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外国人熟谙汉语并足以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他首先就会发现，中国人学习汉语非常有天赋，外国人是很难学会汉语的。让他倍受打击的是，他所说的汉语，中国人根本听不懂。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地研习汉语。若干年后，他自认为以他的汉语水平能够与中国人谈笑风生或者讨论各种复杂问题了。但是，如果他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人，尤其是根本没见过外国人的中国人，那么他会像以前那样倍受打击。这是因为，对方根本就听不懂他所讲的汉语，而且对方很显然不想听懂他说的话。不难看出，对方纯粹没有留意他在说些什么，也纯粹没有跟着他谈话的思路走。对方只会打断他的话：“喂，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对方这时会露出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如同期待着一个哑巴开口一样。对方彷佛还在说：“别指望人们能听懂你的话，你没有讲汉语的天赋，这不是你的过错，只是你的不幸而已。你应该承认自己的无能，不要再为难我们了。你说的汉语，简直就不知所云。”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外国人不可能镇定自若，他会勃然大怒地问：“我此时此刻说的话，你能听懂吗？”听他说话的中国人却不急不躁，摇着头淡定地说：“不，我还是没听懂你说的话。”
中国人容易误解外国人所讲的汉语，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即便他们听清了你所说的每一个字词，但由于他们忽略了某些细节，因而也照样理解不透你的意思，甚至完全无法理解你的意思。比如，“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我们需要把它加在“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地”，“出于这种理解”等一大串短句中，但中国人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中国人也不会注意句子的完整、时态的运用等，外国人却不得不注意，这种差异给中外交流带来了阻碍。
在所有与中国人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外国人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在“钱”的问题上发生误解。当外国人为一件商品买单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国人的主要作用），原本是一种将来时态，这时却变得像“军需物资”一样急需了。汉语中是没有将来完成时态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描述什么事情将要在什么时间发生的时态，比如“你干完活之后，就会拿到钱”。这句话，中国人会简化成“干活，拿钱”。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拿钱，根本没有“时间关系”这种概念。因此，中国人给外国人干活时，他们往往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他们才有饭吃。这种情形，就好像他们不接受这份差事，就会没饭吃似的。
我们不得不反复告诫外国人：在中国做生意，千万要避免在钱上发生误解。谁收钱，谁不收钱，什么时候收，收多少钱，收的是银子还是铜钱；如果是银子，成色如何，重量多少；如果是铜钱，一串应该有多少个……这样的细枝末节，是没办法说得太明白的，但务必要注意。如果准备与建筑商、经纪人或者船夫订一项合同，双方要做什么事情，要承担什么责任，一定要事先说得清清楚楚，否则就可能变得一团糟。
“自作自受”，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太普遍了，以至于引不起太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受雇于外国人，按理说应该依照外国人的要求行事，但他们有时却公然拒绝履行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车夫固执得如同他的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中，随心所欲地洗着快乐的泥土澡，任凭车夫挥舞鞭子使尽力气在它身上抽打，它也无动于衷。在骡子看来，车夫鞭子的威力就如同苍蝇在给它搔痒。触景生情，这一幕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对中国人的尖刻评论，他讥讽中国人天生“像骡子一样固执”。德·昆西的评论显然过于武断。其实，中国人并不是像骡子那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脾性，而任性的车夫却会随机应变。虽然受雇的车夫在执行雇主命令期间比较固执，甚至雇主警告他要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他也置之不理，但到达目的地要拿工钱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会180°大转弯，开始为自己在半路上的行为进行辩解，并向雇主赔不是。为此，外国旅客雇佣中国车夫和船夫时，通常会跟他们立下一个字据，这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留下容易造成误解的漏洞。
中国有句处世的至理名言，叫“事前说明白，事后无争议”。但是，事情远没有预想中那么顺利，即使你费尽心思订立了字据以避免造成误会，也可能会发生意外。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时，无论他认为发生意外的原因是什么，最无可避免的还是钱所带来的麻烦。不管与你打交道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苦力，都具有在误解中取得优势的天赋，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什么区别的。他们就像寒冬的北风刮进门缝，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而不费力地在误解中占取优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在某些方面也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如同古波斯人身兼两种重要技能——拉长弓和讲真话，中国人很快就发现，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朋友都同样真诚、公正的天性。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习惯一样可以利用。
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似乎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犹太人在对台塔斯统治下的罗马人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战事多么紧张，每隔七天都必定要休战一次。犹太人的这种习惯对罗马人是有利的，而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敌友不分的天性对中国人也是有利的。
在1860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西方人通过与中国人进行外交，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在以后的年代里，中国人的这种习惯也没有消失。可以说，中国的外交史，就是一部执意误解又力图解释的历史。不管怎么说，中国人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外国人是遵守诺言的。尽管一些个人和许多国家也有相反的例子，但他们同样坚定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基于此，就算中国人遇到了最顽固的外国人，他们也有办法针锋相对。“你是这样说的”，“不，我没说”，“但是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这样理解。不要以为我们是傻瓜，请付钱吧，是你自己说过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论的实质，中国人明白，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和公正是会付钱的。事实也是如此，百分之九十七的结果是外国人付了钱，其余三次中国人也会通过其他手段设法达到目的，结果其中两次成功地拿到了钱。
与中国人相处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会发生误解，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事情，如同水中的鱼群一般，其数目简直可以组成一个军团。你吩咐一个中国苦力把院子里的杂草拔掉，只留下正开始露芽的珍贵草皮，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片向往已久的草坪。可是，这个漫不经心的苦力就像一头粗心的笨牛一样，拿着锄头铲除了所有的绿草。在他看来，荒地才能称得上干净。
可以说，中国人经常误解外国人的意思。你吩咐厨子到远处仅有的一个菜市场买一条鲤鱼和一只鸡，可是他没有买鱼回来，而是买了三只大鹅，还狡辩说这是你的意思。你吩咐一个中国信差，务必在收发室关门之前把一封重要的信件送到送到法国领事馆。信差回来后，居然说法国领事馆绝收那封信件，原来他把那封信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而这时法国领事馆的收发室已经关门了，那封信就这样耽误了。
他不“理解”你的意思。他不“理解”你。总之，中国人经常性地误解外国人的意思。
不幸的外国人很容易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笔者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观念。这位朋友去访问一家中国钱庄，钱庄老板与他关系很好。起初两人相谈甚欢，当说到前段时间钱庄附近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火灾时，这位朋友向钱庄老板道贺说：“谢天谢地，幸好大火没有蔓延到钱庄。”谁知，钱庄老板一下子变了脸色，义愤填膺地说：“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么说实在太无理了。”过了些日子，这位朋友才纳过闷来。原来，钱庄老板当时之所以生气，是因为这位朋友的话可以被误解为：一旦大火再逼近一点把钱庄烧了，那才是最不幸的。由此，即使是为钱庄老板庆幸，但话那么说也是犯忌讳的。
还有一件事，一位刚来北京没多久的外国人看到一群骆驼，发现其中有只小骆驼非常可爱，就对车夫说：“你回家的时候，让我的孩子出来看看这只小骆驼。他从来没有见过骆驼，等他见到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的。”车夫没有立即回话，似乎在在酝酿一项重大决定，过了好一阵，才慢条斯理地说：“就算你准备买下那只小骆驼，也不能如此抬高它，否决它准会死掉。”
有一次，笔者碰到一批准备参加礼拜的中国人，就跟着去了。在教堂里，布道者讲了一个故事。他描述了一位大将军来到门前。为了尽可能说得形象生动，布道者演戏似的模仿大将军仆人的口吻喊道：“门卫，开门，大将军来了！”令布道者无比诧异的是，他的话刚说完，一个坐在后排的人突然离开了，就像遭到了枪击一样。事后，布道者才明白，坐在后排的那个人完全是误会了。原来，那个人是教堂的门卫，由于他没有留意布道者的讲话，猛然听到有人叫他开门，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出去，以便迎接。
还有一个例子，中部某省的一位传教士，担心听众会误解他说的话，为了给听众留下清晰、深刻的印象，就用幻灯机放映出一只寄生虫。由于虫子的影像被放大了成千上百倍，并斜着映现于屏幕上，因而看起来类似于埃及的某种大鳄鱼。这时，一位观众以敬畏的口气，小心翼翼地说道：“看啊，这就是外国的大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