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反共高潮与上次不同，它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掀起的浪潮要大得多，造成的伤痕也深得多，其间危机四伏，险情迭起，前景难以预测。最严重时内战几乎代替抗战，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考验的结果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临大惊而不乱，以刚克刚，以柔克柔，刚柔并举，让蒋介石无言以对国人，在舆论面前大大输了理。反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一斗争中表现出的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使他们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大提高了威信。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大礼堂就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这就是干部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提出，面对严重的困难，饿死呢？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他的拳头在空中有力地挥动，响亮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会后，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立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1年至1942年前后，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日本在扩大对太平洋各国战争受挫之后，通过政治诱降和有限的军事进攻，力图迫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屈服，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以摆脱它多面作战，在战略上极为被动的局面。日军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一直保持在60万（不包括关东军）人以上，而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占其总兵力的半数左右，给根据地军民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重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迫害，也给中国抗战特别是敌后抗战带来更大的困难。
日本侵略者吸取了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强调在巩固和扩大占领区的斗争中，要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为此，日军在华北、华中大规模地推行以“三光政策”为主要特征的“治安强化运动”，和与伪军相配合、以摧毁敌占区共产党武装力量为目标的“清乡运动”。日寇组织“扫荡”使用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罕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3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产粮区），相继丧失，变成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虽然由于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对而暂时有所收敛，但他们企图利用日伪势力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有些敌后地区甚至形成日军、伪军、国民党军三方夹击人民军队的严峻局面。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指出：“最大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怎样想又是怎样做的呢？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党的领袖毛泽东日夜深思，仔细筹划。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筹划，一个宏伟而又富于远见的计划在他的头脑中形成，这就是响当当的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大礼堂就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大会，这就是干部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提出，面对严重的困难，饿死呢？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他的拳头在空中有力地挥动，响亮的声音在空中回荡。会后，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立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既是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大生产运动的参与者。作为大生产运动的参加者，毛泽东身先士卒，不搞特殊。当警卫班召开生产动员会议时，他积极参加，并且要求战士们分给他一块耕地。他对战士们说，我不能走远，你们可以在近处给我分一块。战士们不忍心让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同志参加劳动。但毛泽东坚决地说：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他利用工作之余在自己住的窑洞周围开了一亩多荒地，播种、栽植、施肥、除草、收获样样都自己动手。遇到一些不懂的农业技术，他就拜懂行的战士和农民为师。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亲自参加大生产，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但是毛泽东亲自参加劳动，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安。1943年春节，延安县劳动英雄杨步浩随慰问团访问南泥湾，途中获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有生产任务，心里格外不是滋味。杨步浩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为公事操碎了心，他们的生产任务应该由自己来完成。于是，他向有关方面请求，要为毛泽东代耕。毛泽东为杨步浩的真诚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一年6月，杨步浩经过辛勤劳动获得了大丰收，他喜气洋洋地拉着500斤粮食为毛泽东代交了公粮。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了杨步浩。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他获得丰收的秘诀。杨步浩就把自己种麦不违农时的经验说了一遍。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着，并当即坐到办公桌前，提笔给延安县县长写了一封信，叫县长重视推广杨步浩的经验。虽然毛泽东答应杨步浩，由他为自己代耕，但实际上毛泽东还是继续开荒种地。在杨步浩交完公粮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到自己种的地里摘了两箱子西红柿送给杨步浩，并告诉杨步浩，这块地好，他舍不得丢掉。
为了解决边区粮食困难的问题，朱德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
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道：“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屯田，朱德是很熟悉的。早年他在读《三国志》时就很赞赏曹操“开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屯田”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军队生活必需品的好办法。现在，他也准备采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边区眼前的困难，而在规模上比曹操当时的屯田要大得多，不仅进行农业生产，还准备从事农、林、牧、副、渔以及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综合开发。为此，他找到一大片叫“南泥湾”的荒地，准备把军队开去大干一番。
南泥湾距延安东南约90里，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但土地肥沃，有三条河川流经此地，是适宜于垦荒的好地方。相传过去这里曾是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因为战争的缘故，人民非死即逃，变成了荆棘遍野、杂草丛生的荒地。以前有过一些单位曾想来这里开垦，但都因人力不足，没有能站住脚。当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奉调回陕甘宁边区后，朱德决心以这支主力部队为骨干，带动边区的其他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前去开垦。
朱德把开垦南泥湾当作克服经济困难的一项重点工程来抓。当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前来向他报到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就把军垦屯田的想法告诉王震，王震很赞同，但他提出，这么多部队到哪儿去找开垦的土地呢？朱德笑笑说，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好多人想去啃，都啃不动，你王胡子敢不敢去啃？王震长着一脸络腮胡，熟悉他的人都叫他王胡子，朱德也这么叫他。他一听说有土地，高兴地向朱德保证一定要把它啃下来。
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原是八路军的一支劲旅。1941年3月这支部队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泥湾一改旧貌，变成“陕北的好江南”，部队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而且为根据地战胜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毛泽东知道三五九旅的事迹和经验后，马上向其他部队和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三五九旅的经验。
1942年夏天，当时被人称为“延安五老”的朱德，以及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和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以后，来到南泥湾参观。这时的南泥湾已是一派叶黄穗满、丰收在望的景象。朱德看了十分兴奋，随后赋诗一首：
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
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杪。
毛泽东也亲自到南泥湾视察。王震详细地介绍部队的生产情况以及其他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毛泽东问王震：“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王震告诉他：“平均五钱油，菜随便吃。”毛泽东又问：“星期天要改善生活吗？”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副政委王恩茂告诉他，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有时杀头猪，有时宰几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毛泽东又问在三五九旅还有没有因饥饿而得柳拐病的，几个在场的旅领导异口同声地告诉他，在三五九旅没有一个得柳拐病的。毛泽东非常满意，他又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你们就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王震向毛泽东汇报，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三亩地，今年每人平均种三十亩。去年的口号是“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的指标是六石一斗细粮，六斤皮棉。毛泽东听着，不时点头微笑。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花都靠外国人。
在王震的陪同下，毛泽东参观了战士亲手挖出来的窑洞。他走进厨房，并与炊事员握手，感谢炊事员为部队付出了辛勤劳动。他又到养猪的地方，同饲养员交谈几句。然后毛泽东登上山包，他两手叉腰，放眼望去，只见不远的山坡上，绿草如茵，牛羊成群；山川里茁壮的谷子、玉米、豆子，在微风中摇摆着；流动的小河边掀起一片片绿色的稻浪。这一切使毛泽东陶醉，又使他浮想联翩。有这样好的军队，有这样好的人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可战胜！在1942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上，王震受到大会的表扬。毛泽东在给王震的奖状上题词：“有创造性”。
在大生产运动中，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他说：“与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参加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比赛，以优异成绩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除了直接领导部队的生产运动，给部队勘查土地，规定任务，督促检查外，还亲自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前开荒种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也制订了个人生产计划。
1943年，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普遍开展。战斗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甚至游击区的部队也坚持生产。1945年1月，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里，专门对“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这个新事物倍加赞扬和推广。由于军民努力生产，收入增加，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5%，1942年为11.14%。总之，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为巩固根据地革命政权，度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在抗日根据地里练就了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
军队做到生产自给，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所特有的本能和战斗力的体现。从形式上看它违背了社会分工的原则，似乎是落后的，倒退的；但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正是因为共产党采取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使自己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了同处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对于支持长期战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最后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增强了纪律性，改善了军民关系，改善了军政关系，促进了人民的大生产运动。
1945年毛泽东站在把握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俯视军队生产自给的深远意义时指出：“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把军队的生产自给比作整个革命链条的重要一环，作为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毛泽东这一精辟而又科学的概括，道出了个中真谛。
积累人民军队建设的新鲜经验
为确保正规军质量，八路军、新四军在发展过程中，除强调要稳步发展、走精兵之路外，还注意要吸取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采取了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道路。首先是广泛发展群众武装，建立很多的游击队；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锻炼后，游击队发展成为地方军性质的游击兵团；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整顿与发展，最后上升为正规军。这样一种发展道路，体现了建设精兵的思想，是在艰苦环境中扩大人民军队的最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