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戴伊
都二十多年了，它一直潜伏在我的身体内，我似乎都有些将它遗忘了。大家都说就是这种病。
不过大家管这种病叫幽默，而这个名字我比较喜欢。
大伙“合资”买了礼物送给董事长，祝贺他的五十大寿。我们一窝蜂似的挤进董事长的办公室。
我成为了致辞人，而且这致辞耗费了我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
每个人都非常喜欢我的发言。其中充满双关语、警句和插科打诨，每次都博得满堂喝彩，尽管我们的五金店是绝对坚固的，但我肯定在欢呼中，它震动了一下。
董事长高兴坏了，同事们也因此而开心异常。
从那天上午九点半起，大伙就都管我叫幽默家。
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同事们将我说得越来越厉害。他们一个接一个跑来对我说：老兄，你真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以前那些演说家也没你那么优秀。
我认为我应该为他们保持这种幽默感。公司要求别人对生意上的事和日常的话题只要能说个明白也就可以了，对我则要求很严。他们希望我对陶器也说些笑话，甚至对着窗户或别的什么也要这么做。我是店里的副会计。要是我拿出一页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通滑稽的评论，或者无法对损益表进行幽默攻击，那店员们一定会非常失望。
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我变成当地的一个“人物”。我们的城市小得很，所以不消多久，便满城皆知。当地的报纸上常常引用我的话，这使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
幸好我确实拥有真才实学，可以应付突如其来的种种问题。我在实践中培养并促进这份才能，而其本质却是与人为善，只是嘻嘻哈哈的小打小闹。人们看到我走过来就露出微笑，而当我们碰面时我已经成竹在胸，能让他们哈哈大笑起来。
我属于早婚，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不用说，房子不太大，家具不豪华，但过得还算不错。在五金行业当一名会计，薪水很有限，当然没有供我挥霍的多余的钱财。
我最近又有几个创意，放着怪可惜的，因此寄给刊登这类文字的杂志。当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我还成了投稿的常客。
有一家编辑社给我寄来几封信，他建议我投寄一栏篇幅的幽默文章，并且暗示说，我将有机会在报纸上拥有自己的一个专栏。我照办了，两星期以后，他又提出，要我与这个专栏签订一个合同，为期一年，稿酬当然是十分丰厚。
这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我的妻子——路易莎已经在心里为我文学上的成功而欢喜不已。当天晚餐我们吃了龙虾炸肉丸，喝了名牌葡萄酒。也许是我改变生活的时刻到了。我同路易莎非常认真地讨论了这件事，最后我决定离开那家五金店，将玩幽默当做我真正的事业去发展。
第二天，我便向公司提出辞职。我的同事们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我在会上的讲话诙谐幽默，报纸立即全文刊登，又一笔丰厚的稿酬到手了。第二天早晨，我醒过来看看钟。
“哎呀，晚了！”我喊道，急急忙忙穿衣裳。路易莎提醒我说，昨天我已离开了那家五金店。我现在是专职幽默家。
早餐后，妻子给我展示了我未曾目睹的未知空间。乖乖！房间里摆着我的桌椅、稿纸、墨水、烟灰缸，还有一个写作人所需的其他用品，桌上还有日历、词典及一小袋巧克力，因为吃甜食会给我增加灵感。真是了不得！
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墙纸上的图案是阿拉伯式或者伊斯兰式的——也许只是些不规则四边形。看着看着，我正要准备幽默。
一个声音使我一惊——那是路易莎的声音。
“你要是不太忙的话，亲爱的，”她说，“我是说，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我瞧瞧表，可不，现在已是中午了。我只好去吃午饭。
“你得慢慢来。”路易莎说，“不管是歌德，还是拿破仑都曾经说过，脑力劳动一天五小时就足够了。下午也许我们应该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我确实有点累了。”我承认。因此我们就去逛树林。
随着一天天地过去，我的稿子写得越来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一篇又一篇地写出来了，而且质量我都满意。
成功是必然的。我在周刊上的专栏取得轰动效应，评论界里一些有名人物也对此大加称赞。我又向其他出版社投稿，也获得了同样的效果。
我越来越发现，我天生该做这行：我能将一个可笑的意见写成一则两行的笑话，挣得一块钱。重新组装并用新的词语又能挣几块钱。你再把那料子翻个个儿，用韵脚镶上边儿，它又成了一首诙谐的应酬诗，总之，只要我稍加改动同样的东西会千变万化，而且你永远不会在意，那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家里的一切都随积蓄的增多而焕然一新。从此，我成了城里比较有地位的公民，以往的伙计生涯一去不复返了。
半年后，我出了些问题，讥讽和笑料不再能随随便便地脱口而出，有时甚至会费我很大的劲。我发现自己必须常常倾听朋友们的谈话，从而积累些有用的东西。有时候我瞧着墙纸，咬着铅笔，一坐几个小时，但效果并没有以前那么好。
慢慢地，我成了朋友中最不受欢迎的人。似乎我和他们呆在一起总是别有用心的，要是有一句机灵的话、一个风趣的比喻、一种俏皮的说法从他们嘴里掉下来，我就会像猎犬一样跳过去接住。甚至会当面或背后用小本子详细记录，以备不时之需。
我举止的异常似乎已经不是个秘密了。从前我给他们提供欢乐和消遣，现在我掠夺他们。我现在的言语不想再博得他们一笑，因为我的思想被禁锢起来了。他们也不再等待我的笑话了。
我就像那条忧郁的列那狐，习惯赞美乌鸦的歌喉，而仅仅是为了吃肉。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开始躲避我。微笑离我越来越遥远，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着。
只要我呆在那里，不论什么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事物，都难免受到我的掠夺，甚至在教堂里做礼拜，我也不会放松自己的大脑与手中的水笔。
当牧师哼出长韵律的颂诗《荣耀颂》，我立即跟着哼哼：“荣耀颂——大成功——讲格律——喜相逢。”
各种各样的话语一经我大脑筛选，其中的营养已为我所用。
我身在教堂，心却不在，我想到的是关于女高音、男高音和低音互相忌妒的一则古老的笑话，希望能够成为一篇新的作品。
我的战场蔓延到了家里。妻子原是个十足的女性，坦率、任性、富有同情心。她曾给过我许多帮助，她的想法向来是快乐的源泉。现在，为了资料，为了我的事业，我不再关心她的谈话，而只抓住其中的词语。
我发现这样做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对于我的引诱和激励，她丝毫不加防范。
我就让它在冷冰冰的、极其寻常的铅印的篇页上与公众见面。
我现在成了以写作为业的犹大，一边吻她，一边背叛她。为了几枚银元我利用了她对我的信任，无情地将她出卖给报社，然后公之于众。
对于妻子，我总是那么自私，残忍得像伏在羔羊身边的狼，连她在睡梦中发出的呢喃软语都侧耳谛听，希望能换得几板银元。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
当妻子已被剥夺殆尽时，我的一双儿女是我的下一个目标。
盖伊和维奥拉的幼稚而奇怪的思想和语言又为我增添了灵感与财富。我为这种幽默找到现成的销路，给一家杂志的固定专栏《童趣》长期供稿。我开始用一天大部分发时间将他们留在身边。当他们玩耍的时候，我会藏在沙发后面或门背后，或者爬在院子里的矮树丛里，静静地聆听。此时，我的工作方法已具备了一切“坏”的特征。
我一点灵感也没有，而报社正在催稿，我就藏在院子里一堆落叶下面，因为我知道他们要到这里来玩。我怎么也不相信盖伊会知道我藏身的地方，而且他们还用火攻，烧了我的衣服和我对他们的邪恶思想。
很快，我也失去了孩子们的信任。有时候，当我像个孤独的盗尸鬼那样窥视他们的时候，我会听见他们窃窃私语：“爸爸来了。”接着就开始了同我的游击战，难道我无法改变这一切吗？
至少我挣的钱仍很多。存折里的存款也在增加。
同样，我损失得也不少。我不大清楚当流浪汉是怎样的滋味，不过我和他也相差不远了。我没有朋友，没有娱乐，没有生活的享受，就连家庭的温暖也感受不到了。我变成一只蜜蜂，从生活的最美丽的花朵里吸出的是不洁的蜜，为了不被我攻击，人们像躲避灾难一样躲着我。
有一天，有个人带着愉快而友好的微笑同我打招呼，我兴奋极了，因为好久没这样过了。那是我路过彼得·赫夫尔鲍尔开的殡仪馆，彼得站在门口同我亲热打招呼。我本能地停住了，同时走了进去。
天气又湿又潮，前面屋子太冷了，我们走进后间，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来了一个顾客，彼得让我独自呆一会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环顾这屋子，屋里有一排排花梨木骨灰盒、黑色的棺罩、棺架、装饰灵车的羽毛、葬礼用的旗幡，总之丧葬该有的东西都 一应俱全。这里的气氛让人极为平静、有条不紊，我的头脑变得异常冷静。濒临生命的边缘，无论是谁都会在这里走一遭的。
当我进入里面，生前的一切苦恼与不快全离我而去。我根本不想从那些阴沉而庄严的丧葬用品中探求什么幽默。我觉得自己非常舒服而且全身放松，好久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了。一刻钟以前我还是一个众叛亲离的幽默家，而此时，我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哲学家，我找到一个躲开幽默的避难所，不必绞尽脑汁去讽刺挖苦，不必不顾尊严地去偷去抢，以至于使讨厌我的人躲避我。
我还不大了解彼得。他回来以后我让他先讲，就怕他的谈吐破坏气氛，成为甜蜜的挽歌般的合唱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出乎我的意料，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我快活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的谈吐平淡至极。平淡得就连死海也无法相比。没有一丁点儿火花或智慧的闪光损坏他的言语。从他嘴巴里流出来的尽是俯拾即是的陈词滥调，好像他从来不知道笑是什么意义。我不禁为之一震，原来他根本不明白微笑是什么。而我开始喜欢这个人了。
每个星期，我总有两三个晚上来到彼得那里，在他的后屋里盘桓。这让我可以充分的放松。我从此早早起床，急急忙忙做完我的工作，希望这种放松更加充分更加完美。只有在他这里，我才能摆脱从周遭事物中吸取幽默成分的习惯。其实从彼得这里是无从下手的，只好作罢。
我的精神与信心一天天地恢复过来。看来我在这里得到了精神上的休息。如今我在街上碰到一两个老朋友，或者投以一笑，或者说一句令人愉快的话，都会轻而易举地达到以往的效果。而这种待遇也给予了我的家庭。
我不再拼命工作，而是开始热爱假期。我开始减少我的工作量。写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我是负担和痛苦。我常常坐在桌前吹口哨，然而丝毫不影响效果。殡仪馆是我每天必去之处，这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
我的秘密行动使妻子起了疑心。
我是想把这种事作为我永久的秘密：女人不理解这种事，可怜的姑娘！她还是不知道的好。
有一天，我带回家一只银质的棺材把手做镇纸，还有一片毛茸茸的灵车的饰羽用来在纸上掸灰。
我喜欢看到这两种东西放在桌上，这样也许可以使我感到视觉上的暂时放松。可是路易莎发现了它们，她快要昏过去了。我只好安慰她，随便乱说了点理由。不过我从她的眼里看出她的疑虑并没有消除，所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用这东西。
那天，彼得·赫夫尔鲍尔认真地和我谈了件事，我吃惊极了。他以一贯通情达理而又平平常常的态度让我看他的账簿，看来他的生意非常红火。他想找一个有钱的人合伙当股东，他宁愿找我入股而不找他认识的任何人。当然，我给了他一大笔钱，从此这馆里的工作我也有了一份。
回家的心情是愉悦的，当然也夹杂着一点点疑虑。我不敢将此事告诉妻子，但我仍禁不住偷乐。不必再写那些幽默的东西了，重新来享受生活的苹果，这次不是把苹果榨得稀烂，也许只要几滴苹果汁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了。
晚饭，我收到了几封来信。有几封是退稿。自从我第一次去到彼得那里时，我的稿子就一直被退回。最近我倒是一气呵成地写出笑话和文章，写得极其流利。从此也就没了自己的写作作风。
我打开了第一家杂志社的信。这家周刊给我每周的文章开的支票是我家生活的主要支柱。来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先生：
如你所悉，我们一年的合同本月即将到期，而且暂时不会与您签订第二份合同，请您谅解。你的幽默风格曾使我刊大部分读者感到愉快，对此我们表示感谢。不过最近两个月，相信您也发现，您稿子的质量大不如前了。
你的早期作品呈现出自然流畅的诙谐与风趣，近来的则显得构思枯涩、雕琢过甚、缺少说服力，相信这都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
请停止来稿，为此再一次表示歉意。
编者谨启
我将这封信递给妻子，她看后显得非常沮丧。
“真是太过分了！”她气得直叫。“他们一定又找到新的摇钱树了。其实你只需花过去的一半时间替他们写。”接着，我猜想路易莎想到不再有支票寄来了，便哀叹道：“难道又要回到以前的日子吗？”
而我却欢乐地跳着波尔卡舞。路易莎以一副呆呆的神情盯着我，以为我疯了。孩子们倒希望我这样，因为他们跟在我后面狂奔，欢快地随着我的步子狂舞，说实话，我现在很开心。
“今天夜里我们上戏院！”我喊道，“对，就这样，然后大家到王宫餐厅去狂吃一顿。伦普蒂——迪得尔——迪——迪——迪——登！”
于是我宣布了我的新事业和将来可观的收入，我过去写的笑话可以丢进麻袋付之一炬了，对于这种被炒的事情，我无丝毫心疼。
妻子回来盘算着，证明了我此举的正确，她无法提出反对理由，除了几点温和的意见。我当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新旅程，例如彼得·赫夫尔鲍尔的小小的后屋——哦，不，现在是赫夫尔鲍尔公司了。
总而言之，我做着殡仪馆的生意却能成天笑呵呵，这在我们的城镇里绝找不出第二个来。我的笑话又一次名噪一时，广为引用。我又能从妻子的知心话里取得快乐，而不夹杂一点生意经。当盖伊和维奥拉在我腿旁游戏，散播珍贵的孩子气的幽默时，我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和他们追打嬉闹，而不会心存任何想法。
生意从未清淡过。我记账并照看店铺，彼得管外勤。他认为我主内也许最好不过了，因为我那特有的幽默会起很大的作用。
庶务官切尔维亚科夫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喷了卜里兹查洛夫将军一身唾沫星子，于是便无数次地跑去解释，将军对此烦透了，盛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办公室，他回到家竟惊惧而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