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后，她是我们班结婚最早的一个。她的对象是邻村人，是县里一家煤矿的正式职工，旱涝保收。当时，很让我们羡慕了一阵。没过多久，她便结婚了，她穿着一身大红的呢子套服，在亲朋好友的扶持下，上了小个子男人雇来的、披着红绸的汽车，风光极了。在一阵热烈的唢呐声中，她在我的视线中消失。
城市的生活繁忙而乏味。
我开始想念乡下老家的一草一木，想念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光，我想到了王紫铃，想到了王紫铃朗朗的笑声，那感觉就像小时候在河边洗衣服，光脚丫泡在潺潺的河水中，看着那随着浪花滚动的小石头那样舒服而惬意。
于是，我回了故乡，见到了王紫铃。
刚见面时，我以为自己认错了。待那个黑瘦的妇女惊喜地喊出我的名字，我才知道我的眼睛没骗我。
然而，这是那个扎着“马尾巴”的王紫铃吗？这是那个笑声可以感染全班同学的王紫铃吗？站在我面前的是个黑瘦的农妇，她的头发有些零乱，胳膊很细，下身穿一条紧身黑色蹬带裤。大概因为瘦，牙齿显得有点突出。这一切忽然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杨二嫂，不过，面前这个“杨二嫂”的小腹却微微凸起。
她说话的声音很高，询问我城里的生活和家人。她一边问话，一边忙着倒茶。两个女儿跟在她身后，像两个晃荡的小铃铛。小一些的孩子哭了，鼻涕流出来挂在嘴角，她麻利地找了块废报纸为女儿擦拭。我问孩子她爸是否还在城里上班。她说早不在了，前年他在坑下砸伤了腿，落下个天阴下雨腿疼的毛病，因此一直没上班，就领个基本工资。
正说着，外面有人喊，紫铃，快来，三缺一。她笑着说，农闲没事就打打麻将，乡里这股风很盛哩。真的？我有些吃惊。她见我惊讶的样子，又解释，现今乡里除了小孩儿，没有不会打麻将的。我好意问紫铃，两个女儿很不错吧？不，他就想要个儿子，这不，我到医院做过B超，这胎是个男孩儿，她指了一下鼓起的小腹。乡里不管计划生育吗？我关心地问。
管，抓得紧呢！生老二就罚了款，这老三到时还不知又要罚多少呢？
他爸累死累活挣几个钱，都让人家罚空了。她摸着自己凸起的小腹，不无牢骚但又满心欢喜的样子，黑黑的面颊上竟泛起一抹红色。
我望着那间墙面被烟火熏得发黑的屋子和那些简陋的家具，望着眼前这唠唠叨叨的黑瘦妇女和那两个咬着手指甲的孩子，一时有些恍然如梦。耳畔忽而响起那串清脆的笑声，那是一串不复存在的笑声。
去看老河
我们那地方管洪水叫老河。
有一年夏天，趁星期天和伙伴们相跟着去河边洗衣服，太阳将河水晒得暖暖的。双脚浸进去，脚底踩着碎沙石，痒痒的，偶尔还有蝌蚪、泥鳅在脚边游来游去，真是舒服。
远处是绿油油的山峦和庄稼，近处是白色的堤坝。已经有人将花花绿绿的床单、枕巾、衣服晾在堤坝上。几个人边洗边笑，耳边是哗哗的溪水声，手下白色的肥皂泡泡欢快地跳跃着跟着河水远去。
一切是那样的安详。我洗一会儿便不耐烦了。手在水里划来划去，将蝌蚪赶得仓皇逃窜。水下的脚丫白白的，在碎石上蹭来蹭去，阳光晒得人有些昏昏沉沉，头脑不由迷糊起来。
忽然，耳边响起一阵慌乱的叫声：“老河来了！”
我一激灵，几乎是跳起来，将身边未洗完的几件衣服胡乱塞进竹篮，跑了几步，又回身抓起石头上那半块肥皂扔进竹篮里，箭一样穿出河道。
有人摔倒了，有人边跑边发出哭一样的声音。大家像疯了一样狂跑，似乎后面有狼在追赶。
等我们站在白色的堤坝上时，上面已经站有好多人。我提着竹篮，胸腔像打鼓一样，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脚底板一阵作痛，低下头，才发现没穿鞋。鞋丢在河里了。
堤坝上一片嗡嗡的人声，似乎空中有个巨大的蜂巢。
“老河来了。”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
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死死抓着身边小伙伴的手。只见宽阔的河道上，一片黄色汹涌着扑来。远远望去，就像神话中一个严威的神，板着面孔，双袖一挥，洪水便到处泛滥成灾。等那汹涌的洪水冲到我们站的堤坝下面，我只觉得一阵头晕，差点摔倒。
人群中又是一阵惊呼声。
我觉得自己的心像被一根线吊着，悬得高高的，头发好像根根竖起。
此时，宽阔的河道已挤满了洪水，我们刚才屁股下坐着的石头、搓衣服的石搓板已无影无踪。河面上漂着草棒、豆角、南瓜、鸡、鸭，还有一头猪，还有好多粗粗的木头。邻居四大爷在一边跺着脚感叹：“好多木头，能打两顶大立柜，还有那头猪，都够我家小三娶媳妇办酒席用了。”
有胆子大的，手里拿着根竹竿，竹竿顶头带着用粗铁丝弯的钩子。
此时，将竹竿伸出去，打捞着河面上的漂浮物。果然，就打捞了一个南瓜，随后，又打捞了一只鸡。人群中便是一阵啧啧的声音，感叹这人运气真好。
四大爷在一边后悔的又开始跺脚：“我真笨！怎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南瓜呀、鸡呀，那些就免了，如果能拦截到一根粗木头，那是多好的事情啊！”
老河像个肥胖而臃肿的妇人，那一涌一涌的水就像妇人身上的赘肉。
长大后，细想想，老河就像日本的大相扑力士身上的肉海，老河来了，河道上就似拥挤着无数个相扑力士。
等河道终于变得平静下来，几乎要冲上堤坝的黄水慢慢降下去，但还是看不到原来的那些石头。那些黄色的液体旁若无人地在河道里骄傲地穿行，全然不把堤坝上这些男男女女放在眼里。
有些平时水性好的年轻人，这时开始跃跃欲试。几个人下了堤坝手拉手站成一排，站在河心。人群中有人鼓起掌来。我们几个同龄的伙伴看着也有些心里发痒，便互相怂恿着也下了堤坝，往河里走。我被他们拉着，心里兴奋着，想着站在河心那该是怎样一种壮观的感觉。
我们几个胳膊挽着胳膊，刚刚走进河里三四步，我便觉得一阵头晕，只觉得眼前那黄色的河水像张开的大口迎面扑来，河水冲得我站立不稳，我几乎要在水里漂起来，只得拼命地往下踩着，喊了一声：“咱们快上岸！”几个人匆忙退回来。
老河渐渐远去了，河道上满是厚厚的黄色淤泥、枯枝废棒。人群渐渐散去。我心里仍然兴奋着，只是可惜了那双红黑格子搭带布鞋，那是城里的一个亲戚送给我的。我光着脚提着竹篮回家了，遭到母亲一顿斥喝：“小孩子家凑什么热闹，那老河是闹着玩儿的？”
随后，便听说下游的一个村庄有人被老河冲跑了。
但每到暴雨过后，村上仍然有好多人招呼着去看老河。在那个精神文明和物质生活都贫乏的年代，看老河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村人。现在，已很少听村人说到“老河”这两个字，村外那条河已经变成一条细细的水流，黑黑的，发着臭味。村上的孩子再也看不到当年老河来了的壮观场面。
最高“礼遇”
窗外是很亮的阳光。想一下，是春日里那种阳光，多好。
七年前的这个季节，我做了新娘。有人说，做新娘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这话并不见得正确，然而，我们的爱情在经过了严寒之后，在暖暖的春日显得特别美丽而富有生命力。
丈夫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结婚时所受到的‘礼遇’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所说的“礼遇”，常常让我想起故乡那些淳朴的乡亲。那种“礼遇”
在我记忆的酒窖中，静静地保存着，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味道绵长。
我想，那一天应该是我做姑娘最妩媚的一天。当我被亲朋好友簇拥着上了迎亲的红色轿车，我仍有种做梦的感觉。我在这块土地上拔过猪草，收过庄稼，我真的要离开这里了吗？此时，白皙纤细的手被他紧紧握在掌中，暖暖的。
透过车窗，我望着熟悉的乡亲和满地红红的碎鞭炮屑。那一刻，我没有过分的喜悦，却有一种淡淡的惆怅。
车窗外的人群忽然变得拥挤、纷乱起来，我不知何故。事后才得知，村里的规矩是，娶亲的队伍必须绕村街转一圈儿，方能出村，陪他一块来的几个朋友坐在前面的一辆车上，见车队走得很慢，一个爱耍笑的朋友将头探出车窗外，满不在乎地说：“这乡下的人，规矩就是大。”不想，这句话刚好被一个乡亲听到。这个乡亲原本是村上最憨厚的人，我记忆中他似乎从来没和别人红过脸。而此刻，他变得怒不可遏：“乡下人怎么了？怎么了？你们城里人好，怎还来娶乡下的女子？”他这一嚷，原本站在车两边的人顿时围了过来。那个多嘴的人吃了一惊，情知不妙。人群挡住了道路，人们七嘴八舌指责那个出言不逊的人。这一刻，众乡亲全是我的娘家人。他们不能容忍城里人用这种不屑的口气说乡下人，那乡下的女子到城里还怎么做人？他们要为这出嫁的姑娘争这口气。
人越围越多，天色逐渐暗下来。
我有些惶惑。可做新娘的人是不能随便下车的。我扭头望望他，他指着我胸前佩戴的红花，笑着悄声说：“别慌，有人闯了祸，就会有人去解围的，你只管做你的新娘子。”这一刻，我的手心湿湿的，全是汗。
陪着他来的几个朋友全跳下了车，向围观的人群散着烟打着拱，连声说对不起。人群还是不肯散开。我好歹也算是村上一个“才女”。肤色黑黑的村支书和我几个表哥出来好言相劝乡亲，又在车队前面带路。人群逐渐散开两旁，密密站着好多人，几乎全村的人都来“相送”。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女子，被这小轿车里蛮横的城里人带往灯红酒绿的城市。
结婚是喜事，按当地的风俗，我是不能流泪的，据说这样做会不吉利。
可我还是忍不住，眼泪无声无息地顺着面颊爬下来。车窗外的人群在我的眼中变得朦胧。有几个人的面孔贴在车玻璃上，我急忙将车玻璃摇下，几个同龄的女伴在外面高声嘱咐道：“走好啊！琴。”
“走好啊！”
“琴，走好啊！”
“有时间常回来啊！”
简朴的话语，她们一遍又一遍说着。这热热的乡音，这一块儿拔猪草长大的女伴，从此后，山东水西，见面的机会将会很少，很少。泪水又一次夺眶而出。我曾经诅咒这里，诅咒黄土路上深深的牛车辙，诅咒那一亩三分地累弯了我父辈的腰。而此刻，我不再诅咒，唯要在这块土地上多停留片刻，让我再体会一下那温暖的乡情，握一下女伴那粗糙的双手。
暮色中，娶亲的车队在一街两行的人群中穿村而过。村子和人群在暮色中消失。
在多年后的这个春日，我又一次想起村上有史以来对出嫁姑娘的最高“礼遇”。眼眶仍然在不知不觉间发潮。
我想，不管什么时候，那个村上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娘家人。
草发卡
我有许多发卡。颜色各异，价钱不等，贵到几十元，贱到几元钱。
闲下来，我经常细细观赏。金属的，上面镀着一层金黄或白银色，熠熠生辉；塑料的，或整体一抹色，或发卡的塑料面下衬着一层花布，也挺好看；要不就是类似市场上出售的工艺水晶球那样的，塑料面下似有一层水银，上面浮着一些五彩的在太阳下闪光的细碎物质，别在脑后，这种细碎物质随着人的走动，不停地上下左右浮动，不停地变幻着各种颜色。
但我很少用这些漂亮的发卡。一是自己经常留短发，像男孩儿一样，绝不拖泥带水，二是即使偶尔长发，面对那一堆争奇斗艳、五彩斑斓的发卡，我选择的最终结果，却是一个也相不中。最后，还是用皮圈草草将头发束在脑后。
与此同时，一种暗绿色的、类似发带那样的发卡，便会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那是草发卡，那是在任何商店都无法买到的。
记得还是读初三年级时，村上的供销社进了一批漂亮的发卡。我们几个个头刚冒出柜台的女孩，隔着一层玻璃，贪婪地看着那半圆形的、五颜六色的发卡。我相中一个淡蓝色的，是那种类似秋季高远天空的淡蓝色，像水洗过一样，蓝得透明。
我问过那个男售货员，发卡卖八角钱。太贵了，父亲劳动一天还挣不到这个数，我只得暗暗叹口气。时间一长，那个发卡被我的目光抚摸得更加透明，可我最终没勇气向母亲诉说这个心愿，直到有一天，那只发卡不知被谁买走了。我小小的梦也破碎了。
那时，我们学校的院墙外有一条小溪。
夏季，水渠中断不了潺潺流水，渠水发绿色。渠中央长着各色各样郁郁葱葱的水草。有一种暗绿色的，呈三棱形，每根都有一尺多长。下了课，同学们就从院墙的豁口钻出去蹲在渠旁玩耍。
我随手拽了一根暗绿色的水草，像戴发卡那样，从前额上面的头发系下来，在后脑勺打个结，然后，照着水面端详。不想被一个女生发现，立时围上来好几个，都说好看，就像戴着真发卡一样。于是，大家纷纷效仿，每人戴了一根。上课时，将那个年轻的女老师吓了一跳，不过她只是笑笑，并没有说什么。
以后，大家每天都戴着草发卡。一天换一个，有时甚至一节课换一个，很奢侈。直到秋季来临，天气变凉，水草全变成黄色，瘦瘦的，站在水中央。
草发卡最终圆了我那个小小的梦。
回老家时，我曾经特意到学校后面看望过那条水渠，时过境迁，那条水渠已无踪迹，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崭新的楼房。于是，那条流水潺潺的水渠和草发卡，宛若梦一样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村西有座庙
村西有座庙。我们村的人将那座庙叫大庙。
大庙并不大。隐约记得正面是个大殿，左右两边有耳房。木头大门有指厚，上面有一个个铜钱样大小的铁钉，像一只只神秘的眼睛。
两把生锈的铁门锁，稳稳垂在门身上。大庙是哪朝哪代修建的已无从考证。
大概是八岁左右，我进过一次大庙。
母亲和村上几个妇女在大殿的楼上簸豆子，再将簸好的豆子装在几个大麻袋里，大队的保管将这些簸好的豆子再搬运入库。女人们簸得很起劲儿，只为保管的一句话，在天黑前簸完，每个妇女可分一斤白面。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斤白面对每个妇女都是极具诱惑力的事情，这斤白面可以让吃了半年玉米面的孩子们改善一下伙食。
静静的大殿二楼只听到一阵簸豆子的“哗哗”声。母亲已经顾不上管我，她沉浸在那一斤白面为自己带来的喜悦中。
我小心地下了楼，站在当院的长条青砖上。
左右两边的耳房静静的，那些年代久远的房屋，忽然让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只觉得每个房间都会跑出一个青面獠牙的怪兽来，房间里一些细小的声响，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窃窃私语。我不由得加紧步伐逃上二楼，甚至感觉后面有人的脚步声。
那一次后再也没有进过大庙。
后来，我曾无数次回忆，我为什么对大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听村上的人说大庙里有白蛇精。
奶奶说以前村上有一次唱《白蛇传》，唱到白娘子在断桥上碰到许仙时，一条碗口粗细的白蛇尾巴绕在大庙的殿柱上，头却伸到村西的小河去喝水。老天，大庙离小河有二里地呀！
父亲说他们以前上学的教室就在大庙的二楼。一次演电影《白蛇传》，刚演到断桥这一段，忽然就狂风大作、雷声隆隆，柱子上趴着无数条细细的白蛇，将人吓得半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