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长资深的陈独秀，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位年仅24岁的青年人、作为党的助手的共青团书记，会这么尖锐地批判他！
五大闭幕后的第二天，1927年5月10日，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的任弼时，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会议贯彻了五大精神，同时还继续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在这次会上，24岁的任弼时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关于在五大会上对陈独秀的批判，一年后任弼时追述道：
“当时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
“湖南农民已经开始自动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湖北农民也有同样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既已不满于农民的‘过火斗争，（尤其是湖南军官）更无心解决土地问题。此时党若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的彻底的坚决的政策，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当时团中央是赞成国际训令，主张领导农民自发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就是在这一运动发展中，如有侵害小地主利益的事实，也不能因之而动摇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反对党中央犹豫不决，希望两党中央合组委员会讨论办法，由国民政府明令颁布执行的主张，认为这是自欺的政策。
“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关系，完全依赖两党上层领袖的接洽谈判（联席会议）的形式解决一切‘纠纷问题，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五大开完了，然而任弼时同陈独秀的争论和斗争还没完。
6月下旬，任弼时起草了一份团中央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然后托人带信到汉口，请陈独秀出席团中央会议。
陈独秀由秘书黄文容陪同，从汉口来到已迁武昌的团中央驻地。他穿着长衫，摇着折扇进了团中央的门。任弼时请他们坐下后，陈独秀知道任弼时对自己有意见，便问：“团中央开什么会？”
任弼时拿出《政治意见书》递给陈独秀，说：“我们给党中央提了几点意见，请你来就是讨论这件事，大家在楼上等你。”
陈独秀接过《政治意见书》，一边摇扇子一边看，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一句话十分刺眼。那《意见书》上以质问的口气问：“为什么党中央隐瞒斯大林的指示？”
看到这句话，陈独秀再也坐不住了，扇子也不摇了。他收起扇子站起来，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片刻，他以斥责的口气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陈独秀越说越生气，一把将《政治意见书》撕了。
任弼时没想到陈独秀会发这么大的火。但因大家还在等陈独秀去开会，便平静下来说：“当然是党领导团，我们请你来，就是当面听你的意见。”
这时陈独秀已意识到自己大动肝火欠妥。任弼时这样说，他也无话可说，跟着上楼去参加会议。
会上，任弼时先读《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听着，心中有如翻江倒海，他感到各方面的事情太复杂了，意见分歧又如此之大，任弼时这班年轻人一旦提出责问，他感到确实难以回答，于是猝然起身，拂袖而去。
会是开不下去了，但任弼时说，既然已开了头，就一不做，二不休，他决心以书面形式报告党中央。
几天以后，任弼时起草的《政治意见书》又送到了党中央的会议上。陈独秀漫不经心地翻了一下，生气地说：“按他们的意见，只会给汪精卫制造借口。”说着，又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
陈独秀总想以让步的方式拉住国民党，幻想汪精卫国民党不会叛变或推迟叛变。他当然听不进任弼时关于进攻和土地改革的意见。
后来，围绕《政治意见书》，围绕是采取进攻政策还是让步政策，任弼时还在党的会议上与陈独秀进行过激烈争论。
这，实际上是黄陂同乡会馆内五大会上激烈争论的继续……
“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
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对中国共产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三个人，即苏俄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1927年4月2日，一个神秘的海外来宾悄然来到了中国革命中心武汉，随后便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成为武汉政府时期风云一时的人物。他就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新的首席代表罗易，也是在这次五大会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罗易（1887～1954年），全名马·纳·罗易，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生于印度孟加拉。学生时代即参加抗英斗争。1915年，离开印度到英国和墨西哥。在墨西哥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相识。
1919年，参加创建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代表墨共参加共产国际二大，任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补充提纲））o以后先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1926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会，参与起草《中国问题决议案））o会后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代表、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1927年2月到广州，4月2日到武汉。
罗易此行使命有二：其一，传达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精神；其二，以共产国际驻中国特别代表、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二是土地革命。
关于土地革命，共产国际的决议不无见地地指出：“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张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哪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中国现在的环境，只有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
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即是罗易此行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
鲍罗廷来华已三年有余，他早在国共合作之前就已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他也是五大的重要人物。
鲍罗廷（1884～1951年）全名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原姓格鲁森贝格。生于俄国旧维贴布斯克州的一个贫苦家庭。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07年春到美国，在芝加哥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7月回国。不久，受列宁委托，再次去美国。次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一大，后任共产国际代表，又被派往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等地工作o1922年8月，去英国后被捕，判服苦役6个月，期满后被驱逐出境。
1923年9月，鲍罗廷受苏联政府派遣来华，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代表。10月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顾问，帮助改组国民党，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一大，协助起草大会宣言及其它会议文件。会后，帮助筹建黄埔军校，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等。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逐渐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在五大会上他仍站在右边，向资产阶级退让。
罗易在五大作过多次讲话。陈独秀作完报告以后他就讲话。在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中，罗易讲述了3个问题：1.关于革命前途；2.军队与革命的关系；3.关于革命的基地。讲这个问题时，罗易批判了鲍罗廷的“西北学说”。
鲍罗廷认为：中国东南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太强大，谁到东南不是失败便是投降。远的例子如太平天国的失败，近的如蒋介石的投降，而中国西北地区敌人力量薄弱，又靠近苏联，便于得到国际援助，还有冯玉祥的国民军，因而它可以做革命的根据地。我们应该放弃东南，去西北发展革命力量。陈独秀很赞同鲍罗廷的这个理论。但这个理论遭到与会许多代表的批判，罗易称它为“西北学说”，在讲话中批判了鲍罗廷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逃跑主义。
5月4日，罗易又作了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但他加进了许多个人的意见。如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共产国际认为有此可能性，但罗易却强调为仅此一种可能性。关于土地革命问题，共产国际决议是建立在国民政府支持工农运动及中国共产党能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的基础之上的。而当时武汉的政治状况实际不具备这种条件。罗易却不顾武汉的实际情况，强调应立即进行土地革命。
五大接受了罗易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观点。还接受了罗易的建设，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因而罗易对五大很满意，认为它是一次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是一次胜利的大会。
然而罗易，按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只是“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