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这件事是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生的。由于康生的发动，批判了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刘志丹》。会后，把写这部小说作为反党事件在党内作了传达，并对小说本身，对小说作者李建彤同志，审阅过书稿的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以及组织创作这部小说的工人出版社有关同志，进行了长期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在《刘志丹》问题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姚文元发表文章，公开宣布《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宣称作者和支持该书的同志是反党分子。此后，已被专案审查的同志遭受了更重的摧残，受到株连的人数更多。曾经看过书稿、支持过这一创作的领导同志，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一批老干部、老党员，甚至一些参加过此专案审查工作的同志，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李建彤同志被定为“习仲勋反革命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骨干分子”。直到1977年5月，中央专案组给刘景范同志作的审查结论中，仍说刘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经过这次复查，事实说明，《刘志丹》（送审样书）不仅不是反党小说，而且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搞出的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因此，彻底平反这一案件是深得人心的。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澄清是非，对受到诬陷的同志一律昭雪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使这一大错案得到了公正的解决。
1980年1月，中组部转发了经中央批复同意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这是中组部协助陕西省复查的一件大案。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康生主持审查习仲勋同志问题的专案所捏造出来的，他利用职权，下“批示”，乱点名，搞了一系列揭批“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活动。1965年把经过康生审定的《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批发下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搞所谓“彻底肃清彭、高、习的罪恶影响”。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彭德怀、习仲勋同志受到诬陷和迫害，而且株连了一批曾经同他们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林彪、“四人帮”及其在陕西的代理人，进一步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说什么“陕西敌隋严重”，“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把陕西西安作为他们的后方基地”。他们借“清队”为名，搞什么“查黑线”、“挖黑根”，把原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旧势力”，统统予以“彻底砸烂”。解放以来省委历任四届常委成员，大多数被他们打成叛徒、特务、彭高习死党。他们把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50多名领导干部关进监狱，罗织罪名干部、群众，对陕西工作的损害和影响是很严重的。虽然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习仲勋同志的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因此，仍有必要郑重宣布为这一假案彻底平反昭雪。
1981年8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中组部《关于为原红5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这是中组部直接复查的一件发生在30年代的错案。1979年6月，姬鹏飞、李达、黄镇、王幼平、袁血卒、苏进等12位老同志上书中央，反映原红5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于1934年被错杀，建议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中组部派人向70多位老同志作了调查，并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季振同原是国民党26路军25师74旅旅长，黄中岳为1团团长，1931年12月14日率部参加了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震动全国的“宁都起义”。一次数千名官兵起义后，编为红5军团，季振同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任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任15军军长。
1932年春，国家保卫局发现以季、黄为首的少数军官有企图拉走队伍的背叛活动，将他们定为反革命，并将季、黄监禁，后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于长征前夕被处决。对于此案，叶剑英同志批示：“我听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从中组部复查的情况看，季、黄在宁都起义是有功绩的，影响较大，应予肯定。季、黄本人有爱国抗日思想，我们已吸收季为特别党员，并决定季去苏联学习，对他在政治上还是信任的。何应钦曾派人与季、黄取得联系，进行策反，季、黄虽未向组织报告与他们的来往，但敌人策反阴谋并未得逞，季表示拉队伍离开苏区办不到，是可信的。把季、黄定为反革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恢复季的党籍。平反的办法，采取发表纪念文章，对季、黄在起义中的功绩适当予以评价。这样，就使这件沉冤近半个世纪的错案，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外国专家落实政策1981年9月12日，有一位外国专家给习仲勋同志和我写信，要求修改审查结论。信是通过邓颖超同志转来的，邓颖超同志批示：“对他提出的要求，似应予以考虑酌处，请习仲勋同志与宋任穷同志、赵苍壁阅商，报中央书记处决定。”按照邓大姐的批示，我提出：这位外国专家要求对他的结论作修改，请公安部对此作全面考虑，如果要作公开平反，则请中组部和公安部一并研究，还有其他外国朋友受到审查和拘留是否也有类似情况，也应一并考虑（如修改平反结论，公开平反等）。建设中组部和公安部对外国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作一次全面清理，提出处理方案报中央书记处作统一考虑和审定。仲勋同志同意我的意见，并批示：这位外国专家的“要求是合理的，应予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为妥。对外国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作一全面复查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中组部、公安部遵照上述批示，对这位外国专家和原在外文局工作的专家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原在新华社工作的英国籍专家夏皮诺，原在外语学院工作的英国籍专家柯鲁克等人的结论作了复议，落实了政策；我们还向外国专家局等单位了解了对外国专家落实政策的情况。据初步调查，这些单位对“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外国专家，大多数已复查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分配了工作。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好。为此1982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党组《关于对外国专家朋友落实政策情况报告》的通知，肯定外国专家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受到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要求对外国专家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必须认真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清理，发现问题要尽快解决，消除不良影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伤害的专家，做到在政治上彻底平反，生活上充分照顾，工作上热情支持。我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应在外国专家朋友中全面贯彻，认真落实，并且照顾他们的特点，从优对待。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各级党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和60万从事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结果，成绩是巨大的。遵照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上分清是非，思想上解开疙瘩，组织上增强团结的要求，经过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些案件的本身。通过落实干部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把“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颠倒过来。从组织工作上讲，是恢复了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恢复了干部工作上的优良传统。肃清了“左”的影响，分清了是非，恢复了党在干部问题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了安定团结，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搞四化的凝聚力，使一大批受错误处理的干部，特别是一些久经考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有专业才能的知识分子得到起用，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党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度原则性，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党的威望。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总之，通过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使全党进一步吸取了历史的教训，积累了正确处理干部历史问题的经验。以史为鉴，对我们做好新时期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避免失误和挫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