
婚宴舞会开始了。舞曲一起，大伯就请我跳，一曲接着一曲，快三、慢四，我们不停地跳。两人这么跳着，老不讲话，怪别扭的，我找话题：“物以类聚，教授邀请的同事清一色的中国人。中国人还是喜欢跟中国人扎堆。”
大伯附向我的耳朵，跟我讲悄悄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教授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公派到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澳洲政府明文规定，清华大学公派来的学者不可以移民澳洲。他找到我，我帮他办成了移民，他很感激我，从此交上朋友。”
“他看起来还很年轻。”我说。
“办移民时，他四十岁不到。”
“三十多岁就当上清华的教授，还被公派出国。他还跑什么？”我说。
“你说他不该留下来？”大伯奇怪地看着我，问。
“他在中国，应该是金字塔顶尖上的人物，精英中的精英，人上之人，可谓前途无量。在悉尼大学，他算什么呀？充其量就是个普通的教授。看刚才门口收礼物那阵势，我敢肯定他不富裕。如果他当初知道中国会发展成今天的局面，还会留下来？”
大伯笑笑，不接我的话。
舞曲是《Careless Whispers》，一首永不过时的圆舞曲。我想起张涛，那是十几年前，张涛第一次请我跳舞，就是这支曲子。完了，他就把我晾在那儿，满场飞，请那些漂亮女生，直到终场。后来我一直想着要问他当时是什么心理，这么欺负我？每次见他就是没想起问这事儿。
“安平？”我从回忆中被唤醒，是大伯叫我。“嗯！”我的目光转向大伯，与他目光对上，随即转开。我不与大伯对看，不知是不敢还是不愿意？
“我们结婚吧？”大伯说。
我渴望结婚。在中国过中秋节国庆节的经验，就像生一场大病的感受。我渴望健康人的生活。我想有家，过节的时候我有地方可去。有人可以一起吃团圆饭。我爱着的人他有家，过节的时候他有义务去吃他的团圆饭。过节的时候他们都离开我。爱我的，不爱我的，我爱的我不爱的人啊，都离我而去。我不要被抛弃的感觉。我不要爱，我要长相厮守。我尝试着跟大伯培养感情。我从来不相信爱情可以培养。从中国回来后，我向佛陀祈求，祈求他让奇迹降临在我的身上，给我培养感情的能力。好像神迹显灵，我跟大伯开始看电影，吃饭，与他一起参加派对。
颜然说如果还想生孩子的话，如果还想生个健康的孩子的话，当务之急，就是要快马加鞭给孩子找个爸爸。
爸爸说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后悔当初送我出国。
现在大伯说要跟我结婚！
我再看向大伯，旋即看向别处。“不！”─我心里的声音。
舞曲在这节骨眼上终止，灯光亮起，我借口上厕所，匆匆下了舞池。回到家里，我自问：不是在佛面前许下诺言，接受向我走来的人─无论他是谁？为了父母；为了生活不寂寞；为了─我不是不婚主义者。为了结婚情结，我不再挑剔不再强求？如果命中注定寻不到想要的爱，我祈求佛赐给我智慧和力量，以经营好我的人生。大伯向我走来了，我却身不由己，侧身与他擦肩而过。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呀！？我不由对自己起了失望。
四
百无聊赖的日子，我琢磨着找后路。该开始找工作了，这样变幻无常的日子，我过怕了，也疲倦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规划的未来是稳定祥和。工作是朝九晚五。生活是两点一线。不再是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的空中飞人。我想到森，不如在他那财经杂志上写税法专栏？我给他去电话，约他见面。
他来了，眼睛红肿。都下午了，还睡眼惺忪的样子，慵懒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对服务生说：“请给我一杯浓缩黑咖啡，不加糖，谢谢。”又转向我：“今天的第一杯咖啡，没它，我活不了。你好吗？”
“你知道太阳每天是从东方升起来的吗？”我问。
“知道。圣经里说的。我就是没亲眼看到。昨天又熬通宵。老板无良，省钱。写稿，编辑，跑印刷，我一脚踢。”
我暗忖：看来他这条道行不通。
我不提写稿的事。
“安平，最近有没有跟张涛联系？”森问得直截了当。他一贯的风格。
“没有。”
森探究的眼神看着我：“看来你是真不知道？有人状告他有生活问题。”
“是吗？什么生活问题？”我心里告诫自己─跟你没什么关系，不要脸红。没准他真是个腐败分子。
我态度漠然，好像对他的事情不感兴趣。
森继续说：“说他有情妇。”
“他们有证据吗？”
我心跳得厉害。
“有人看到他与那女人幽会。举报信说那女人是从海外回来的。还说张涛到北京与那女人幽会。”
我脑子“嗡”一声。“是我害了他？”
森继续说：“组织上调查他。他确实去了北京度假。一个人。难道他和米娜旧情复燃？……”
“他─双规了？”我打断森的话，不愿意他乱猜别的女人，任何人。更不能是米娜。如果张涛犯错误的话，那只能与我。因为他只能爱我。我对他坚信不疑。
我选择相信他的爱，为的是得以支撑我被挫败感冲击得如风中残烛的自信心。我常常想：─有过他曾经的爱和关怀；─有了他的一往情深；─我今生无憾─我今后的日子可以平淡。
我本能地对生活作出让步，退而求其次。没有现在进行时的爱，过去时也陶醉。
“没有。好在他清廉。没经济问题。幽会这种事情是很难界定，除非捉奸在床，否则举报信也是捕风捉影。”
我不自觉地松口气。
上次在北京处理工资问题，张涛来北京看我。他拿一个星期的年假，原想和我到北戴河度假。到了北京，看到我被员工追讨工资焦头烂额的狼狈样子，知道去度假是不可能的了，只好取消计划。那次他在北京待了两天。
第一天，他到北京。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在北京站下车，过马路就是恒基中心，我下来会他。
我让他在马路边等了一个多小时。看到我，他给我抱怨的脸色看。“行啦。我刚才在开会。”我拉住他的手说，殷勤道歉，装傻子逗他开心。
“刚才在电话里你为什么不说？我可以到处走走嘛。”张涛怨气未消。
“刚才在开会，在电话里怎么能说？本来应该关掉电话的，因为知道你下午到，才开着。”
“搞得这么紧张？你是钦差呀？”张涛不解。
我搂着他的脖子：“好了好了，现在我们去天安门看降旗吧？”不由他说话，拉着他挤上巴士转个弯到了天安门。天还早，我们在广场上溜达着看人们放风筝。傍晚的熏风吹拂着我们的身体。我们像傻子似的笑，笑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思绪像我们周遭的情景——祥和澄明。我们手拉着手东看看西看看，这边走走那边走走。我们快乐，快乐得没了快乐的感觉。
第二天早上听我说要去上班，张涛失望。他说：“我都来这里了，你就是不能休一天假？”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不能休一天假。公司里有一种情绪，疯了的情绪。“对不起，我不能休假。”我起床，去洗澡，从洗浴间出来，张涛冲好咖啡，烤好了面包，放在桌子上。“怎么就一份？”我走过去，不知为什么就觉着这份是我的。
“你赶时间，先吃。”张涛拿一杯牛奶放在我面前。“我今天回广州。你这么忙，我也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张涛在我对面坐下来。
“？”我嘴里嚼着他做的多士，急得瞪着他。
“下次吧，下次你回来，我们去旅游。”张涛安慰似的说。
“怎么说走就走？什么时候走？”我问。
“乘今天晚上的火车。”
“我提早回来跟你吃晚饭。我们就到对面吃火锅，我请你。”我说着匆匆出门。
晚上吃完火锅，看看还有时间，我们回公寓宾馆。一进门我看到早上吃早餐的桌子上放着竹篓包装的大鸭梨和水蜜桃。“你买的？”我扭头看走在后面的张涛。他有给亲近的人买一些不值钱小礼物的习惯。在悉尼的时候，一次我和朋友到他工作的餐馆饮茶。他在上班，没怎么理会我们。我们饮完茶离开时，他站在餐馆门口等我走近，很快地递给我一只猕猴桃。猕猴桃？平时我不买它。我又吃惊又甜蜜。我喜欢小恩小惠。小恩小惠是细节。有细节才有内容，有细节才会动人。
“嗯，带回家的礼物。”
他不看我，继续往里走，理所当然的态度。
他坐到沙发上，我坐到他腿上，扒拉着他额头上的头发：发际整齐，发根青黑，浓密，头皮雪白。“你还没有白头发？”
他满意地笑笑。
我继续拨弄他的头发，“我已经满头白发了。”
“我看不见？”他稍为偏偏头，瞄一眼我的头发。
“我染了。”我继续弄他的头发。“哎，你跟我去澳洲吧？”我随口说说，轻松自然，像闲聊，开玩笑。我就是说说，有口无心。讲话之前我没这想法。
“我去澳洲能干什么？”张涛的语气没有情绪，波澜不惊，“就算你不介意养我，我介意呀。”
我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几秒钟。他怎么想到要我养？还讲得这么顺溜，可见他曾经想过这问题。他想过放弃他的现在？
“当年你要不是回国，我们结婚，凭我爸妈对你的满意程度，没准就给我们在澳洲买房子了。”
我讲这话是有根据的。当年我告诉爸妈想跟张涛分手，爸爸从香港打电话来悉尼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的话是这样说的：“你妈妈对张涛非常满意。你妈说春节你回来，跟张涛把婚结了。我们准备把现在住的小楼转到你名下。”我心烦意乱：“我人在澳洲，要那房子干什么？”爸爸讨好地说：“要不我们在悉尼给你买个房子？你妈说只要你们结婚，我们就……”“爸─！”我烦躁到极点。感情不顺不是我想要的，我也失意，也伤心，这时我需要的是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不是现在这样苦苦利诱。我的逆反心理被激活：“你跟妈说，谁爱嫁谁嫁，我不会嫁他！”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要跟他讲这个？我还耿耿于怀他当年留我一人在澳洲？我想看他有没有悔不当初？
张涛说：“我志不在此呀！”
“他不后悔！一点都不！”哪怕是假装，我也不会这么失意。
“走吧，时间到了。”我从他身上站起来，丢开他拉住我的手，像丢掉死鱼，给宾馆大厅拨电话要出租车。
在北京站，我送他到检票处，看着他的身影淹没在人流中，他手中的竹篓子刺痛我，挥之不去。
到目前为止，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和森见面是想找工作，现在我已经没情绪提这话题。他带来的消息令我焦虑。张涛不能因为我被双规。我可以没有他，我本来就没有他。他不能失去现在的生活。为这他奋斗了半生。我对他有责任，我应该看护他的幸福。为什么我就应该负责他的幸福？我不知道。从我们相知相爱开始，在他生活里我就是被选择的。只要有需要，我就该离开。
告别了森，我做了个决定：“不能与他再有任何联系了。”我改了电话号码，也停了电子邮箱。他的来信我也不回。
没经他同意，我再次离去。他不肯放手。他再次受伤。
我应该把自己的生活进行下去。我给大伯打电话：“我们结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