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这孩子是德国人的
女飞行员安娜在好心的波兰猎人赫尔卡母子和乌克兰人的帮助下，抱着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婴儿，靠一双脚走着回到了莫斯科。
当安娜抱着儿子，冒着大雪来到自家的住宅区时，她傻眼了。原来漂亮的几幢白色房子，变成了一堆瓦砾。她向人打听妈妈的下落，竟然没有人知道。一位胖胖的50岁左右的婶子一边围头巾，一边气愤地说：“是战争，是那场让人诅咒的战争，让我们失去了亲人和家园。”胖婶子抹着眼泪对安娜说：“当德国人的飞机像铺天盖地的乌鸦一样飞来时，惊慌失措的人们四下逃命。到处都是爆炸声和燃烧的火光，谁也不知道这废墟下面埋了多少人……”安娜的心碎了。妈妈，我慈祥的妈妈，难道你已经让这场战争夺去了生命吗？我不信，我不相信上帝这样残忍！
安娜在户籍管理机关给自己和孩子登记户口时，遭遇了尴尬。那天，寒风呼号，大雪纷纷扬扬。负责户籍登记的是一名长相靓丽的女警察和两名高大魁梧的男警察，那天来办事的群众不多。起初，那个长相漂亮的女警察待她非常热情，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并逗弄着安娜怀里婴儿的小脸蛋。但当人家从闲谈中得知她是从纳粹集中营跑出来的女战俘时，态度一下子变了。女警察那张生动活泼的笑脸，变得冷若冰霜。她一边公事公办式地让安娜填写表格，一边冷冷地问：
“姓名？”
“安娜·雅莉特凡科。”
“出生年月？”
“1921年8月。”
“籍贯？”
“莫斯科。”
“家庭成员？”
“父亲，罗列格·雅莉特凡科，军人，母亲阿佳诺娃，工人。”
“你什么时候入伍？”
“1941年7月。”
“什么兵种？”
“空军飞行员。”
“部队番号？”
“第586战斗机团。”
“你是怎样被德国人俘虏的？”
“……”
在当时的苏联，做了敌人的战俘，对一个人来说，是终身的耻辱和永远也抹不去的政治阴影，尤其是女性，更会被社会、政府和家庭看不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子，对安娜来说，是一场恶梦，一段心酸的往事，一次屈辱的经历，这是她心灵深处的伤疤。不愿有人去碰、去揭，一旦有人无意中触摸一下，便让她心如刀绞。面对女警察冷漠的提问，安娜冷冷地反问：“请问这与登记户口有关系？”
那个女警察“啪”地拍了下桌子，站起来指着安娜的鼻子吼道：
“你一个从波兰战俘营逃回来的女战俘，身份不明不白，我怎么给你上户口啊？”女警察愤怒的吼叫，吓坏了安娜怀里的婴儿，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安娜一边哄着婴儿，一边说：“什么叫身份不明不白？我告诉你，参军后，我是苏联防空军第586战斗机团的飞行员。战争期间，我一个人击落8架德国飞机。那时候你在哪儿？我是被德国人俘虏过，然而，在地狱一样的集中营里，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告诉你，我是清白的！”
两个女人的吵闹声，吸引得办事群众围了一圈。
那个身材高大的男警察见同事和一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吵得不可开交，连忙过来劝架。他和颜悦色地对安娜说：“安娜同志，像这种情况，必须要有退伍证明和部队关于你在战争期间的各种表现材料，还有你在战俘集中营的证人和证词。我们在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户籍政策，请你谅解一下。”安娜见这个男警察在知道她是战俘的身份后并没有歧视自己，便将自己入伍后怎样训练，怎样参加空中作战以及怎样被俘，又怎样在纳粹军医的帮助下逃出的往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安娜说：“我的团长是著名女飞行员玛利娜·罗丝科娃。1943年1月，罗丝科娃死于飞机失事，她死了以后，团长一职由瓦伦丁玛克夫少校接任。我的战友有卡莉雅·布达赖奇和女子王牌飞行员布达诺娃，我的中队长是阿历克赛·索罗门金，我在部队的绰号叫‘斯大林格勒的玫瑰花’。”那个男警察听了她的战争经历后，赞叹地说：“了不起，你真了不起！如果你能到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机团拿到你击落德军飞机的证明材料，给你上户口估计没有问题。不过，可以先给这个孩子把户口上了，请问孩子的父母叫什么名字？”男警察取出一份登记表填，抬起头又问了一遍：“请问孩子的父母叫什么？”安娜红着脸低声说：“我就是孩子的妈妈。”男警察“哦”了一声放下笔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孩子只有两三个月吧？”安娜点了点头。
“这孩子是你回国后生的？”
安娜摇了摇头说：“这孩子是在波兰出生的。”
“波兰？”男警察的眼睛瞪大了。
安娜痛苦地回忆说：“我从集中营逃出来以后，在犹太猎人赫尔卡母子的帮助下，生下了这孩子。”
男警察的脸上浮出一丝鄙夷的神色。他冷冷地问：“那这孩子的父亲呢？他是谁？”安娜没有吱声，她低下了头。那个女警察狠着脸说：“这孩子肯定是德国人，你瞧她不敢承认的样子！”安娜涨红了脸气愤地说：“你胡说！”女警察冷笑着说：“我胡说？那你说，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安娜大声说：“孩子的父亲叫彼特，也是一名男战俘，被俘前是乌克兰顿涅茨草原红军坦克部队的一名少尉。”那个男警察听了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严肃地说：“你这可怜的战俘连谎也不会撒！纳粹的党卫队会发善心让你们相爱，让你们住在一起？笑话，我听人说，纳粹党卫队是一群没有人性的铁血动物，他们杀人如麻，不管是谁，只要看着不顺眼一枪就打死了。以他们的狼子野心，会良心发现让两个相爱的布尔什维克男女战俘怀上孩子？骗鬼去吧！”安娜受到奚落之后，委屈地说：“那你说我这孩子是怎么来的？”男警察阴阳怪气地说：“怎么来的你最清楚，集中营里被德国人强暴的女战俘多的是！”男警察顿了顿说：“不过，你绝对不是强暴的，那个帮你逃出战俘集中营的纳粹军医是爱你的，而你也喜欢他，对不对？”安娜气疯了，像一股电流袭遍了全身，她用颤抖的手指指着男警察，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旁边的女警察冷笑着说：“说到病根上了吧？像你这样不要脸的女人，早该一头碰死了，还有脸回国？”
围观的群众听了安娜的事情之后，有的向她吐唾沫，有的向她丢白眼，也有人骂她不要脸，冷嘲热讽从四面八方像冷箭一样射了过来。
安娜抱起孩子冲进外面的大雪里，狂风搅着雪花四下肆虐，寒气逼人。
倔强的安娜不相信这世界上没有真理，她抱着孩子乘车来到斯大林格勒。在第586战斗机团的司令部，安娜见到了团长瓦伦丁玛克夫少校，团长看见她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大叫一声：“安娜？
天啊，我的玫瑰花，你还活着？”便紧紧将抱着孩子的安娜抱在怀里。
这个刚强的女飞行员，此时此刻百感交集，泪如泉涌。做为女子飞行团的男团长，他对安娜在战争中的军功了如指掌。对这样一个王牌飞行员即使做了战俘，国家也应该宽大处理。从见到瓦伦丁玛克夫团长的那一刻起，安娜的泪水就流个不停，她含着泪把自己在纳粹集中营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团长。瓦伦丁玛克夫气愤地说：“对你这样一个功勋卓著的飞行员，政府怎么可以这样？我以飞行团党委的名义，给你出份证明材料，看他们还说什么？”
安娜在团长的陪同下，来到布达诺娃的墓地，给那刻有“苏联英雄布达诺娃烈士之墓”的墓碑献上了一个精美的花圈。她噙着泪，喃喃地说：“安息吧，我的朋友，你永远是圣洁而美丽的！”
第586战斗机团党委的证明材料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户籍管理机关将安娜的情况报告给上级党委机关后，那些党委机关的头头脑脑下令严格审查，特别强调要一份安娜在集中营的证明材料和证人。
天哪！在集中营的日子，只有奥列格和彼特能证明自己，然而，我到哪里去找他们，他们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孩子一天一天地长大，没有国籍，没有户口他将来在社会上怎么生存？安娜·雅莉特凡科陷入到痛苦和迷惘之中。
69.战友重逢
奥列格在顿涅茨近卫军军营见到女兵喀秋莎的那一瞬间，仿佛空气都已经凝固，两个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喀秋莎穿着整洁的军装，戴着有五角星的船型帽，腰里扎着武装皮带，显得英姿飒爽。只有20多岁的喀秋莎，经过这场战争洗礼，显得持重而成熟，再也不是几年前那个爱哭爱笑的小女兵了。战争改变了她的性格，让她成熟了许多，但没有改变她的容貌。这个小女兵先后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先后获得“战斗奖章”、“红星勋章”和“红旗勋章”等荣誉，这时候的喀秋莎已是苏联红军近卫军上士。
奥列格显得很疲惫。尽管回国后已换上了一套新的“布拉吉”，但由于在集中营她感染了慢性肺炎、食道阻、肠胃炎等疾病，再加上她的腰脊椎在越狱暴动被俘后让党卫队的女看守们打得变了形，奥列格的背显得有些佝偻，并且不停地咳嗽。她的脸色苍白，嘴唇有些发青，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疾病缠身，奥列格显得憔悴而苍老，这个当年的女大尉，如今看起来像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
奥列格被遣送回国前夕，来到了集中营外面的那片松树林子。她想最后看那个帮助安娜逃亡的纳粹军医汉斯·科赫的坟墓一眼。对于汉斯·科赫这个纳粹党卫队员，她非常感激，若没有他以生命的代价来帮助安娜逃亡，那个身怀六甲的前苏联红军女飞行员，绝对已让腊彻尔这个魔鬼医生割了头颅运回德国了。这是一位为人类和平做出了贡献的人，他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纪念。远远的，奥列格就看见了汉斯·科赫的墓碑上飘着几条黄颜色的东西。走进一看，原来是一条条女人的黄丝巾，丝巾像旗帜一样在风中飘扬，是谁把那么多的黄丝巾绑在了他墓碑前的树上？是她，一定是她！是那个已经参加波兰游击队的日耳曼姑娘伊尔雅·格蕾，给汉斯·科赫立了墓碑并系了数条黄丝巾祭奠他的。然而，她现在人在何处？奥列格拨拉开墓碑上的一些灰尘，用衣袖把用德语抒写的“英雄之墓”的墓碑擦了擦，这时候，她看见了墓碑周围的地上生出了一丛败叶草。长着几个麻点的草杆，显得有几分灰青，一嘟噜一嘟噜的叶子，嫩嫩的、绿绿的，让人心疼。令她感到吃惊的是这一丛败叶草的叶冠上竟然孕育出几朵透红的花蕾。上帝呀，败叶草只在秋天里开花，这可是冬天呀，冬天里败叶草开花了。奥列格蹲下身子，抚摸着那一丛败叶草，对墓里的人说：
“汉斯先生，你安息吧，你是地狱里的天使，愿上帝保佑你的灵魂早日升入天堂。”
奥列格坐的战俘遣送车刚走，彼特、伊尔雅·格蕾等人同波兰地下共产党一起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彼特唤着奥列格的名字，找遍了所有女战俘的囚室也没有找到奥列格。彼特伤心极了，他一个人来到奥列格以前住过的囚室，铺上的稻草还在，房子里却空荡荡的。彼特伤心地说：“奥列格，你在哪里？你还活着吗？奥列格——”空荡荡的数十间囚房回荡着彼特撕心裂肺的呼唤。突然，他感到脚底下被什么东西咯了一下，彼特拨开脚下的稻草，原来是奥列格用过的那把粉红色的塑料梳子。彼特拾起那把塑料梳子，像捧着奥列格的心一样，他泪流满面地吻了吻那把梳子，几颗泪珠落在了梳子上。彼特喃喃地说：“奥列格，不管你是死是活，我一定会把这个梳子终身珍藏。奥列格，你喜欢听枟猫头鹰枠，我现在就给你吹一曲。”彼特把梳子装进衣服口袋里，取出了那把绿色的口琴，流着泪深情地吹了起来。优美的琴声像忧柔的月光，轻轻笼罩着大地。琴声像缓缓的风，像慢慢流动的水，像呜呜咽咽的松涛，在静寂的集中营里弥漫。
彼特和伊尔雅·格蕾一起参加了苏联红军。两年后，他们在波兰审判了集中营党卫队司令官鲁道夫·赫斯等人，并把这些残害犹太人和战俘的刽子手送上了绞刑架。鲁道夫·赫斯在关押期间，写出了自传性的材料，讲述纳粹如何用毒气室进行犹太人种族灭绝。当依尔斯·卜莉被押上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的被告席，这个德国金蛇夜总会的脱衣舞娘，才体会到惊恐和忧愁的滋味。她曾经含着泪大喊冤枉，因为一切都是按瓦尔德·朱力上校的指令执行的，她作为一个弱女子怎敢抗命不遵。她曾在死神来临之前，哭着对关押的苏联红军战士说：“我才24岁呀，我不能死，我正值青春妙龄……”企图引起苏联红军的怜悯。这个不要脸的日耳曼女人，还悄悄地拉着一位英国老法官的衣袖，用不流利的英语说：“我愿意当你的女仆，伺候你一辈子，包括陪你上床。”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甚至连强调应用德国的法律对纳粹战犯进行定罪和量刑的英国法官，也认为依尔斯·卜莉十恶不赦。那位上了年纪的法官，望着依尔斯·卜莉如花似玉的容貌和那双细而长的狐狸一样的眼睛，未尝没有一丝心动。然而，按照哪一国的法律，依尔斯·卜莉的罪恶都只能判死刑。在绞刑架前，白发的老法官万般无奈地对依尔斯·卜莉说：“姑娘，我实在无法帮助你，你的罪孽实在太大了。在你的心中，到底还有没有上帝呀？”
奥列格回归后，就迫不急待地乘车来到顿涅茨草原，找到原部队，要求恢复军衔和职务。她在去近卫军司令部的路上碰见了喀秋莎。
当时喀秋莎正匆匆忙忙地往前走，根本没有认出奥列格，她们几乎是擦肩而过。奥列格却认出了喀秋莎，这个小女兵走路的姿势仍然没变，当年队列训练时她左手摆动过高的痼癖动作仍然没有克服。
“喀秋莎——”奥列格试探着叫了一声。
喀秋莎回头一看，见是一个陌生的妇女。她困惑地望着她，一时竟想不起来这个妇女是谁。
“喀秋莎上士，你不认识我吗？”奥列格激动地走上前去。
“你是？”喀秋莎疑惑了，她已经认不出这个曾经和她生死与共的老首长了。奥列格当年是近卫军机枪连连长，为了提高喀秋莎的军事技能，没少骂这个全连年龄最小的女兵。喀秋莎的脑袋里打满了问号，这个穿着“布拉吉”的女人是谁呢？
奥列格有点伤心，才短短几年，连这个当年被自己训得直哭鼻子的小女兵也认不出自己了吗？自己真的变得又老又丑了吗？时空的魔棒，真的把自己从一个富有朝气的女军官变成了一位连战都不敢认的女人吗？不，我不甘心，我要做以前的奥列格。
“喀秋莎上士，你不认识我啦？”奥列格激动地走上前去。
“你是？”喀秋莎依然没有认出眼前的这位妇女。
“我是奥列格，奥列格大尉……”奥列格望着莫名其妙的喀秋莎，激动而喜悦地说。
“奥列格？”喀秋莎大吃一惊，她仔细地端详着眼前这个女人，难道她的老首长奥列格大尉还活着？
没错，是她，是奥列格。她的眼睛，眉毛，嘴唇，模样基本没变，只是她老了，憔悴了，又不停地咳嗽。
“奥列格大尉，真是你吗？你还活着？”
喀秋莎又问了一句。
“是我呀……”
“大尉！”喀秋莎大叫一声，扑进奥列格的怀里，放声大哭。
“喀秋莎，我的好同志……”奥列格也抱着喀秋莎放声大哭起来。
没有什么比见到久别的战友更让人感动的事了。两个曾经在血与火的战场，经历生死离别的女兵抱头痛哭。她们的哭声引起了在街道走动的红军近卫军战士的关注。毕竟胜利了，她们哭什么呢？
“大尉，你还活着，活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