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援助，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也打击了美国。经过几年的战争，美国没有达到既定的作战目的。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并且在国内引起广大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从1968年春开始，美国逐步使战争降级。3月，美国宣布，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范围，限制在北纬20度线以南地区。5月，北越和美国在巴黎开始进行和平谈判。10月，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北越的轰炸、炮击和海上袭击。11月，越美两方的会谈改为北越、美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南越西贡政府的四方会谈。1969年1月，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7月，尼克松宣布，美国将从越南撤军。此后，美国军队分批从南越撤出，美国飞机继续保持对越南北方的空袭。同时，美国帮助西贡政权扩充军队，更新武器装备。越南战争转变为以西贡军队为主体、“以当地人打当地人”、“边打边谈”的阶段，即战争“越南化”阶段。1973年1月，巴黎会谈四方签订了《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军于1973年撤出越南南方。1975年，越南人民军和其他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全部占领越南南方，越南战争宣告结束。至此，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无偿援助。
中美在越南的间接对抗，给两国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就美国而言，美国遭受了惨重损失。到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动用了全国近1/2的地面部队、1/5的空军和1/4的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外的所有先进武器。战争使美国蒙受了巨大的人员、物力、财力的损失。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361亿美元的庞大的财政赤字。越南战争使美国国内陷入持久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许多学者都将越南战争作为美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最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美国的战略重点本来是在欧洲，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然而越南战争却使美国的主要注意力放到了亚洲，中国成了主要对手。美国实际上是偏离了重点战略方向，这无疑有利于苏联改变与美国的力量对比。正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迅速崛起，扩展了其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前夕，苏联仅拥有洲际导弹约40枚，而美国则拥有200多枚。到了1969年，苏联已增加至1016枚，赶上了美国。对中国来说，越南战争给本来就很困难的经济造成沉重的负担。更为严重的是，战争促使中国改变经济建设计划，突出国防建设，这无疑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此外，在政治上，参与越南战争，与美国对抗，促进了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化倾向，进而导致更加左倾。正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对外关系上，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四面受敌，周边环境相当恶劣。
就中美关系来说，在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两国对立加剧，以致于美国将中国看成是主要敌人。不过，由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克制，这次对抗并未导致双方的热战。从另一角度来看，正是在越南战争过程中，中美两国领导人有了更深入的相互了解。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有了更为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力量也有了更深刻而清楚的了解。正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此外，美国人也认识到，中国并不是象他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意识形态化，中国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一个平衡力量。正是因为如此，越南战争成了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越南战争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过，战争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
四、对抗中的接触：缓冲器与测试仪
在中美对抗的年月，两国之间并不仅仅是通过炮声来沟通信息。在对峙之中，也有外交上接触。正是这种接触，才使双方互相之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两国领导人才会在对抗中保持相当的克制，不使对抗达到难以挽回的程度。而且，这种接触也促进了后来两国关系的缓和。并不象亨利·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所认为的那样，两国关系缓和之前，双方的接触是无效的。基辛格那样说实际是为了抬高他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的作用。
中美之间的首次外交接触应该算是在日内瓦会议上。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虽得以缓和，但和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南北方的敌意仍然存在，美军也继续驻在南朝鲜。与此同时，印度支那战火一直没有停息。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日内瓦召开了讨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但是美国仍对中国抱有敌意。开始它对中国参加会议横加干涉和阻挠；而后，又无理提出中国虽参加会议，但是不能享有同英、法、苏等大国的平等权利；最后，美国看到无法阻止中国参加会议，便无可奈何地单方面宣布：虽然美国参加了有“共产党中国”出席的会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曾下令不准美国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流传甚广的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故事虽无从考证，但完全有这种可能，那是当时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会议进行一周后，身为国务卿的杜勒斯便回国，由副团长代行团长职责。
但是，经过朝鲜战争的较量，中美两国都需要重新认识对方。在会议期间，周恩来从苏联代表莫洛托夫那里了解到，美国代表团代理团长史密斯曾向其表露过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不满情绪，他认为美国敌视中国是不现实的。而周恩来一向主张“我们不应该拒绝同美国接触”。于是有了周恩来与史密斯在会议休息大厅的接触。5月下旬，美国通过英国和苏联要求中国释放犯罪的美国侨民。获此消息后，周恩来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请英国转告美方：有关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两个代表团直接进行接触，没有必要通过第三者。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关于美国政府无理扣押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经英国代表团成员的斡旋和安排，从6月5日到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日），中美代表共进行了6次接触，双方就两国侨民回国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商定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中美之间仍保留一个联络的途径，这就是自9月2日起，双方将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虽然成果有限，但开了中美接触的先河，这是日内瓦会议上的一次“意外收获”。
关系缓和之前中美之间接触的主要内容还是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到1970年2月的近15年时间内，中美之间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会谈地点先是在日内瓦，1958年移至华沙。直到基辛格1971年7月秘密访华为止，这些会谈是这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大国之间进行联系的主要渠道。在这期间，美国继续承认台湾国民党政府是代表中国大陆在内的中国的合法政府，此外还发生了两次台湾海峡危机和越南战争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重大事件。
在136次会谈中，只达成了一项协议，即1955年9月就遣返侨民问题所达成的协议。这项协议被称作“协议声明”。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要么是向对方提出论战性的反驳材料，要么就是向对方发出就某一特殊事件表达己方观点的通知。正因为这样，有人将其称为“聋子的对话”
台湾问题既是中美会谈的主题，也是会谈的主要障碍。实际上，第一次会谈是由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促成的。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本想通过此举表达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进而阻止美台防御条约的签订。但结果却促使美国政府不再犹豫，急忙与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条约。之后，危机加剧，中国军队按照原定计划占领了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但是，尽管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已经在朝鲜战争中较量过了的中国和美国，都无意再打一场新的战争。中国领导人表现了应有的克制和理智，在显示了决心之后，适时地将政策转向寻求缓和。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不到百字的声明出人意料，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赢得了与会国家代表和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周恩来的声明为中美会谈开辟了道路。
此时，美国方面也正为实现台湾海峡的“停火”寻找出路。4月8日，杜勒斯在会见菲律宾罗慕洛将军时表示：“假若中共宣布他们无意进攻台湾，同时同意结束一切敌意，那么我们对金门和马祖的政策也是可以改变的。”周恩来声明发表的当夜，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回应的声明，其中提到：“假如共产党中国具有诚意，那么有若干明显的步骤可供其采纳，以澄清并证实其善意，包括：在上述地区（即台湾地区——笔者注）立即停火；或释放美国飞行员及其他被不正当拘留者；或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参加如何结束台湾问题敌对状态的讨论。”声明中表现出美国也希望台湾海峡局势的缓和，并且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
4月30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中国方面的政策框架。报告强调：“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美两国应该坐下来谈判。”“中美之间并不存在战争，因此谈不到停火问题。”“美国提出停火的问题，是要做一笔买卖，以蒋介石军队撤出金门、马祖来换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放弃解放台湾的要求和行动，换取中国在事实上承认美国侵略台湾的合法化，换取中国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随后，周恩来又在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和英国驻华代表杜维廉的谈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方面在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中的原则和政策。第一，和缓紧张局势必须是双方的；第二，中美双方还应在其他问题上采取步骤缓和紧张局势；第三，中国既愿意同美国谈判，也愿意同国民党集团谈判，但这两种谈判属于不同性质。
7月中旬，经过英国斡旋，中美双方确定将原来在日内瓦举行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是驻捷克大使亚历克希斯·约翰逊。为了营造良好的气氛，中方代表首先宣布：中国决定提前释放11名在押的美国飞行员。美方表示感谢。随后，双方就会谈的两项议程达成协议：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它实际问题。中方最初的目的是要讨论台湾问题，但为了使会谈先进行起来，中方做出妥协，先谈遣返侨民问题。从8月4日到9月10日，历时近37天，双方会谈了14次，终于达成了遣返平民的协议。双方发表了一个奇特的各说各的理的“协议声明”。这是长达15年、总共136次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所取得的唯一协议。这份协议也是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之前，中美两国之间达成的唯一正式协议。在第一阶段会谈中，已经显露出会谈的主要障碍所在。美方十分注意坚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立场，即使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美国政府也会敏感地联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中国的印象和结果。
1955年9月中旬，中美大使级会谈进入第二阶段。但一开始谈判就陷入僵局。中方提出了禁运问题和准备更高一级会谈两个议题。但美方态度消极。杜勒斯致电约翰逊，称中方提出的问题没有“价值”，美方“不考虑”进行“高级会谈”事宜。美方先是提出所谓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450名士兵的问题，试图拖延谈判。由于双方的目的和立场差异甚大，谈判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此后，中方又先后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来往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想以此推动会谈，使中美关系有所松动。但美方始终以“互不使用武力”问题未达成协议和美国在华犯人未全部释放为由，拒绝讨论。在1957年12月12日的第73次会议上，美方试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委派不具备大使身份的人为美方会谈代表，会谈从僵局发展到中断。在此后的半年时间内，美方既不派大使级代表谈判，又不声明终止谈判。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僵局和中断，促使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美国的看法。毛泽东感到与美国人接触有悖于他的一贯对美政策，进而认为，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于是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同美国斗争，进而有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在危机爆发前，美国一直在恢复谈判问题上扯皮。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在15日内决定派遣大使级代表参加已商定的大使级会谈，否则，中方就不能不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决意使中美大使级会谈破裂。次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谈话，声称如果中国同意改变会谈地点，美国将指派它的驻波兰大使参加会谈；但是他又说，美国不会接受中国的“最后通牒”式的声明。此后，美国硬是在复会地点和日期上做文章，拖延恢复会谈。最后，会谈终于在1958年8月13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之后，于9月15日在华沙恢复。在华沙的会谈直到1970年2月才终止。
由于美国并未改变原来的态度，并且采取了拖而不断的方针，在华沙的63次会谈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不过，这些会谈毕竟使双方保持了接触的渠道，便于对抗的双方增进相互的了解，更客观地认识对方的意图。正因为这样，这些会谈发挥了“对抗中的缓冲器和测试仪的功能”。会谈在华沙恢复时，恰逢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当时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打算要国民党军队从沿海岛屿撤走，因此周恩来十分注意从中美会谈的情况中发现美方的意图。正是从会谈中了解到的情况，帮助中国领导人摸清了美国的底牌，进而调整了原来的攻占金门、马祖的计划，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要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