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七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仍有磨擦。1983年1月，中美纺织品谈判破裂，美国决定对32类中国纺织品实行单方面限制进口。中国也采取了报复性措施。1983年2月，美国亚拉巴马州法院就辛亥革命前中国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对中国作出“缺席判决”，要现中国政府偿还。4月4日，美国宣布给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以“政治庇护”，中国提出严重抗议，并立即停止了双方间的文化、体育交流。
两国关系的动荡促使双方调整各自的对外政策。中国感到原来所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已经不适应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苏三角关系变化的需要，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美国不再被列入反霸统一战线之内，相反，还恢复了对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批评，并且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1982年8月22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其特点是强调独立自主，不结盟，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重申反对霸权主义的时候，提出不同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成同盟和战略关系，不联合一家去反对另一家，并进一步靠拢第三世界。1982年10月，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访华，开始了中苏副外长级磋商。这样，中国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同时开始寻求同苏联缓和关系。
经过多次交锋，美国方面开始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问题不仅仅是台湾问题，还有更深刻的内容。从1982年下半年始，美国也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其侧重点是要把“中美关系放在更现实的基础上”。1983年春，美国新的对华政策大体形成，主要内容是：不再强调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而是强调“长期、持久和建设性的关系”；不再强调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作用，而是重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性作用；使中美关系的基础多样化，注重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关系；现实地看待彼此之间的分歧；维持美台关系的现状，继续按照《与台湾关系法》和美国对三个公报的解释来处理台湾问题。此后，美国政府在新的对华政策指导下开始谋求两国关系的改善。
由于中美两国都调整了政策，对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分歧有了更客观的认识，所以此后一段时间两国关系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上有了积极的、实质性的发展。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P组国家改为V组国家，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如印度、南斯拉夫一组内。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进展，也是中美关系由波折不断转入一个较平稳的发展时期的标志。
第三阶段从1983年6月到1989年“六·四”风波。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相对平稳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进一步放宽了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二是中美经贸关系有了长足的进步；三是高层互访加强；四是科技、文教方面的合作加强。
当然，在这段比较平稳的时期内，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磨擦。主要表现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中国对外军售问题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上。不过这些磨擦不是主流，并未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
中日关系自1978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后，直到1989年，处于平稳发展的时期。同中美关系一样，期间也有一定的起伏和波折。这段时间的中日关系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底到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随后的邓小平访日，使中日关系上了一个大台阶，并为此后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8年12月，一直主张对华友好的大平正芳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活跃时期。两国首脑互访交替进行，来往频繁。1980年6月12日，大平因心肌梗塞去世。7月17日，铃木内阁成立。铃木内阁基本上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政策，两国关系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不过，在大平、铃木执政时期，在中日友好的主旋律中，也时常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中日之间也存在一些磨擦，比如在钓鱼岛归属及处理办法问题和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两国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第二分阶段从1982年11月至1987年11月，即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这一时期，中曾根内阁推行“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发生了一些使中国人民和政府不愉快的事情，中日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中曾根于1985年8月15日，即日本投降40周年之际以首相身份参拜了供奉着日本侵华战犯的靖国神社；右翼势力不断制造毁损日中友好纪念碑、岚山周恩来总理纪念诗碑等挑衅事件；日本军费突破了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日本对华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到1987年已达215亿美元；尤其是“光华寮事件”和日本外务省首脑发表攻击邓小平的言论，迫使中国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
当然，在这段时间内，中日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毕竟占主导地位，因此两国关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发展。1983年11月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应邀访问日本，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访问日本和西方的先例。访问中，胡耀邦与中曾根首相举行会谈。中曾根建议在“中日友好三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长期稳定）中加上了“相互信赖”一项，使三原则发展成为四原则；他还建议成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对这些建议，胡耀邦表示赞成。
1984年3月23日至26日，中曾根作为首相首次访华。中方十分重视这次访问。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的欢迎仪式上，鸣礼炮19响欢迎客人，这是文革以来18年间首次为访华的外国政府首脑鸣礼炮；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中曾根一家人作客，这也是首次由党的总书记在家中接待外国政府首脑；中曾根还来到北京大学对师生发表了演说，这也是首次外国政府首脑到中国最高学府发表演说。访问期间，中曾根与中国总理赵紫阳进行了会谈。3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邓小平会见了中曾根。邓小平说，“把中日关系放到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曾根执政期间，中日两国官方与民间的对话渠道更加畅通无阻。第三、四、五次政府成员会议如期举行，民间或官民结合形式的会议也有所增加。
1987年11月至1989年6月为第三阶段。1987年11月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内阁的更替为解决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提供了契机。竹下内阁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有了新变化：一方面美苏首脑会谈、东西方关系缓和，使日本在美国对苏战略中的地位有某种程度的下降；另一方面，日美经济磨擦加剧，日美矛盾加深，美国国会内外的反日情绪高涨，使日本政府受到极大的压力。而恰在这时，中日之间的矛盾和磨擦却相对以往也比较突出。这些促使竹下内阁调整对华政策。11月29日，竹下首相发表施政演说。在强调“日美关系是我国外交的基轴”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作为亚洲、太平洋的一员为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增进同韩国、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等近邻国家的关系，乃是重要的课题”。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竹下执政时期，中日关系有所升温。
在中美、中日关系平稳发展的这十年间，美日关系也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在大平、铃木时期，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同盟关系更加协调。1979年1月25日，大平首相在施政演说中虽然提出要坚持开展“全方位外交”，但是面对国际政治的日益多极化和不安定因素的日益增加，大平特别强调了日美之间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坚持“由有节制的自卫力量和补充它的日美安全条约所构成的安全保障体制”。表明日本再次明确将日美关系摆在了日本外交的头等重要位置。为了解决趋于激烈的日美经济磨擦，1979年4月30日，大平率团赴美与卡特总统磋商。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政府一致同意创立一个协调两国经济关系的咨询机构，即“日美贤人会议”。随后不久，卡特总统于6月25日回访了日本，这是在任美国总统对日本的第二次访问。
这段时间，日美关系发展较突出地表现在安全合作方面。1978年12月，大平内阁开始与美国共同制定“联合作战计划”。1979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共同分担驻日美军费用的议案，日本开始负担驻日美军营房和军人家属住宅的新建、改建等费用。1979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和国防会议通过了《日美防御合作指导方针》，从而使《日美安全条约》有了具体的内容。通过该指导方针，美国可以公开利用日本的军事力量实施自己的亚洲战略，从而使日本自卫队更紧密地依附于美国的军事战略，使日美两国走上了军事一体化的道路。这标志着日美进入了实质性军事合作阶段。此后，两国的军事合作逐步加强。从1980年起，日本自卫队开始参加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演习”。
日美在战略上的合作也有所加强。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美国因伊朗革命派扣押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外交官的“人质事件”而对伊采取报复措施，宣布全面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并呼吁西方各国采取一致行动。日本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也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对此伊朗向日本发出了不能保证对日石油供应的警告。次年4月，美国全面断绝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禁止向伊朗出口除粮食、医疗药品以外的任何物资，对伊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日本采取了与美国一致的步调，于20日拒绝了伊的提高原油价格的要求，并招致伊停止对日本的石油出口。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苏采取报复性制裁措施，并要求西方盟国予以合作。日本顶着巨大压力，采取了同美国相协调的措施，推迟了原定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访日，取消了自民党首脑同苏联驻日大使的会见。日本参与制裁苏联，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因为日本当时是与苏联在经济、外交上往来比较多的国家，而且与阿富汗周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80年2-3月，日本派前外相园田直为首相特使访问了中东五国、印度和巴基斯担，作为同美国的战略相协调的行动。日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分别提供了1亿美元和320亿日元的援助，这是战后日本首次战略性援助，显示了日本在为西方世界分担责任。与此同时，作为对苏制裁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冻结了对越南的援助，终止了对阿富汗的新的援助。4月，日本表示将与美国共同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铃木内阁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美政策，一方面注意协调日美关系，另一方面继续将大平所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放在日本内政外交最优先的地位，并积极推行。
大平、铃木时期，美日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防务和贸易问题上。虽然日本在战略上一直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但是里根上台后初期，美国一再批评日本长期以来“白坐安全车”，要求日本分担国际安全责任。80年代初，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人均防务支出为520美元，而日本则仅有80美元。美国官员认为，即使在日本现行宪法下，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日本也应该大幅度扩大在西北太平洋的防御力量。1981年铃木首相访美时，在美方的要求下，许诺承担更多的责任来保卫日本沿海水域和重要的海上通道，其范围将达到离日本海岸1000海里的地方。铃木访美结束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第一次明确提出美日两国是同盟关系，并提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以及各自的战略分工。然而铃木回国后却受到日本朝野一部分人指责，他们不满“同盟”的提法，也反对与美国分担远东地区的安全责任。这对日本的对美政策形成了牵制。后经美方多次施压，日本才勉强同意在编制1983-1987年中期业务计划时对美方的要求加以考虑。
美日经贸磨擦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整个8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处于蒸蒸日上的势头，而美国经济则相对衰退，因此这个问题更加突出。80年代初，美日贸易磨擦较为激烈。据美方的统计，1980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为99.2亿美元（日方的统计为76.62亿美元），以后直线上升，到1985年时已达到461.5亿美元。美国认为造成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市场不够开放，于是从80年代初开始不断发动攻势，向日本施加压力，促其向美国开放市场。1981年，美国商务部长鲍里奇就公开批评日本对美国采取不公平的贸易；美国商务代表麦克唐纳甚至说，美国除商用飞机外没有任何一件制成品能在日本市场上占10%以上的份额。不过，美日在贸易问题上的斗争在这一时期还不很突出。
在中曾根、竹下登时期，日美关系有所变化。这主要在于日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显著的变化，日本开始在日美关系中增添新的内容。首先是在政治关系上，为了巩固日美同盟，强调承担与日美两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其次是在军事关系上，明确强调《新日美安保条约》的军事性质；第三是在经贸关系上，日本在向美国开放市场方面作出有限的让步；第四是建立政府首脑间亲密的个人关系，中曾根执政时，里根和中曾根每年都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举行单独会谈，或进行首脑互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