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的一些右翼政界人士。他们认为，中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又奉行独立自立的外交政策，同美国有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这些人在照旧强调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同时，极力渲染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超级大国，不仅已经对其周边国家构成了威胁，而且在未来15-20年内将严重危及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至少是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
（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如日本、菲律宾的当权者。他们认为，中国强大起来后，会称霸东亚地区，从而危及这些国家的安全。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一般都有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领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想借宣扬“中国威胁论”来争取国际舆论对自己的支持。至于日本，还存在着争夺东亚地区霸权的因素，它把中国看成了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
（三）美、日以外的西方一些政界人士，如撒切尔夫人。这些人认为，中国没有代议制的政治体制，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不能很好地控制、运用已经发展起来的力量，容易走上极端和冒险，从而危及世界和平。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威胁论”与美国冷战后的霸权战略有关。随着冷战的结束，原来的两霸只剩下了一个，美国从上世纪末“门户开放”政策提出时就形成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尽管这种霸权是打了很大折扣的，但很多美国人还是为这种“世界统治地位”而自豪。这种“独霸”地位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国家安全有了绝对的保障，现在没有任何力量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只有它威胁别人的份儿；在经济上，它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使自己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境地。正是因为这样，美国要极力维护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将之视为自己的最高利益。它要以自我为中心领导这个世界，充当世界警察，成为世界的传道士，构建“新的世界秩序”。它这样构想了，也这样实践了。它到处插手，干涉别国事务，甚至是对自己的盟友也不讲情面。在巴尔干、中东、海湾、东亚、中部非洲……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山姆大叔”的身影，听到它的声音。就是在英国——这个它最忠实的盟友，它也要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插上一脚。而对“山姆大叔”的“关怀”，被“关怀”者即使是多么不情愿，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至多是口头上表示一些不满和愤怒。更有甚者，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还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就连独立性很强的法国总统希拉克都说：“今天象昨天一样，世界需要美国。”许多欧洲人都承认，没有美国的介入，就没有代顿协议的签订，就没有希腊与土耳其领土争端的解决……。
为了维护上述的最高利益，美国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阻止其它超级大国的出现；二是推进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三是扩展美国经济。美国就是从这“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出发来制定、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的。
早在1992年，由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主持起草的一份报告就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原则提出了建议，其基本点是：应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甚至应阻止任何有能力同美国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竞争的大国的出现。这不仅是针对它过去的对手——俄罗斯（苏联），防止这个昔日超级大国的复活，而且也针对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的所有其它国家。这一政策原则已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所接受。从冷战后美国的对俄、对华及对欧等方面的政策，都可以看出这个原则的身影。就拿对俄政策来说，美国虽然表面上要帮助俄罗斯实现向民主的市场经济的过渡，但实际上做的却是在努力全面削弱俄罗斯，不让俄有重新成为超级大国的任何机会。虽然有时出于权宜之计也给俄提供点帮助，如为保证“亲美”的叶利钦能继续当上总统，它在俄总统选举前夕急忙答应向俄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美国绝不打算向俄提供象当年的马歇尔计划那样的援助。不仅如此，美国还从外部来挖俄的墙角，削弱俄的政治力量。北约东扩计划就是要使前苏联的盟友以及一些加盟共和国彻底脱离同俄的关系。在中亚，美国企图通过控制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输送来拥有在这个地区施加影响的手段，进而削弱俄在这个地区的传统势力。
在世界推进西方民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基本点。美国人的逻辑是：如果各国都变得民主了，世界就会有和平。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和平论”。用基辛格的说法是：“应该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包括中欧、西欧、多少是西半球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这些国家间实际上已不可能发生战争。”其实，求得“美国领导下的”和平只是美国要推进民主的一方面原因，而且是次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民主国家”与美国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因此更易于接受美国这位“民主推进者”和“旗手”的领导，承认美国已有的霸权地位。正因为这样，克林顿连任后不久在澳大利亚众议院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要“负起特别的责任”，“在世界各地推进民主”。他还颇感自豪地宣称：“今天，地球上2/3的国家和一半以上的人民处在由本国人民选出的政府的治理之下，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在冷战期间，美国把世界各国分成三部分，即好的、坏的和其余的。共产主义国家是坏的、美国的反共盟友是好的、其余的是不重要的。冷战后，美国心目中的阵线更简单了，只有两部分，即民主的和不民主的。正是基于这种划分，美国制裁古巴、教训伊拉克、指责缅甸军人政权、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指手划脚，甚至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虽经民主选举、但长期一党执政的国家也不表示好感。
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国都对美国实现霸权构成障碍，因此“威胁”了美国的利益。就推进民主这一点来说，这实际是冷战思维的体现。冷战思维的一大特色就是以意识形态划界，将世界分为对立的两部分，美国依靠其中的一部分，打击、遏制另一部分。只不过现在对立的两部分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在冷战期间是“共产主义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国家”。那些非民主亦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在冷战期间曾是美国的盟友，而这回在理论上成了美国要打击的对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共产主义国家都是专制的，自然是民主国家的敌人，而中国这个现存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无疑成了美国的一大“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思维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明冲突论”。这个理论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基督教文明与非基督教文明，尤其是儒教文明及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对立，并预言儒教文明会和伊斯兰教文明联手，从而对基督教文明构成威胁。如果这种设想变为现实，未来世界又会走向东西对抗的两极格局。而中国则处于与美国对立的位置上，并且和美国分别构成对立双方的主要力量。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所运用的一个主要手法就是“捧杀”。他们一反冷战刚结束时轻视中国的态度，转而过分夸大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进而简单地推断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和对外政策走向。他们认为，预计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将以年增长8%-10%的速度迅速发展，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用不了20年就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那时它将成为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者。而且中国还是有核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军事力量还在不断增强，今后一、二十年内将成为地球上第二大军事强国。他们的逻辑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要对现存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就象当年的德国一样。而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明上与西方的差异，更使这种挑战不可避免。正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所说的：“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这反映出了这些人的另一个逻辑：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从未有过真正容纳一个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和经验，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接受中国变得强大的思想准备和气度，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所用的另一个手法就是以点盖面。比如《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就抓住《中国可以说不》这本由几名青年知识分子所写的畅销书中的观点，将之做为中国人民的普遍意识。《中国可以说不》用比较激烈的语言抨击了美国，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美情绪，但是此书的观点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然而《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却将之作为“中国威胁论”的论据。
也有一些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人是出于个人私心，只是为了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论调来蛊惑人心，或者是为自己扬名，哪怕是这种论调与美国的切身利益相违背。《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作者之一罗斯·芒罗就是一例。他曾是记者出身，后来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本来业绩平平，知之者甚寡。1992年10月在《政策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而一举成名，一下子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受此鼓舞，以后他又与人合作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名声更加显赫。
“中国威胁论”就是这样在抱有不同目的人的合唱下，在美国盛极一时。当然，战略家们为美国寻找“对手”是主要因素。正因为这样，它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遏制与接触：战略伙伴关系
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它既具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属性，又具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属性，同时还有大国之间关系的属性。多重属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有四个主要特性，即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经济上的互补性、安全上的合作性和地缘战略上的竞争性。其中有些特性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社会主义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其目标就是要在地球上取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丝毫也不隐瞒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资产阶级要把社会主义当成了洪水猛兽，极力孤立、限制、遏制、扼杀之。1949年，刚诞生的新中国决然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外交上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这不可避免地招致了美国的敌视和遏制。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意识形态对抗的因素仍然存在，比如，每年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就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将中国另眼看待。再比如，美国曾长期坚持“对共产主义国家不出售高科技政策”，而且还干预其它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售高科技。在美国，有相当多的人，包括决策层，都把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当成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成了现存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对抗因素在两国关系中所占的份量加重。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有一条贯彻始终的动机，就是对中国进行分化、西化，“以压促变”。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老是打“人权牌”，相当程度上也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制度存有偏见和敌意。因为即使按美国的标准，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权状况并不比中国好多少，但美国却对之采取漠视的态度。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多，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会相对减小，甚至减小到相当弱的程度，但不会消失。只要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对抗就会存在下去。
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经济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各国在与别国交往时都更加重视经济利益。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要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金；美国要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也必须大力发展本国经济，需要广大的市场。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潜力是巨大的。正因为这样，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经济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90年代后，即使是两国政治关系不断出现磨擦和危机的时候，两国的经济关系仍然十分密切。这说明两国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互相促进。而且，良好的经济关系又促进了政治关系的发展。美国国内，支持政府采取温和、务实的对华政策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美国工商界的人士。冷战后，美、日、欧之间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中国这个大市场对美国更加有吸引力。中美经济上的互补性将成为维系、推动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