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日双方都有了发展相互关系的动力，所以缔约谈判的形势出现明显好转。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在谈判中采取了更加务实和重大局的立场。邓小平曾多次劝告日本领导人，要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反对霸权主义和中日缔约问题，促使日本政府打消对苏联的幻想，不要搞绥靖，应与中国一同来反对霸权主义。他指出，苏联霸权主义不仅对中国构成威胁，更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且还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从大局出发，中国政府不仅在中日缔约上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而且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1978年3月，当访华的日本客人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日本首相福田对中日缔约的意见，表示不愿意在条约中写进过于刺激苏联的话，并强调“与所有国家增进和平友好是日本外交的基本立场”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表示“双方均不干涉内政”，使日方感到中方已经考虑了日本的立场。中方的积极努力促使日本政府早下决断。1978年5月31日，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前往中国外交部拜会韩念龙副外长，正式提出恢复日中缔约谈判问题。1978年7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在事隔2年零10个月后，在北京重新开始举行，而且不再是预备性谈判，而是事务级谈判。由于中方从决策层到具体谈判者思想都比较解放，所以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在以往的谈判中，中日双方主要分歧点是“反霸条款”，日本怕得罪苏联，想模糊“霸权”的针对性，双方僵持不下。在这次谈判中，中国采取了较灵活的态度，同意写进日方提出的“第三国条款”，即“本条约不影响各方同第三国的关系的立场”。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1978年8月16日，中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0月20日，日本也完成了全部批准条约的手续。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应日本政府的邀请，赴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并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第一位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日本政府给予邓小平以极高的礼遇。为了保证访问的顺利进行，防止日本极右翼分子的捣乱，日本政府采用了超过1974年美国总统福特访日时的戒严体制。在访日期间，邓小平同福田首相进行了两次会谈，双方就两国关系、国际形势、朝鲜问题、越南问题、台湾问题和日本自卫武装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日本天皇裕仁；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向400多名到会的日本记者和外国驻日记者发表了讲话；此外还广泛接触了日本朝野政治家和工商界领袖人物，会见了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各界老朋友和已故者的家属，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邓小平的成功访日为中日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发展打下了良好开端。从此，中日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中美复交：跨越鸿沟，30年特殊历史终于翻过
《中美联合公报》签署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了良好的势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来往都有了明显的增强。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提高了他在美国的威望。1972年11月，尼克松在大选中再度获胜，并且比他的民主党对手麦戈文多得了近1750万张选票，这是美国历届选举中当选者所得选票超过对手最多的一次。选举结果表明美国公众对尼克松执政4年的政绩，包括外交方面的成就是满意的。尼克松踌躇满志地要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实现与中国建交的宏愿，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1973年2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安事务助理基辛格应中国方面的邀请再度访华。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都表达了加速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并且商定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以便在两国间建立直接联系。这是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5月3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给国会的报告中宣布：“本政府将以献身的精神和慎重的态度谋求进一步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谈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他说：“四年前促使我们开始这一进程的那些考虑，现在将推动我们继续这样做。”1973年9月22日，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务卿。11月10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毛泽东再次会见了他。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会谈。之后，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果的公报。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并强调要以此为基础继续努力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然而，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被“水门事件”打断。“水门事件”被揭露出来后，很快被政敌利用作为攻击尼克松的武器。从1973年4月《华盛顿邮报》不断揭露出新材料，证明白宫人员与水门事件有关连，直到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宣布辞职，尼克松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水门事件束缚住了手脚，其外交政策难以正常实施。当然，对华政策也不会按预定设想实施，来自美国方面的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动力自然消失。1974年4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期间，曾在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却搪塞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这与1973年他两度访华时的态度完全两样。
尼克松下台后，继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虽然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变，美国将“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但是“水门事件”使共和党受到沉重打击，福特领导的政府一开始就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在外交政策上不会有大的作为。1974年10月21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抵达北京，他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着忙。”他还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出福特政府对华政策的方针是维持现状，在台湾问题上尽力拖延。11月，基辛格再度访华，这回他已失去了往日的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热情。基辛格与邓小平副总理会谈时，提出了美国在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上的一大堆困难，主要是台湾问题。他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一股亲台势力。因此，美国虽然有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邓小平还坚决地表明中国政府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的立场：根据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由于中美两国政府间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此后两国关系陷入僵局。1975年12月，福特总统访华。双方在国际局势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虽然福特承诺在1976年大选之后，采用“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次大选结果却是共和党失败，福特没有连任总统的机会。新上任的民主党卡特政府需要有一个政策制定和调整过程，在对华政策上显得摇摆不定，来自美国方面的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动力明显减弱。
就在美国方面出现了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因素时，中国方面也出现了问题。当时中国仍处在“文革”时期，“左”的思潮和路线仍然占主导地位。1973年11月，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后，毛泽东根据片面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对周恩来提出严厉的批评。中央政治局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召开会议批评周恩来。江青集团也趁机向周恩来发难，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攻击周恩来迫不急待地要取代主席。这使周恩来以后不得不更加谨慎。当然毛泽东对江青一伙人的能力也不放心，因此并不将治国大权授予他们。周恩来病重住进医院后，在周的支持下，毛泽东启用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1975年1月5日至17日，邓小平先后受命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集党、政、军诸要职于一身。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励精图治，在各方面展开整顿工作，努力扭转“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然而，邓小平的整顿招致了江青集团的仇视，也引起了亲手发动“文革”并将“文革”看作是他一生中所从事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把邓小平的整顿说成是“右倾翻案”。江青一伙也趁机利用“反经验主义”问题和“评《水浒》”运动掀起打击邓小平的风波。在江青一伙的推波助澜下，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将邓小平赶下了政治舞台。到1976年1月，邓小平从一切公共场合消失。随后中国政局进入急剧动荡状态。中美关系问题自然提不到议事日程。
1977年，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出现了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就美国来说，卡特政府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对华政策已经成型。1977年6月，美国国务院等部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完成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请示总统备忘录第24号》的初稿。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建议基本被卡特总统采纳。随后，美国政府开始向中国发出发展关系的信号。6月29日，万斯国务卿在亚洲协会发表讲话，详细说明了卡特总统在圣母大学发表的演说，从而明确表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新姿态。他表示，美国将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设法走向关系完全正常化”。次日，卡特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谈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一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但是无论万斯还是卡特，在表示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都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在中国方面，结束了“文革”后，中国开始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更加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也谋求进一步同美国发展关系，以抗衡苏联的威胁。邓小平认为，延缓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贯彻毛泽东制定的三个世界战略和与之相应的外交路线，“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根据70年代的具体情况，国际反霸斗争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即“一条线”战略。这是毛泽东在70年代初制定并加以实施了的外交战略。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一条线”上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美国。因此，要搞好国际反霸斗争，延缓战争爆发，就必须进一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具体地讲就是要加快中美建交的步伐。
1977年8月22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应邀访华，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探索性”访问。这也是中国自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接待美国高层领导人访华。万斯在同中国外长黄华的正式会谈中提出了一个中方所不能接受的方案，即：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解释说，这种人员不具有外交人员的性质，也没有国旗和政府印鉴等大使馆的特征和权利。他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发表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
8月24日，刚刚恢复工作1个月零3天的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万斯，阐明了中国在中美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我们多次说过，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你们说很关心台湾的安全。中国人自己总比你们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吧！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万斯访华和双方会谈虽然没有能够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的立场是有益的，特别是中国方面表现出的在原则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