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国律法的核心，其实就一个——耕战。
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农时专心种田，战时拼命厮杀呢？
卫君认为，只要把老百姓的眼睛蒙住，耳朵塞住，嘴巴堵住，当个会种地，会打仗，不听不问不看不说的工具人就行了。
所以，他提倡“轻罪重罚”，以威慑百姓。
但这么严苛的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百年下来，删删补补，加减增改，必不可少。
只不过，无论怎么改，有一条都不会变。
即，有恒产者有恒心。
“人皆贪生怕死，除却亡命之徒，又有几个真正愿意踏上战场，用性命去博功名富贵？”郑高详细阐述律法制定的原因，“男人有家有业，有妻有子，为不失去这一切，他们就会安安分分，听从朝廷的律令。”
殷姮微微蹙眉。
她终于弄懂了法家官僚的逻辑。
法家认为，百姓不管是为奴为婢，还是跑去经商，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状态。
前者，他们是他人私奴，不能为国耕战；后者，他们漂泊不定，手上又有点钱，就更不会老老实实地去参军打仗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昭国将百姓从奴婢变成自耕农，其实就是用土地，牢牢把百姓绑在名为“耕战”的战车上。
不想打仗？行啊！跑吧！
抛下妻儿老小，家中土地，往深山老林里一钻，去当盗贼，谁也管不着，对吧？
代价就是，你的土地被没收，你的亲人沦为罪犯，他们要用自己的后半生乃至性命，为你的所作所为偿还代价。
除了天生冷酷无情，狼心狗肺，自私自利的人外，又有几个人真会这么做？
这是一种不算高明，但很有用的无形绑架。
为了进一步达成这个目的，昭国律法将田地、宅院、牲畜、妻子、儿女等，全算作男人资产的一环。
国家必须得让绝大部分男人都拥有这些，他们才舍不得放弃现有的一切，会乖乖去参战。
乡间百姓为了娶妻，往往要掏空家底。而且，某些女方家里贪图聘礼，会衍化出骗婚、仙人跳等一系列骚操作。
所以，律法规定，妻子离婚必须经过丈夫许可，就是为了防止被坑得倾家荡产的人过多，乡间闹出大乱子，影响社会稳定。
但同样，法家官僚也明白，高聘礼娶媳妇的后果就是，女子嫁进去之后，夫家往往会变态虐待她们，让她们做牛做马，仿佛这样就能抵消自己花掉的那些钱，甚至还动辄拳打脚踢，发泄心中郁气。
许多女子出嫁的时候，年纪尚小，繁重的劳动，稀少的口粮，若还要天天被打，很容易就没了。
这怎么能行？
一个女人，若是十五岁死了，或许一个孩子都没生；可若是三十岁死了，指不定能生上十个孩子。
哪怕都是男孩，那也是多十个劳动力，如果有女孩，又能生出更多的孩子，为国家增添更多的劳动力。
人口就是财富，就是一切的本钱，尤其对昭国这种农耕时代的对外扩张型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昭国律法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不涉及女子性命的问题，全都偏向男子；涉及女子性命的问题，绝对偏向女子。
听到这里，殷姮算是明白了，制定这部法律的法家官僚们，从头到尾，就没有把老百姓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看待。
在他们眼里，百姓就是工具，根据性别分工，拥有截然不同的职能。
男人是种田和打仗的工具，必须保证他们的资产稳定；
女人是生育的工具，必须保证她们性命无忧。
“国巫大人希望昭国能开放女户，但女户存在的基础，就是女子也要有自己的田、自己的屋。敢问国巫大人，这些钱从何来？”
殷姮当然知道郑高问得不是贵族女子，而是平民百姓。
她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不假思索：“自然是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能让女子可以通过劳动，获取资产。”
不等郑高继续询问，殷姮又道：“我认真观察过，伴随着改良稻谷的推广，以及假牛假马之策的推行，百姓耕种田亩的压力大大减轻。从前五口之家治百亩之地，现在农闲时，二三人即可，农忙时，全村可轮流帮忙。”
“多出的人口，我们该如何安置？自然是令他们进城，创造更多的岗位。男人适合种田不假，可纺纱织布，制衣纳鞋，还不是女人在行？”
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又道：“况且，乡野之间，仗着宗族势力强盛，侵占他人田宅之事，数见不鲜。许多人外出打仗，若不幸殒命，妻儿田亩，就被宗族尽数被侵吞。满腹冤屈，也上诉无门。”
“若他们的妻子能在城中找份活计，宗族还敢直接来县城抓人不成？纵然敢，轨道交通日渐发达，她们难道不能跑来王都？”
律法规定男人为一家之主的同时，也就代表，只要这个男人死了，他的所有财产（包括妻儿）就成了无主之物，旁人想要，轻易就能掠夺。
尤其是女子还不允许守寡，更是加重了这种压迫。
丈夫一死，妻子就被宗族强迫改嫁同族兄弟，以“照顾孩子“为名，行侵吞财产之实，已经是常态了。
若问男人乐不乐意……废话，谁能乐意啊！
我愿意将我妻儿托付给兄弟，这是一回事；我不愿意，你们在我死了之后，强行把我的一切都给所谓的兄弟，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从这一点上看，殷姮说得确实在理。
而且，她也是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层面考虑。
别的女子，莫说王公贵族，公卿世家，就连富商家的小姐，见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往往都会受惊。
在她们眼里，那些不穿衣服，浑身泥泞，毛发里都是脏兮兮的虱子虫子，张嘴就一股臭烘烘味道的，根本不算是人。
贵族心中的“人”，怎么说也要衣衫整洁，指甲干净，谈吐还算得宜——但这至少都是小地主家庭出身了。
殷姮能想到百姓的困境，且不是一味地抨击律法对女子不公，而是真诚地认为这样对双方都不公平，并思考替女性解决问题之道，希望能替她们争来部分财产权，创造工作岗位，以养活自己，这确实是善举。
郑高佩服殷姮的心胸，却不接受殷姮的观点，他给出的理由是：“女子若有工作，就会怠慢家庭，甚至不思婚育，郑国便是前车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