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房屋，呼吸困难的胸膛，死亡凶兆的包围，在这三重监狱之中，我幼年时期初步的启觉，仰仗着母亲惴惴不安的爱护而萌动起来。脆弱的植物和庭前墙角抽华吐萼的紫藤与前花正像是同科的姊妹。朝荣夕萎的唇瓣上所发出的浓香，混合着呆滞的运河里的腻人气息。这两种花在土地里植根，朝着光明舒展，小小的囚徒也像她们一样，带着盲目，可是还半眠半醒的本能，在空中暗自摸索，要找一条无形的出路来使自己脱逃。
最近的出路是那道暗沉沉的运河，它沿着平台的矮墙，我凭在墙头。河水浑腻而青绿，没有波纹，河上载沉凹的重船，瘦弱的纤夫几乎要倾着全身的重量扑到地上。船栏杆上缆绳的摩擦声隐约可闻。一座转桥轧铄作声，缓缓地旋动开来。船舱的小天窗上摆着一盆石榴红，从船舱里，一缕青烟在冉冉上升。舱口坐着一个女人，默默无语，缝补着活计，这时徐徐抬起头来，朝着我漠然看了一眼。船过去了……而我呢，我凭在墙头，看见墙和我一同过去。我们把那只船撇在后头了，我们漂开了。越漂越远，到了无垠的广漠。没有一丝振荡，没有一丝簸动，悠悠荡荡的，仿佛我们也像黑夜的天空一样，老是这么着，在永恒里自在滑翔。随后我们又发觉了，墙和我，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做着梦。船却走了。它到得了目的地吗？另一只船接着又过来了。仿佛还是先前的那一只……
另外一条出路，更加自由而没有障碍，那就是太空。—小孩子常常仰起脸来，望着飘忽的云，听着呢喃的燕语。一大片一大片的白云，在孩子的心目中都幻成光怪陆离的建筑物（那是他初次着手的雕塑，小小的创作家是把空气当黏土来塑造的）。至于那些凶险的密云，法兰西中部夹着霹雷的倾盆暴雨，那就更不用说了！风云起处，来了害人的对头，造物主双眉紧皱，向荏弱的小囚徒重新关起天上的窗板……可是救星来了，就像是女巫的手指为我打开那旷野上的天窗……听！钟声响了，这正是圣·马丹寺的钟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头几页，也有这钟声在歌唱着。我未觉醒的心灵里，早就铭记住它的音乐了。在我的屋顶上面，这些钟声从古老大教堂透雕的钟楼里面袅袅而出。但这些教堂的歌鸟却没有使我想到教堂。以后我再说说我教堂中神礻氏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冷淡的，客气的，疏远的。尽管我认真努力，我也没法和神祗接近。神懂得我怎样地找过他啊！可是懂得我心事的神决不是那个神，这是向我倾听的神—为了要这个神向我倾听，我特意把他创造出来，在我的一生中，我始终不断地向他皈依，这个神是在翱翔着的歌鸟身上的，也就是钟声，而且是在太空里的。不是圣马丹寺高踞在雕饰的拱门之上，蜷缩在鼠笼之内的那个上帝，而是“自由之神”。—自然，在那个时期，我对他翅膀的大小是毫无所知的。我只听见那两个翅膀在寥廓的高空中鼓动。可是我却断不定它们是否比那些白云更为真实。它们是我一个怀乡梦，这个怀乡梦为我打开一线天光，转瞬就匆匆飞逝，让笼门又在我生命的暗窟上关闭了……很久很久以后，（这情形留待将来再说吧！）我爬，我推，我用前额来顶开那个笼门，在空阔的海面上，我又找到了那钟声的余韵。但是直到青春期为止，我始终是在那个紧闭的暗窟里摸索着的—我指的是勃民涅那个又大又美的暗窟，那暗窟就像是一所地窖，酒桶排列成行，桶里装着美酒，桶上结着蛛网。在那里面，除了一个女人，别的人都是逍遥自在的，我听到他们的笑声，正如我们本乡人那么会笑一样。我并不是瞧不起这种欢笑和豪饮……可是，窟外有的是阳光啊！……那真的是阳光吗？（但愿我能够知道就好了！）要不就是夜景吧……既然那些身强力壮的人没有一个想要离开，我知道自己软弱，也就失掉了勇气，留守在我的一隅。
我十六七岁读到《哈姆雷特》的时候，那些亲切的词句在我那暗窟的拱顶下引起了怎样的共鸣啊！
“我的好朋友，你的什么事得罪了命运，她才把你们送进这监狱里来了？”
“监狱里！”
“丹麦就是一个监牢。”
“那么整个世界也便是一个监牢。”
“一所大的监狱里面有许多监房、暗室、地牢。”
当真的，再往下读，一句话，一句神咒般的话打开了我无穷的希望：
“啊上帝哟，我若不做那一场噩梦，我即便是被关在胡桃核里，我也可自命为一个拥有广土的帝王。”
这就是我一生的历史。
我一回顾那遥远的年代，最使我惊异的就是“自我”的庞大。从刚离开混沌状态的那一刻起，它就勃然滋长，像是一朵大大的漫过池面的莲花。小孩子是不能像我现在这样的来估计它大小的，因为只有在人生的壁垒上碰过之后，对自我的大小才会有些数目；高举在天水之间的莲花，本来是铺展的，不可限量的，这座壁垒却逼得它把红衣掩闭起来。随着身体的生长，在许多岁月中受尽了反复的考验，这样一来，身体是越来越大了，自我却越来越小了。只有在青年期快完的时候，自我才完全控制住它的躯壳。可是这种生命初期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丰富饱满，以后就一去而不可再得了。一个婴儿的精神生命和他细小的身材是不相称的。但是难得有几道电光，射进我远在天边的朦胧的记忆，还使我看到巨大的自我，盘踞在小小的生命里南面称王。
以下是这些光芒中的一道，—不是离我最远的，（还有别的光芒照到我三岁的时候，甚至更早，）而是最深入我心的。
我年方五岁。我有个妹妹，是第一个叫玛德磷的，她比我小两岁。那时是一八七一年，六月底，我们随着母亲在阿尔卡旬海滨。几天以来，这孩子一直是懒洋洋的，她的精神已经委顿下去。一个庸医不晓得去诊断出她潜伏的病根，我们也没想到过不上几天她就会离开我们了。有一次，她来到了海边：那天刮着风，有太阳，我和别的孩子在那里玩着；可是她没有参加，她坐在沙土上面的一把小柳条椅上，一言不发，看着男孩子们在争争吵吵，闹闹嚷嚷。我没有别的孩子那么强壮，被人家把我挤出来，撅着嘴，抽抽咽咽的，自然而然走到这女孩子的脚边，—那双悬着的小脚还够不着地；—我把脸靠着她裙子，一面哼哼唧唧，一面拨弄着沙土。于是她用小手轻轻地抚弄着我的头发，向我说：
“我可怜的小曼曼……”
我的眼泪收住了，我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打动。我朝她抬起眼来；我看见她又怜爱又凄怆的脸。当时的情形不过如此。过了一会儿，我对这些就再也不想看了。—可是，我要想它一辈子哪……
这个三岁的小姑娘，她那略微大了些的脸庞，她淡蓝的眼珠，她又长又美的金发，那是我母亲引以为自豪的，—她蓝白两色交织的斜方格裙子，上部敞着露出雪白的衬衫，她悬宕着的小腿，腿上穿着粗白袜子和圆头羔皮鞋……她充满了怜悯的声音，她放在我头上的柔软的手，她惆怅的眼光……这些都直透进我的心坎。刹那间我仿佛受到了某一种启示，那是从比她更高远的地方来的。是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小动物什么都不摆在心上，受了别的吸引，就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们回到了住所。太阳在海面上落了下去。那一天正是小玛德磷在世的最后一天。咽喉炎当夜就把她带走了。在旅馆的那间窒闷的屋子里，她临死挣扎了六个钟头。人家把我和她隔开了。我所看到的只是盖紧的棺材，和我母亲从她头上剪下来的一绺金发。母亲疯了似的，连哭带喊，不许别人把她抬走……
过了几天，也许就是第二天，我们回家去了。现在我眼前还看得见那个载着我们的火车厢；那些人，那些风景，那些使我惶恐不安的隧道，整个占满了我的心思。根本就没什么悲哀。离开那个我所不喜欢的海，我心里没有一点遗憾；我也离开了在那个海边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我把一切都撇在脑后，一切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但是那个坐在海边的小姑娘，她的手，她的声音，她的眼光。—从来也没离开过我。好像这些都镂刻进我的肌骨似的！那时她不到四岁，我也还不到五岁，不知不觉的，两颗心在这次永诀中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两个是超出时间之外的。我们从那时候，紧靠着成长起来，彼此真是寸步不离。因为，差不多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总要向她吐诉出一段还不成熟的思想。而且我还从她身上认出了“启示”，她就是传达了那启示的脆弱的使者，—这启示就是：在她从尘世过境中的那个通灵的一刹那间，纯净的结合使我俩融为一体，这个结合在我心里引起了神圣的感觉—也就是人类的“同情”。
在我所著的《女朋友们》的卷尾，当葛拉齐亚在客厅大镜子里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对这道光芒的淡薄的追忆。
（陈西禾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