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心目中，鲁迅也是这样的圣者和殉道者。从他开始将外国的文学作品翻译给国人，把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华时，他实际上就在扮演着“盗火者的角色。事实上，早在一九〇七年写《摩罗诗力说》时，在介绍雪莱时，他就称颂过力抗专制，“窃火贻人的英雄的使者。可以推测，他之所以积极介绍“恶魔诗人，宣扬“意力哲学，翻译弱小民族的反抗呐喊和复仇的作品，是受了这位“盗火者的影响的。尽管他盗给国人的“火，并不一定都是真理之火、革命之火，可他主观上却是视为可以燃起国民之心火为民族而战为自由而争的火种的。当他以一发而不可收的创作激情，写出了震惊世人的小说和一系列文章时，也确实没有辜负他早年“盗火的苦心，在国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沉沉昏睡的国人，终于在鲁迅思想之火的刺激下，慢慢睁开了双眼；麻木愚昧冷漠的心灵在火光的照耀下开始温暖。然而，他当年所盗的火种，从根本上不能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也不能让旧的中国在烈火中得到新生。也许他认识到了他早年所盗之火的能量有限，也许他发现，他撒下的思想之火并没有真正成为指引国民前进的火炬。于是他陷入痛苦、孤寂、苦闷，甚至绝望……但他没有像一些“前驱和“闯将那样，沉沦下去，颓丧下去，他在痛苦中思索，在绝望中反思，最终他发现了另一种真理之火，——马克思的学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文学的盗火者；为革命文学寻找正确的思想武器，便成为他生命后十年的主要目标；而且，通过窃马克思主义之火，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逐步抛弃了单纯的进化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到了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的局限，力图使个人与社会大众得到真实的统一；他也意识到了用人道主义分析人的片面性，从而开始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所以，他盗来的马克思主义之火，既照亮了别人，拨去了迷雾；也煮了自己的肉，使思想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他自己对此有过说明：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鲁迅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五四时期，因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早期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与鲁迅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对马克思主义有所闻，有所了解，对鲁迅的接受来说，应是不成问题的。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日记中，曾有他收到自东京寄来的《露国现代之思潮及文学》一书的记载，但这时他的思想之中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曾寄给鲁迅一本。据余延石在《鲁迅和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提到：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是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为大家着想的。鲁迅在此时虽然看过《共产党宣言》，但他并没在思想上去认真研究领会，他可能是把它作为一种一般学说来对待的，还没成为一种信仰；对陈望道的赞扬，着重点是表扬他做了一件切实的工作，因为鲁迅一再主张对任何学说不能只接受一些片言只语或仅赋予它某种主义的称号，应当弄清它的实质，所以，表扬陈望道的工作不等于肯定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鲁迅当时写下的文字看，也难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同时，对苏俄十月革命，此时也并没有表示过多的热情。
从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开始，是鲁迅开始关注苏俄及其文艺的时期。这年十月十一日，鲁迅往东亚公司买书，其中有一本《赤俄见闻记》，这是鲁迅日记中最早购买有关苏俄书的记载。十二月十九日，东亚公司又送来《革命时期的演剧与舞蹈》一书，此书属当时由升曙梦写的《新俄小册子》丛书之一种。一九二五年，鲁迅一共买了五种有关苏俄的书。它们是：《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文学与革命》、《新俄美术大观》。另外，由任国桢译、鲁迅校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也在这年列入《未名丛刊》印行。一九二六年，鲁迅买的这方面的书计有：《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俄小册子》二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这些书自然不是为了藏书或装点门面追逐时尚而买，是真正为了学习。据许广平回忆，上面所买的书，鲁迅都读过，这就说明鲁迅是边买边读的。从这些书中，他了解了苏俄的社会与革命文学，积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为后来深入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思想上认同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
经历了“五卅运动，目睹了“三·一八惨案，使鲁迅的认识开始深化，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思想日渐增长，这大约是鲁迅向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去寻求解答的现实动因；而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开始对革命文学进行思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口号在他们的文章中时有出现，鲁迅把阅读视野逐步移向苏俄革命文艺，与此风潮也有所关联；此外，日本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间，文坛上风行了一阵无产阶级文学，也是鲁迅接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书籍的催化剂，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前所购的这方面的书，几乎全是日文版的，由此可见鲁迅与这种风尚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更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右翼登台，背叛中山先生的遗志，在国内大搞“清党，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国共第一次合作就此破裂。面对残酷的现实，早先进化的思路开始轰毁，原先掌握的思想已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实际，这就需要寻找新的批判的思想武器。一九二七年十月初，鲁迅离开广州到了上海。鲁迅是十月三日午后抵上海的。在十月五日的日记中，有“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的记载。但这里面是否有马克思主义类书籍并未注明。到了十日，又去内山书店，买了《革命艺术大系》。两天后，买《劳农露西亚小说集》一本，在同一天，还记有《黑旗》一本，据日本学者山田敬山的分析，“估计是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三十一日，买《革命露西亚的艺术》（尾濑敬止著）和一本《艺术战线》（山田敬山认为，这是由尾濑敬止译的鲁定的著作）。到了十一月，买了由藏原惟人翻译的俄国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另外还买了《文学评论》、《转换期的文学》、《现代俄国文豪杰作集》等；十二月，买了《俄国文学史》、《最新俄国文学研究》、《无产阶级文化》、《托尔斯泰和马克思》、《拜金艺术》、《俄国革命后的文学》等书。
一九二八年，是鲁迅更为集中购买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文化书籍的一年，自然也是他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年。促使他更多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革命书籍的直接原因是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遭到了暂时的挫折，中国进入了生与死搏斗的年代。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血和恐怖所吓倒，他们勇敢地站了起来，向反动派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革命的根据地。这时，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从不同的方面，陆续来到上海。他们决心在文化战线上，形成一支有力的队伍，向背叛革命的反动派发动进攻，为无产阶级建立舆论阵地，提倡革命文学，建立无产阶级文学队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他们在中国最黑暗的岁月里，擦干了血迹，举起鲜明的战旗，冲上生与死搏斗的文化前线，功不可没；在白色恐怖万马齐喑的环境中，敢于发出惊雷般的声响，为激励革命者勇敢奋战、为号召革命青年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为形成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由于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热情大于理智，冒失多于稳重，因而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里不能容纳“五四以来的老作家，只有他们这些新起的青年革命作家才能担起建立纯粹无产阶级文学的重任。基于此，他们发起了对鲁迅的批判，说鲁迅是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着窗外的人生，是“以趣味为中心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是说几句“人道主义漂亮话的旧作家，一句话，是“时代的落伍者；有的甚至说鲁迅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这些“青年革命家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左倾幼稚病开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革命缺乏更深的了解，仅仅是从书本上了解了一些大道理，对无产阶级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本规律完全茫然无知，对无产阶级文化、文学与过去文化的关系没有作过认真分析，完全是在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的条件下仓促上阵的。从这种情况下看，他们的热情值得肯定，勇气也令人敬佩，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也不容否定；可他们的教条主义以及不能结合中国实际、照搬别人的作法是不值得肯定的。鲁迅后来曾中肯地批评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分析就将苏联的东西机械地搬来运用的毛病，也指出了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对革命的宣传所导致的一般人对革命误解的问题。鲁迅面对着青年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冒冒失失的批判，一面冷静地写了一些文章予以正面反驳其错误的倾向，一面思考探索革命文学的前途；还一面大量买有关的书，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但从论争开始的一九二八年初，鲁迅就积极准备着思想的武器。前面已讲过，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底这几年，鲁迅购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数量并不多，而在一九二八年这一年，此类书籍源源不断地购入，多达六十多种。仅这年的上半年，就有下面这些重要书籍买入：
一月十五日《布尔什么克之表里》；
一月十六日《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二月一日《什么叫阶级意识》；
二月五日《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
二月七日《史的唯物论》；
二月十日《俄国劳动党史》；
二月十三日《中国革命的诸问题》、《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根本概念》、《辩证法及其方法》、《论新反对派》；二月十九日《辩证法杂书》；
二月二十一日《唯物史观解说》；
二月二十三日《文学与革命》；
二月二十七日《俄国的文艺政策》、《农民文艺十六讲》；三月十四日《阶级斗争理论》、《唯物的历史理论》；三月二十日《经济概念》、《民族社会国家观》、《社会思想史大要》、《史的唯物论略解》、《新俄国文化的研究》；三月二十五日《革命及世界的明日》；
三月三十日《辩证的唯物论入门》、《阶级斗争小史》、《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四月十二日《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四月十四日《马克思主义与伦理》；
四月十七日《社会意识学概论》、《艺术的原始》；五月一日《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论》、《无产阶级文学论》、《社会主义文学丛书》；五月二十四日《社会运动辞典》、《历史过程的展望》；五月三十一日《革命后的俄国文学》；
六月二十六日《列宁的辩证法》、《一革命家的人生社会观》、《阶级社会的诸问题》、《苏联文艺丛书》；在下半年的购书中，最主要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及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化书籍，有《马克思主义与艺术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艺术的唯物史观》、《阶级社会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史的唯物论》、《艺术的唯物史观的解释》、《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唯物史观入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等。
鲁迅此时期大量阅读，力图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了解无产阶级文化、文学的特点，为自己打下深厚的理论思想基础。由于在论战中，他发现对手们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知半解的，对无产阶级文学、文化的了解也不甚了然，就决心译几本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真正实现将盗来的火既煮自己的肉，又能为别人带来正确的思想武器的目的。他以日文版为底本，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苏联的《文艺政策》等书，且参与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编辑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盗火者，目的就是要大家共同提高理论和思想水平；如果大家都操着不熟练的思想武器，论争确实没有多大意义。鲁迅在后来忆及这场论争时就说过：“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这就是鲁迅自己学习、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真正用意。据许广平回忆，在一九二七年底，鲁迅开始教许广平学日语。在一九二八年十月至次年四月间，他给许广平选定的第二步的学习课本就是日文本的《马克思读本》，这本书由日本神永文三著，分十个部分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一、马克思的生涯及事业；二、唯物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蓄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显然，当他一旦认准了马克思主义，就总是要它去影响别人，使之掌握先进的理论和方法。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鲁迅在写《三闲集·序言》时，提到了革命文学论争对他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促使他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自然，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从这场论战开始的，但这场论战确实促使他加快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步伐，使他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有了质的变化。如他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后，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些论著进行科学的评价，对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就是这样。他既批评了普列汉诺夫政治上的动摇，又由衷地钦服赞美他的美学理论，并将其精髓介绍给中国人民和文艺界。再如在后来的写作及分析问题时，他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认识事物，使问题更加清楚，又避免了片面性。
鲁迅的“盗火功勋永在。他和其它“盗火者一道，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奠定了基础。历史以无容置疑的事实证明：鲁迅无愧为普罗米修斯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盗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