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际新秩序”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联合国作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后，联合国的作用得到加强，日本朝野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要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必须提高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日本的目标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2年1月，宫泽首相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大会时提出，应调整安理会成员国职能和结构，以反映“新时代的现实”，间接地提出了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要求。此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宣称，日本要“争取5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将实现此目标当成日本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标志。1992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日本外相渡边美智雄也间接地表达了担任常任理事国的愿望。为了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一方面提出了关于改组安理会的意见，要求按经济实力和对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财政贡献程度来分配权力，确定一国在安理会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表示可以不损害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既得权益，新增常任理事国不拘泥于是否拥有否决权，以减少实现它的目标的阻力。从1986年起，日本对联合国所缴纳的经费就已超过苏联，列美国之后，居第二位。截止到1997年，日本分担的联合国会费比率已占15.65%，而俄、法、英、中四个常任理事国所交纳会费之和才占16.65%，如果以财力来定权力，那么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应排为老二。为了早日实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日本政府于1990年制定了五年计划，即争取在1995年这个有象征意义的年份实现目标。1994年1月，日本外务省就改革联合国问题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必须改革联合国”持赞成态度的占49.2%，反对的仅占9.9%；对“日本应该进入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的占52.9%，反对的仅占14.8%。可见日本政府的政策是有民意基础的。
为了促进这一计划的实现，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增强在联合国的作为。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资金总计达130亿美元，位居榜首；战争结束后，日本还向海湾地区派了扫雷艇，帮助清除波斯湾的水雷。1992年6月，日本参议院最后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同年秋，日本便派出了首批自卫队员参加柬埔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到1993年10月为止，日本已陆续向柬埔寨派遣了1800多名自卫队员及警官。1993年3月，日本决定向莫桑比克派遣50名自卫队员组成的运输调整部队。1994年9月，向卢旺达派出400人的维和部队，并允许配备机关枪。与此同时，日本针对联合国存在着的财政困难问题，试图打“金钱牌”，表示如果它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承担的财政规模可以超过现在。
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合作是日本的“国际新秩序”的又一个特点。日本决策层认为：虽然冷战后联合国的重要性增大，但不能对其作用估计过高，因为日、德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即使安理会有决策能力，也缺少实现的财力，而且由于苏联解体，安理会的欧洲色彩加重，并易为美国所利用，因而有可能遭到其它国家的反对。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在海湾战争后提出：“由于日本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言权有限，日本首相能参加的国际会议只有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这个会议是日本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场所”。为了适应加强与西方国家合作的目的，日本比较强调在价值观念上与欧美国家的一致性，强调坚持“发达民主主义国家主要一员”的立场，积极配合美国在世界推进“民主化”。海部首相在其施政演说中就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当时东欧正在发生剧变，针对这种形势，日本力图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向世界扩展，这与美国的外交战略是完全一致的。1989年12月，日本外务省的《国际形势与日本外交》文件指出：东欧的变化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提供了可能。海部内阁提出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支援东欧地区建立自由民主主义，并希望这种新秩序不仅限于欧洲还须带动亚太地区。外务省前事务次官栗山尚一认为：东欧剧变是一个世界性倾向，“东欧各国在政治上放弃了战后40多年坚持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走向多党制或多元政治体制；在经济方面也放弃了遵照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倾向相当显著地在世界范围表现出来。日本应当积极支持这种倾向。日本外务省认为：东欧国家的改革“不仅只是具有打倒共产主义的先驱意义”，在东欧各国生根的民主主义“将继续对其它地区的自由和民主主义的确立给予鼓舞”，具有世界意义。但是，东欧还有不稳定因素，向市场经济过渡存在着困难，因此日美欧应予以支援。这种观点也与美国的外交战略相符。截至1992年6月，经合组织共筹集资金560亿美元援助东欧，其中有日本表示提供的45亿美元。
日本身处亚洲，因此要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不能脱离亚洲。日本将亚太地区作为实现其“大国外交”战略的主要舞台，谋求建立以日本发挥主导作用的“亚太新秩序”。1991年4月，海部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宣布了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基本原则，强调受援国在民主化、引进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的状况，并且首次明确表示，日本要在亚洲发挥政治作用，一改以往历届内阁只强调经济、文化合作的立场。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突出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这是日本的“亚太新秩序”的一大特点。宫泽首相在1993年1月发表施政演说时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亚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在增大”，日本应“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作为本国的问题去努力争取”。1995年，村山首相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将日本同亚太的关系放在首要地位，然后才谈到日美欧关系。不过，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将亚太国家分为三个层次，即“盟国”、“伙伴”与“对象”。美国是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最重要盟友；东盟和澳新是日本在该地区的理想伙伴，双方在经济上互补、政治上民主化等共性增多，安全保障方面利益接近，因而必须加强关系；中国和朝鲜半岛，在相当一个时期对日本来说是“解决问题的对象，而非为解决问题而能理想合作的伙伴”，因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是“孕育着混乱之虞的异质国家”，朝鲜半岛有“比中国更加异质的北朝鲜”，而且从分裂到统一这一过渡期充满不确定因素。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日本越来越重视在该地区发挥作用。日本决策层认为，在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进程中，亚太是日本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要建立国际新秩序，亚太地区应作为重点，日本必须力图确立自己在这一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日本要在亚太地区扮演“地区冲突调停者”和“亚太利益代言人”的角色。为达此目的，日本必须首先取得亚太地区的信赖，解决战后遗留问题，使邻国对日本放心。为此，90年代初，日本比较重视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道歉。1993年，细川首相表示，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手段”。他还在演说中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及殖民统治造成的苦难和悲痛，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这在战后历届内阁尚属首次。村山内阁也明确承认了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的战争责任，表示要以谦虚的姿态进行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认真考虑“日本怎样才能成为令这些邻国信赖的国家”。为了显示日本对过去战争的人道反省，村山内阁决定政府出资1000亿日元，建立“亚洲交流中心”，以支援从亚洲地区来日本学习的留学生和青年的相互交流。这项“和平友好交流计划”从1995年度开始实施，继续10年。
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外交方针是与国内政治气候密切相关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局出现了急剧的动荡。1989年1月7日，在位62年、88岁高龄的昭和天皇裕仁去世，明仁太子继位，日本的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日本历史遂进入平成时代。然而，“平成”时代一开始就不太平。4月，才执政一年半的竹下登首相因利库路特事件而辞职，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因此案而辞去自民党中曾根派会的会长职务，并提出脱离自民党。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宇野宗佑于6月3日就任首相之职后不到两个月，便因“桃色新闻”于7月24日宣布辞职。日本在“平成元年”一年内连换两届内阁，史称“平成之变”。“平成之变”使执政的自民党遭受沉重打击。在1989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时，在改选的126个议席中，自民党只得了36席，加上非改选的73席，共有109席，而在野党的议席则增加到143席，参议院出现“朝野逆转”的局面，这标志着自民党随心所欲控制国会的时代已经过去。
随后产生的海部俊树和宫泽喜一两届内阁虽然使自民党保持了暂时的稳定，但两届内阁才执政四年。在宫泽任内，发生了金丸信等政治家接受“政治捐款”的“金丸案件”，给自民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加剧了党内派阀斗争，最终导致党的分裂。1992年5月，原自民党干事长细川护熙率先脱离自民党，成立“日本新党”。1993年6月18日，在众议院表决除日本共产党外的各在野党联合提出的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时，羽田派的34人乘机造反，也投了赞成票，结果使不信任案以255票对220票在众议院得以通过。此外，在表决时，还有18名自民党众议员未参加投票，11名自民党众议员宣布退党，5名非羽田派的自民党众议员也投了赞成票。“六·一八政变”不仅使宫泽内阁陷入绝境，而且是自1955年现体制形成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严重局面。继羽田派造反后，自民党进一步分裂。6月21日，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本部事务局长武村正义代表10名众议员退出自民党，宣布成立“先驱新党”；随后，羽田孜带领44名国会议员成立了“新生党”。与此同时，海部俊树率领80余名议员成立“自民党政治改革推进议员联盟”，宣称要与党内的“慎重派”划清界线，继续推进政治改革，自民党的分裂倾向仍很严重。7月18日，日本众议院大选揭晓，结果自民党只得223席，未过半数，最后由日本新党、新生党、先驱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八党派联合组阁，新党的细川护熙任首相。连续执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终于被赶下台，“五五体制”寿终正寝。
然而，多党联合内阁并未结束日本政局动荡的局面，细川内阁执政仅8个月便完成了“过渡性内阁”的使命。继之的羽田内阁是由新生党、公明党、民社党等联合组成的国会少数派内阁，根基不稳，只执政不到两个月便退出舞台。1994年6月，由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三党联合组成的内阁成立，由社会党的村山富士任首相，自民党成为执政党之一。随后，日本各政党又进行了新的分化改组，许多在野党相继解散。12月10日，以前新生党为核心力量的“新进党”成立，当时就拥有众议员178名，参议员36名，成为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党。新进党的成立，为日本政党政治向“两大政党加小党体制”演变奠定了基础。不过，日本政局的稳定仍是有限的，村山内阁只存在了一年半便为自民党的实力派人物桥本龙太郎所取代。1996年1月桥本上台后，媒介曾给予很高的期望，以为日本政局从此会结束动荡局面，尤其是桥本的个人形象和魅力使人们预期他会成为佐藤、中曾根似的长期执政的人物。然而桥本内阁的寿命也只有两年半，便于1998年7月30日为小渊惠三内阁所取代。
90年代日本政局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反映了冷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和民族心理的变化。在冷战期间，由于苏联因素的存在，日本只能温顺地接受美国的保护，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充当二等公民，人们的注意力也只好集中到发展国内经济上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能用以统一全民族意志的因素不复存在，各政党原有的纲领已不再能迎合选民的意愿，于是各种思潮和政治力量纷纷出台表现自己。在这种背景下，“新国家主义”思潮趋向抬头，他们企图通过控制国家政权，对战后日本加以彻底改造，从而将日本引向新的发展轨道。“新国家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新进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他在1993年出版的畅销书《日本的改造计划》中提出，日本要做一个“普通国家”。小泽认为：国家本来都是利己的。冷战后必须早日建立世界新秩序。为此，日本必须比任何国家都要积极发挥作用。日本只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国家才有出路，真正的国际国家就是成为“普通国家”。“普通国家”有两个条件：一是在国际社会被作为理所当然的事，就理所当然地尽自己的责任去做，尤其是在安全保障方面，也要尽责地做出与自身相称的贡献；二是对努力创造丰富稳定生活的国家以及地球环境等全人类共同的课题而做出最大的合作。小泽提出的“新国家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联合国，使日本成为可以像美、英、法那样向海外派遣军队，参与国际冲突的“普通国家”。“新国家主义”虽然还不是日本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出现后在日本社会引起广泛争论，但它反映了日本相当一部人的情绪和心态，对日本政府的政策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新国家主义”只是90年代以来在日本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一种。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趋向保守化，经过大改组后的各政党的政纲都向右滑动，与之相应的是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不过新保守主义与过去的保守政治相比有新的特征。一是打出改革的旗号，主张修改宪法；二是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三是在对美关系上不象过去那样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