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正当我军主力由兴国之高兴圩向富田开进时，被敌发觉。并先我占领富田。我军遂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再寻歼敌之机。此时，我西临赣江，东、北、南三面临敌，情况十分危急。于是，临时总前委果断决定，主力迅速向东部的莲塘、永丰县南部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突进，绕到敌后方，再寻机歼敌。接着，我军又乘黑夜秘密从敌人一个40华里的空隙地带，经高兴圩转入莲塘地区，这样就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紧接着我军分别于8月7日至8月11日，接连取得莲塘、良村、黄陂的三个胜仗，毙伤俘敌1万余人，从而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
敌发现我军主力所在方向后，12日至15日又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了我军的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此时，我军正经历自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及红一方面军首长一面令各部队抓紧时间在大山里隐蔽休息，一面分析敌情，确定行动计划。毛泽东针对敌人最怕我军北出临川的情况，决定以一部向乐安方向佯动，牵制敌人，主力将秘密西返兴国境内隐蔽休整，待机歼敌。
8月15日，我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利用夜暗，从东进的两路敌军之间的一个10公里的大山中偷越过去，回到了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8月底，敌军在被我佯动部队拖了半个月以后，发现我军主力已由君埠以东地区西去，即下令各部西进，寻求我军主力决战。为了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毛泽东于9月初又率主力继续西移，转移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的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隐蔽待机。
此时，敌军在我中央苏区已奔命两月，不仅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八师等部遭我歼灭性的打击，而且其余各部也受尽了我苏区广大军民的袭扰和坚壁清野之苦，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相反，我军三战三捷，士气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令各部实行总退却，实际上这时蒋军对我军的第三次“围剿”已经结束。
通过连续打破敌人的三次大规模“围剿”，红军逐步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使自己和苏区都获得了相当的巩固和发展。苏区武装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基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从此以后，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它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总结了红军在这三次反“围剿”中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写道：“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作出杰出贡献。
毛泽东打胜仗却受排挤
正当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围剿”作战时，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是个灾难。因为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很快掌握了领导大权。
王明在中央掌权后，又把他在莫斯科的同学博古拉进中央，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投敌，王明借此机遇当上了代理总书记职务。后来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把中央领导权交给博古。博古一跃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此后，王明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以共产国际的大牌子遥控中共中央的活动。博古忠实地贯彻执行王明的旨意．从而使中国革命战争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更没有指导革命战争的经验。他们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高喊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而实际上推行了一条比李立三更“左”的政治路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再次提出冒险进攻的“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项英到达江西。王明“左”倾路线逐步贯彻到中央苏区，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
项英到江西后，于1月15日撤销了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只保留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为什么毛泽东打了胜仗还要受到排挤呢？其根本原因就是位居党中央领导岗位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们，与毛泽东在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上观点不一致。
王明、博古等人十分明白，他们要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行“夺取中心城市”的进攻战略，必须排除与之相对立的主张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毛泽东。
王明等人为什么又重新提出在1930年春夏之交已经失败过的“进攻中心城市”的战略呢？
这是因为，在政治上，王明等人过高地估计中国革命形势，不承认中国革命的曲折性、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他们看不到当时国民党对红军连续进行大规模“围剿”的严重和困难局面，反而错误地判断，革命势力正在急速发展，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因此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当首先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然后继续不停顿地进攻。
在军事上，王明等人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绝对化，机械地模仿。因此，低估乡村根据地的重要作用，认为只要占领城市就可以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
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王明等人夸大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认为红军打破了敌人几次“围剿”，军事力量已经强大了，不需要再实行战略防御了，可以主动进攻了。他们反对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把红军原来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原则，说成是“游击主义”而予以推翻，代之以另一套所谓“新原则”和“正规原则”。
所以从1931年9月下旬起，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坚持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张，多次提出要加紧执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中央代表团把持下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决议案，指责毛泽东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说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是忽视阵地战，忽视街市战，攻击“诱敌深入”是“游击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是“农民的落后意识”。
从此，临时中央加紧了对毛泽东的排斥。
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政府职务显然没有军事职务重要。博古等人事实上是想在适当的时机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到后方来，使他脱离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事实”，“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
此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多次指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夺取赣州，然后顺赣江而下夺取吉安、南昌、九江等城市，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攻取赣州的命令。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他认为，国民党把赣州视为江西重镇，势在必争，而且赣州易守难攻，红军没有重炮，也没有攻城经验，盲目去打，不会成功。毛泽东还用打长沙的教训说明赣州不能打的道理。但是苏区中央局听不进去，坚持要打，毛泽东无可奈何。
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团在六个独立师的配合下，于2月4日开始组织实施赣州战役。赣州，是江西省南部的一个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它位于赣江上游，东、西、北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地势十分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赣州城高七米，城墙坚厚，以碉堡为骨干的防御工事很坚固，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防守赣州的国民党军队共一万八千多人，而且在临近的吉安等地还有强大的增援兵力。
2月13日，强攻赣州城的战斗打响了。
首先发起爬城进攻。红军战士以10人为一组，架设云梯，在敌人猛烈火力射击下，他们前仆后继，英勇爬梯攻城，但多次攻击都没有登上城墙。
爬城强攻不奏效，又采取坑道爆破攻城的方法。从城外隐蔽地点开挖洞口，把坑道挖到城下，然后用棺材装上土炸药，用手榴弹引爆。如此三次爆破都没有成功。
这时军团长彭德怀和一师政委黄克诚等向中央领导报告，说攻克赣州的希望很小，要求撤出战斗。但“左”倾领导人强令再攻，并号召红军指战员下最大决心，进行持久战，拿下赣州。
后来又多次强攻、爆破也都没有成功。不久敌人援兵3万余人赶到；城内守敌乘机出击，形成对红军内外夹攻的态势。在这种十分被动的情况下，攻城各部队被迫撤出战斗。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阵地攻坚战，也是一场苦战、血战，红军伤亡4000人，另有400多人被俘。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部队伤亡、消耗很大，士气受到严重挫折。
这次攻城战役，完全违背了在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打运动战而不打阵地战的原则，也违背了战役、战斗速决的原则，更违背了打歼灭战而不打消耗战的原则。这个大败仗给人们留下深刻的教训。
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于3月中旬在赣州东北之江口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打赣州是错误的，他根据当时形势，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战略方针，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形势。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
然而这时毛泽东已处于孤立的少数地位，他说话已经没有多少人听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人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仍坚持要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18日，中革军委命令西路军应赤化赣江西岸，并相机夺取几个城市；命令中路军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并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变化，主张中路军向闽西行动，立即向中革军委建议，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
4月3日，东路军第一、第五军团分别由长汀、新田出发，向福建龙岩、漳州进击。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领东路军执行作战任务。4月10日攻占龙岩。毛泽东根据当时闽南、闽西地区的形势和漳州易攻难守的实际情况，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东路军“即直下漳州”。他认为：红军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打开局面，若只在龙岩附近活动，仍然是保守局面，下一步的文章很不好做。
苏区中央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4月19日晨，东路军主力对漳州外围之敌发起进攻，战斗进展顺利。20日攻占漳州城，歼敌一个师大部，其中俘敌1600余人，缴获很多武器弹药，还缴获飞机2架。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在东路军入闽作战的同时，西路军于4月初西渡赣江，5月上旬进到湘南，先后占领桂东、汝城，后来在湖南和广东两大军阀力量的“围剿”下，被迫退回赣南。
尽管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取得了漳州战役等作战的胜利，但这只是战术上的成功。原来提出的“首先夺取赣州，然后夺取吉安、南昌、九江等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的战略目标，根本没有达到。相反，由于分散了兵力，疲惫了自己，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结果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反“围剿”留下了后患。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理指责和残酷斗争，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在3月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毛泽东对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战略方针的正确批评，说成是“动摇并否认过去的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
宁都会议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最后一个职务——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