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
周恩来指出：这次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是什么“兵变”，而且要成立在我党领导下的有国民党进步人士参加的政治组织——革命委员会。他认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定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宣言和政治纲领。
风云突变，烟雨茫茫，四一二的屠杀，七一五的流血，警醒了只顾合作忘记斗争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也为了找到共产党人的生存空间，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撤销了陈独秀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成立了有周恩来参加的“五人小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改组后的中央，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对抗武装的反革命，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派，担任了领导南昌武装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为什么要在南昌发动起义呢？
因为江西是我们党的革命策源地之一，南昌是一座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来到江西，深入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大革命期间，***等在南昌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北伐军进入南昌后，更是出现了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1927年1月，朱德按照党的指示，利用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等滇军关系，到江西南昌市工作，被朱培德任命为第三军军官团教育团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后又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他以极大的革命热忱宣传马列主义，带领军官教育团学员参加工农革命斗争，为党培养了一批坚强的武装干部，造就了一支革命力量。
当时在南昌确也出现了有利于起义的军事条件。驻守南昌的朱培德部队，大部分兵力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兵力单薄，只有六个团，加留守机关共1万余人。而这时，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受我党掌握和影响的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和**领导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正从武汉开到九江，准备集中南昌。他们同驻在南浔一线。原**独立团扩编的二十五师的一部分兵力，以及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合计一起约有2万余人。他们都是宝贵的革命武装力量。
7月中旬，贺龙、**率领的部队从武汉开到了九江铁路沿线。汪精卫慑于这种局面，匆忙于7月24日跑上庐山，与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密谋策划，企图诱贺龙、**上庐山“开会”，以解除他们的兵权。当时在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察觉了这个阴谋，立即秘密会见了贺龙、**。他们在星子县鄱阳湖的一条小船上，商讨了对策，决定不上庐山“开会”，不理睬张发奎要部队集结德安的命令，立即将部队直开南昌。
7月下旬，周恩来在陈赓的护送下，冒着严酷的白色恐怖，从武汉地区出发，途经九江，于26日到达南昌。这次行动是极端机密的。严格遵守纪律，已是周恩来的习惯。临行前，他对邓颖超同样守口如瓶。邓颖超后来回忆道：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周恩来到达南昌那天，穿着灰色中山装，手里提一只黑色皮包，下车后径直到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这时，奉党指示，先后到达南昌的，还有刘伯承、彭湃、聂荣臻、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廖乾吾、李立三等。周恩来一到南昌，便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立即着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7月27日，在南昌市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张国焘、谭平山以后也参加前委的会议）。会议详细地讨论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决定成立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为前敌总指挥，于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同时，会议还决定设立军事参谋团，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实施指挥。它的成员有周恩来、贺龙、**、朱德、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等。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与贺龙会面。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出席党的前委会议。但他6月份在武昌就对周恩来明确表示过：“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当周恩来把前委关于起义的计划郑重地通知他，征求他对起义计划的意见时，贺龙激动而坚定地表示：“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
7月29日，汪精卫悍然下令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并限令贺龙、**将部队撤回九江。在事关起义成败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又一次不顾个人安危，秘密通知在第四军的共产党员立即转移，并让他们把张发奎已完全投靠汪精卫的情况报告党组织。
这时的南昌，在地方党委和各界革命团体的密切配合与积极支援下，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已经行动起来，迅速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新区农民自卫队，还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联络队、宣传队，革命声势空前高涨。各地的工人、农民和热血青年，也纷纷赶来南昌，投奔革命，南昌一时成了革命风暴的中心。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张国焘从武汉赶到了九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接连给前委发来两封密电，说什么“暴动宜慎重”，要等他到南昌后再决定是否起义。周恩来和前委其他负责人认为，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各项准备工作照常进行。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匆匆忙忙赶到了南昌。前委在系马桩一所学校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告诉张国焘起义的各项工作都准备好了。但是，张国焘还是提出种种“理由”反对起义，说什么“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便是“蛮干”、“盲动”。他甚至提出要共产党员退出部队、交出军权等等。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断然拒绝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他和恽代英、彭湃等一起，在前委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指出：我党应该站在革命领导地位，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决不能依靠张发奎这样的军阀。陈独秀已经把我们害得好苦，再按他的主张搞下去，就要招致亡党之祸。这个时刻退出军队，交出武装，只能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周恩来最后说：“形势紧迫，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否则将断送革命。必须按计划进行起义。”
张国焘反对起义的错误主张被否定了，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原定30日起义的日期推迟了。
31日晨，前委会议继续举行。张国焘在会上又提出这次武装起义只能作为“兵变”，不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起义后偃旗息鼓，回广东去。他害怕独树革命大旗，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
周恩来指出：这次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是什么“兵变”，而且要成立在我党领导下的有国民党进步人士参加的政治组织——革命委员会。他认为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定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布宣言和政治纲领。
张国焘于是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提出继续推迟起义的主张。周恩来面对张国焘的无理纠缠，激愤地说：“宣言由我来改！”说着气得拍了桌子。20多年后，周恩来对人说到：“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
经过两天激烈的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终于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由周恩来签发了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在前委统一部署下，朱德所部负责歼灭军官教育团附近的敌军；贺龙所部主攻敌军总指挥部，占领省政府，歼灭大营房的敌军；**所部负责围歼贡院、天主堂等地的敌军，并占领敌弹药库。
31日晚9时以后，全城戒严，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部队分别进入了指定的战斗岗位。参加起义的官兵都佩上红领带，在手电筒马灯的玻璃罩上面贴上红“十”字，作为识别的标志。正在这时，第二十军突然发现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向敌人告密。贺龙马上报告了周恩来。为了保持起义的突然性，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果断地决定：起义的发起时间提前到8月1日凌晨两点钟。
8月1日2时整，三声清晰的枪声响彻夜空，由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历史庄严地记下了这一时刻。周恩来以“炮兵连”为代号，在松柏巷附近的一所学校里亲自指挥战斗。他站在南昌市敌我态势图前，坚毅沉着地掌握着战斗的全局。贺龙、刘伯承、朱德、**等不断派人来传递战斗情况。
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战斗，敌人大部分被消灭，其余全部缴械投降。这次战斗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数门大炮。当战斗胜利结束时，东方出现了曙光。经过战斗洗礼的南昌城，英姿勃发，生机盎然。鲜红的革命旗帜，在总指挥部的大楼顶上迎风飘扬。颈系红领带的革命战士，豪迈地行进在大街上。广大群众扬眉吐气，胜利的欢乐气氛溢满全城。
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周恩来庄严宣告：“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各省、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40余人的联席会议。**报告了起义的经过。然后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参加的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当天还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提出了毫不妥协地打倒蒋介石新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土地改革，维护工农利益等政治主张。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总指挥，**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军长韦杵（当时为争取对象），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
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批兵力，向南昌反扑，妄图扼杀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于8月3日至5日匆匆离开南昌，冒着烈日酷暑，向广东方向进发。起义部队南下以后，虽然沿途打了一些胜仗，但是由于起义没有能够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着手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一心想打回广东，再次举行北伐，结果遭到失败。当起义部队于9月23日、24日先后攻占广东沿海的潮州、汕头以后，就被占优势的反革命军队重重包围了。9月30日，在优势的敌军和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重压之下，起义部队被迫放弃了汕头。
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秘密来到起义部队中，向周恩来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命令。周恩来虽然未能出席这次重要会议，但仍被会议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命令起义军放弃潮汕，抽调一批领导成员秘密去上海，余下的部队转移到海陆丰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
10月4日，周恩来身带重病来到汕头以西的普宁县流沙镇的天后庙，召集起义军领导成员开会。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命令，研究了善后措施。那时周恩来正发疟疾，脸色铁青，大家为了照顾他，都劝他先走。周恩来说：“病不成问题，我能支持下去。我不能离开部队。我决心到海陆丰地区去举起苏维埃的红旗。”周恩来在前往海陆丰的途中，病情越来越重，被同志们强劝到香港去治疗。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又秘密转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的工作。
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一部分余部与东江工农红军相结合，改编为红二师。另一部分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湖南，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周恩来以后这样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李立三在回忆中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
8月1日南昌的枪声，确实如平地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人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从此，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起土地革命的大旗，用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历尽艰辛，终于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诞生的。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缔造者之一。
这次起义自然也有深刻的教训。周恩来曾把这个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他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那时候，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如果就地同湘鄂赣的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建立革命根据地，这对以后革命的发展会更有利。周恩来还说过：就在南下以后，经过会昌一战，伤员不少，“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邬，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有这个思想。”
毫不奇怪，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这时还只有6年，处在幼年时期。它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周恩来也只有29岁。他们的斗争经验还不多。特别在武装斗争方面，原先只有过从广州出发进行东征和北伐那种大规模进军的经验，还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更没有树立起农村包围城市那样明确的观念。这样的事情在先前还没有出现过。只有在实践中经过多少次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不断的探索．才能逐步认清中国革命的道路。南昌起义的失利掩盖不了它的巨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毕竟从此开始了拥有独立武装的第一页。
秋收起义失利引兵上井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