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烟卷，一对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后来，我要邓对我的讲话发表些意见。他谈了他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指出现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许多共同利益。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就指出存在战争的危险，这一战争可能由苏联或美国发动。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这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或许会加强影响。若干年以来，中国人已开始认识到，对他们来说，来自美国的危险已越来越小，他们更担心的是苏联。其他各国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他认为美国在遏制苏联方面做得很不够，而非苏联控制地区的局势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
他还说中东形势在过去五年内没有根本改善。在该地区，由于以色列的存在而拒绝和平努力的一些国家早就是靠拢苏联的。他认为像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等一些态度不明朗的国家，也向苏联靠得更近了。
他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色列的实体，而以色列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后来当我询问他，中国有无可能同以色列建交时，他答称：“不，目前没有可能。”他接着说，如果以色列决定撤退到1967的边界，解决约旦、约旦河西岸的问题和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问题，这将赢得一亿阿拉伯人的支持。否则，中东问题可能还会漫延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
1小时20分钟后，会谈结束了。邓小平由万斯陪同用完午餐后，来到国务院休息室。一群记者蜂拥而上，纷纷询问邓同卡特谈论了些什么问题，邓以他那独特的东方式诙谐语气回答说：
“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记者们的提问虽然被这句话挡得严严实实，但他们对于能亲自领略到邓小平的灵敏反应，幽默和智慧，还是非常高兴的。在美国国宴上谈笑风生，极力反对卡特企图恢复向华派遣传教士的计划。
29日晚上，卡特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和夫人。
美国国宴向来以讲究豪华的排场着称。但今天，特别引人注目的，即是刚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洲运来的1500株红色的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种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了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参加宴会的来宾有140人，包括24名中国官员、6名美国内阁阁员、14名参议员、7名众议员和11位美国企业家。此外，宴会主人还满足了中国人的愿望——邀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
宴会开始后，与卡特夫妇和邓小平夫妇同桌的有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和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与尼克松和方毅同桌的有伍德科克夫妇和布热津斯基。
卡特首先祝酒。在称赞两国的新关系可以为世界和平事业服务，特别能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后，他说：
“在争取自由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只有二百年独立历史的年轻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继续生效的成文宪法。有四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是很年轻的。我们能够互相学到很多东西。”
“像您，副总理先生一样，我也是一个农民，而且，同您一样，我过去也是一名军人，当我长大的时候，在我那个小小的农场里，农业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同几个世纪前并没有多大不同。我走出了那样一个世界而参加了一艘潜艇的计划和安装工作。当我回到故乡时，我发现，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已在短短的几年内改造了农业。
“我了解到那种变化所带来的震动，变化所要求的有时有痛苦的调整，以及变化对个人和国家可能带来好处的巨大潜力。
“我也知道，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抑制不住变化。使科学技术的进步适应我们的需要——学会控制它们——在尽量缩小它们潜在的不利作用的同时从中得到利益，这样就更好了。
“我知道，中国人民和您、副总理先生，十分理解这些事情。你们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现代化的工作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民祝愿你们努力获得成功，并且盼望同你们进行合作。”
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他的这篇祝酒词，读起来就像是在听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邓小平的答词也讲到了两国的友谊，但措词却要冷静、具体、沉稳得多：
“我们两国曾在三十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地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作的努力。我们高度评价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和布热津斯基博士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邓小平没有用动人的词藻来掩饰两国的差异，但也没有忘记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苏联霸权主义，他懂得如何掌握求同存异的原则：
“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双方顺利地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双方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
祝酒结束后，双方开始随意交谈，卡特是这样描述的：
在宴会桌上，（邓副总理）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们很风趣地谈到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他又坚持说有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后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所有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当我提出他应该允许圣经自由传播以及让人民有信仰自由时，他是很专心地倾听的。他保证要过问此事（后来他采取了有利于这两点建议的行动）。
邓似乎对改善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很感兴趣，并再次强调这个问题的宗教因素。他说，中国也许有700万穆斯林教徒，中国政府并不干预他们的宗教信仰。我问他是否允许这些信徒去麦加朝圣，他说不行，但又说，如果这种朝圣有重大意义，这一政策可以改变，后来我们把这一消息通知了沙特的领导人。
关于人权问题，邓说中国人对重罪的惩处没有一致的标准，因此正在努力改革他们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律师很少，他拿不准如果多一点律师是否会对国家好些。他注意到其他国家法庭上不断有争执、拖延以及明显的等级歧视等，他不知道中国是否应该有这些问题。他显然决定允许在了解争端和清楚犯罪行为情况的小范围内解决民事、刑事案件，并且限于只增加同其他国家谈判协定和合同时需要的律师。他说中国赞成所有分散的亲人团聚，不实行新闻检查，最近又容许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他还说根据中国的制度，必须审慎地对待这些自由。
……尼克松在白宫的出现震撼了华盛顿的新闻界。尼克松总统虽然并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但在短时间的招待会上，他却同他们津津乐道地谈他前不久的中国之行。从他们的私下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位受尊敬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把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尼克松是自他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以来第一次回到白宫。他在满场的嘘声中走进了宴会大厅，表现得非常镇定。当乐队奏响《美丽的阿美利加》时，尼克松情不自禁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去中国时听到的那支。”
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雪莉.麦克莱思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告诉她说，如果为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他很有资格获得金牌。
此外，邓小平还与费正清进行过一段颇有意味的谈话：
“贵庚？”邓问。
“72岁。”费答。
“我今年74岁。”
“但你仍满头乌发，而我早已秃头了。”
“这证明你脑筋用的太多。”
费正清从1932年起曾以学者和外交人员的身份在中国呆过七年，已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历史四十余年，是该校弗朗西斯·李·希金森讲座功勋历史学教授，也是公认的西方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所以能获得参加国宴并在首席陪同卡特总统和邓小平的殊荣，是与他长期以来卓有成效地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并积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分不开的。他对此感慨万端，如沐春风，觉得这一盛会终于结束了他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五十余年来的奔走呼号。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总统和夫人的陪同下，出席了肯尼迪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
这场晚会耗资50万美元，是由一家石油公司赞助的。这家公司同美国其他大公司一样，看好了中国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因此想借邓小平访美之机先来一次广告宣传。
晚会上，群星会奉，高潮迭起。着名钢琴家鲁道夫.塞金、歌唱家及六弦琴演奏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令人陶醉不已；精彩的现代芭蕾舞让观众如梦如痴；哈莱姆环球游览者职业文娱球队的表演（据说，安排这支球队表演是为了满足邓小平篮球运动的爱好）则博得了全场热烈的喝采……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唱起了中国歌曲。从而使晚会的轻松和愉快气氛达到了最高潮。
演出结束时，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以及卡特总统、卡特总统夫人罗莎琳和女儿艾米一起登台与演员们见面，卡特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到：
当邓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拥抱演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时，流露了真诚的感情。他亲吻了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不少观众甚至感动得流泪了。
参议员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但这次演出之后，他说他们输了，没有办法投票反对儿童们唱中国歌曲。
邓和他的夫人似乎真诚地喜欢人民，他确实轰动了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们。
卡特说只要我任总统，美国国会就不会通过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1月30日上午9点，邓小平和卡特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卡特记述说：
这一次有我们助手参加的会议比前一天的会议轻松而又和缓得多。我们讨论了双方偿还资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双方互相没收资产引起的），并保证努力解决这一个和其他的遗留问题。邓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具体细节了如指掌。
我提出了最惠国待遇的法规问题，如果我们只给予中国、而不给予苏联，将造成不平衡。邓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不能同苏联相提并论。他还说：“如果你要我输送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这话很自然地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提了交换留学生计划问题。我不赞成他关于美国学生完全由他们自己在一起生活，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家庭住在一起的决定。他解释说，中国的居住条件差，达不到美国人的起码生活水平。我认为他的理解理由不充分。我又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只要你同意美国派多少学生到中国，至于谁能够去，我们不要你们审查。”他笑着说，对付几个学生，中国还是有力量的。中国人并不想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审查学生。他还说对于美国记者在中国各地的旅行将有些限制，但不会进行任何新闻检查。我对他说，既然给我提供1000万中国人，那我将给他提供1万名新闻记者。他放声大笑，并立即表示谢绝。
我要求他（在美国作公开讲话时）提及台湾问题，并使用“和平”和“耐心”等措词。他说他希望美国和日本敦促台湾同意谈判，说中国解决这一问题只是在两种情况下不以和平方式和不耐心，那就是：台湾长期拒不谈判和苏联势力进入台湾。他要求我明年起在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上采取审慎态度。他表示他们不赞成向台湾售任何武器。
我将美国就出售武器的问题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告诉了邓：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我们不想影响有主权盟国的政策。他答称：“是的，我知道这是你们的态度，这好。”
我们还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机密的问题。会谈进行得很愉快，很有成效。这使会谈历时两个多小时。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和卡特，当着许多记者的面热烈握手。
他们笑着从总统办公楼出来，一起走进玫瑰园。在记者向他们询问会谈的结果时，卡特说：“副总理和我明天下午还要会面，签署即将达成的一些协议。我们的讨论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
在邓小平与卡特会谈期间，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一次闲谈时，邓小平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卡特说：“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听了这话，开心地笑了起来，随即取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吸了起来。
对于邓小平的这种开朗和坦率性格，卡特十分喜欢。他赞扬邓小平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说了就算数，不用担心彼此间产生误会。
逗留华盛顿的最后一天半30日下午，邓小平应邀前往国会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午宴，下午会见了众议员，并就台湾问题、中美贸易和南北朝鲜问题等同参众议员们进行了交谈，首次勾画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获得了议员们的称赞。由于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1978年度的新闻人物，因此，议员们纷纷拿着邓小平的画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请求他签名留念。邓小平热情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