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贞一】
“出于川中名宿向宗鲁先生之门，学有本源根柢深厚，平素勤勉刻苦、博闻强记，虽1957年至1966年拂逆横来人所不堪，仍孜孜以求，手不释卷，所治遍及四部，尤长于笺注古籍。”
这段文字是由中华书局编审刘宗汉先生拟定并书碑，永远地刻在了爸爸的墓碑上，他终于停下了那枝永不停歇的笔，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那夜晚永不熄灭的灯光和那沙沙的笔声。
1950年，爸爸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全家就住在沙滩红楼东头二楼的一间大房子里。屋顶是灰暗的，地板是木制的，屋里最显眼的就是爸爸的书桌。上面堆满了讲稿、书籍。解放前，胡适之先生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那时爸爸应聘做讲师、副教授。在中文系教授《文心雕龙》、《世说新语》、《淮南子》、《史记》、《庄子》；而后又应傅斯年先生之邀，开了“校雠学”。爸爸的笔记都是毛笔楷书的，用的是棉纸制作、绿黄色竖行的稿纸，下侧印有“藏用手钞”四个手写体字。据说，当时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古旧书店都有这种特制专用稿纸的经营项目，京师文人极为喜爱使用。这种稿纸、文笺的流行，极大地增加了文化内涵。
那时，我和姐姐读“故宫小学”，这个学校的前身据说是延安的新华小学。共产党进城后，校址就设在故宫博物院内，改名为“故宫小学”。记得当时，解放军军乐团也住在里面，每天早上，每当我们迎着筒子河的朝霞，走入学校时，总可以看到一队身着戎装、打着绑腿的军人在吹吹打打，演习队列。我们那时读的课文是“人，一个人，手，一双手”。爸爸总是翻着课文，叹息道：“浅，太浅了。”那时的故宫不像现在要收近百元才能参观完全；爸爸在领着学生去参观的时候，我也常常跟在后面，所以，三大殿，金水河，珍妃井，随着爸爸川味浓厚的讲解，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我才明白了“金砖”不是金的，但“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烧制工艺却永远地失传了。
解放前的1946年至1948年是爸爸笔耕不辍、采撷丰硕的一段。此时，《大公报》、《申报》、《经世日报》、《山东新报》、《天津民国日报》和《龙门杂志》、《国文月刊》都时有他的论文载出。如“泰山汉武帝刻石文考”、“汉书材料来源考”、“读严可均辑晋愍帝文”、“韵语称诗考”等文都是此时写作的。
1953年，我们搬到东四十条三十九号院居住。那时的十条是一条幽静的土路胡同，两边栽有俩人合抱的槐树，三十九号院门楼高耸，门墩古朴，大院墙的四角立有“国立北平大学教授宿舍”的界石。院内古树参天，山石屹立，亭榭纷成，我们家住的是二号小院，北房三间外有抱廊，东房四间，另有一小间杂屋。爸爸说：“此房原是启功老先生的祖宅，院内的海棠树，还是启功的爷爷种的。”门口上悬一匾，上书“翠芳别墅”，据说是启功先人的亲笔，后来此匾也确实被启功先生取走了。从此，爸爸才有了自己的书房，那些“满炕满地”的书才得以插书上架。那通宵不息的灯光也不再干扰我们的睡眠了。在三十九号住的还有北大经济系的樊宏教授，历史系的容肇祖教授，记得黄苗子也住在附近。经常来访的有聂绀弩、顾学颉、路工等人。在整理出版《水浒全传》校注本时，郑振铎、郭沫若也来过，吴晗因是容肇祖先生的亲戚，所以也到家里来坐过。后来，吴晗先生的另一个亲戚，宋先生一家也曾住过和我家紧邻的一号院。为此关系，“文革”中吴晗被关，家破人亡时，姐姐和我曾去探望过他。
爸爸因整理《水浒全传》而写的论文《水浒与农民革命》不知怎么入了“伟大领袖”的法眼，于1953年5月27日至28日在《光明日报》连载，因此，由何其芳、陈翔鹤推荐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号码0014号并被推举为第二届文代会代表。在“十一”国庆节又被邀请上观礼台参加庆典。特别是6月3日和7月26日，周扬和胡乔木分别来信谈《水浒与农民革命》和《水浒传》的点校问题以后，爸爸高兴了，他以为发展传统文化的春天来了，他愈加勤奋努力，著述不已。此间出版的专著有《文心雕龙新书》（1952年），《水浒全传》点校（1954年），《历代笑话集》（1956年），《世说新语》点校（1956年），《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1957年），《盐铁论校注》（1958年）。由于参加了古籍整理，过去被人称为读书“不读秦汉以下”的父亲，也注重了对古典小说的研究。1955年7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他的论文《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即是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评为六名右派的最后一名，所谓“在劫难逃”。在回忆到这段历程时，爸爸说：“我那时还是相信党的，既然党要我当右派，我就应该当右派。”几十年后，严文井回忆此事时说：“在党委会上，我说王利器不像右派。马上就有一位训斥道你说他不像右派，我看你倒像右派呢！”我问过爸爸怎么当的右派，并为此而株连到子女的，他默默无语，一副“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的劲头。后来，我在1979年1月9日“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委员会”发的“关于王利器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中看到：“1957年整风鸣放时，王在社内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解放后每次搞政治运动都要抛掉一些知识分子，搞了运动就不团结了’，认为这样将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上述话语，爸爸这样一个整天钻在故纸堆中不问政治的人在1957年就提出来是多么的深刻、实际。又和当今的邓小平理论多么吻合。可怜当年却因此招祸，上了“引蛇出洞”的当，做了“反右斗争”的牺牲，为此，不仅降了工资，还被九三学社开除了社籍——九三学社凑的什么热闹呢？当时，作为中学生的我，立刻就想到了“落井下石”的古训，多么深刻。1979年的平反通知中“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委员会”竟然“建议九三学社恢复王的社籍”；而“九三学社”也竟然就真的接受了建议，给爸爸恢复了社籍；“并感谢”他“对社的建设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爸爸对这些都淡漠了，再也没有了在1956年时，带我们去参加九三学社联欢会的热情，虽然后来九三学社还不断的寄来会议通知、刊物，但似乎他再也没有拆看过了。从爸爸的无言中，我逐渐理解到，知识分子可以历经苦难，受人凌辱，但知识分子的骨气是永远的，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这点，在“文革”劫难中也有所体现，当年在“文化部‘五七’干校”爸爸在向阳湖烧开水，经历了一幕幕生死离别的惨剧，著名翻译家金人先生病重弥留的最后日子里，就是爸爸陪护在他身边的。后来到了丹江一连，情况好了一些，爸爸被分派看管橘子树。在他的“橘树管理记录”中，留下了“橘树管理计划”、“现有橘树情况（橘树85株，砧木6株）”和“1972年1月29日上午，羊群由山上沿公路下来，啃坏路边橘树三四株之多，时上午十时许”的记录。但生活条件，仍是很恶劣的。此时，连里传说有个别先生向江青写进忠信而脱离苦海，调回北京，参加评水浒“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即有人对爸爸说起此事，爸爸很不以为然，他说，我做不出这种事，也没这个本领。已经潦倒到这种地步，宁可管树，也不“进忠”，宁可苦挨死，也不谄媚生。我想，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红楼梦学刊》正是有了这样一批不作“遵命文学”文章的人，才能办得这样红红火火，名扬四海的。如都是像过去那样写“李白与杜甫”、“从水浒中读出投降派”、“给秦始皇翻案”，那就坏了，而这确需一批像爸爸这样甘于寂寞的“读书种子”。
“文革”抄家后，爸爸迁居北新桥大街十七号院，与冯雪峰一家为邻。那时只有一间屋，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方桌后，就没有站人的地方了。烧的是蜂窝煤炉，有一年冬季，因封火不当，门窗过严，父母双双煤气中毒，送入医院抢救。那时爸爸已被勒令提前退休，也拿到一个小红本——退休证，开75%的工资。他仍然埋头读书，制作卡片——“文革”前，他亲自摘录、制作的卡片十万余张已在抄家时全部被毁，现在，他只好从头再来了。他天天去首都图书馆借书，一坐就是一上午，中午吃过饭后再去坐一下午。因他自己的三万余册书籍都被抄家查封了，所以，他必须在图书馆查阅需要的资料。刘宗汉先生回忆说，我见他天天在那儿读书，抄写，后来，才知道地震局请他编写有关地震的资料。成都大学钟树梁校长回忆：我在四川省图书馆，一下子望到他在那里看书，我问他：到了成都，不先来看我们，倒跑到图书馆来了。但此时，制作卡片就困难了，爸爸在这个阶段遗留下来的卡片有香烟盒的、报纸边的、月份牌背面的，最多的是信封背面。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和五十年代“藏用手钞”专用稿纸对比，真是天上地下，但就这样也做出了大学问。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一两种专著问世，还不包括重印，《风俗通义》、《文镜秘府论》，《颜氏家训集解》等书都相继问世，爸爸原对我说：写到八十岁，出版一千万字就不写了。可他竟然一写就到了八十五岁、出版了两千万字。程千帆先生戏称他为“多宝道人”，海外学界惊呼他为“两千万字‘富翁’”，他也是当之无愧的。
爸爸的藏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有，珍本、孤本并不乏见。他自己善于藏书，曾在解放前有“一条黄金买一本书”的迂名，他也乐于把自己的藏书展示于人。郭沫若、郑振铎、康生等人都曾向他借过书。“文革”抄家时，一部分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抄走封存，一部分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接管，另外一些书籍、字画就被红卫兵毁坏、散失了。落实政策时，只还回来了不到三分之一——一万余册。据查，有些是丢失了，但一大部分是“当时动员你低价卖给国家”，如不同意卖，也不还给你。清查还回来的书，有些被编上了不知什么单位的编号，有些显见是盖上了公章（或藏书章），归还时被抹成了“一片红”，还有些书被盖上了“江青藏书之印”，“康生之章”和“康生”。这种书粗查有以下几种：《高青丘诗集》（两函十一册），《吴兴诗话》（16卷4册）、《盐铁论》（4卷4册）、《管子训诂》（24卷12册）、《寄园寄所寄》（4函24册）和《管子校注》（1函2册）。爸爸对我说：此事要向朋友们讲清楚，是江青、康生从抄家书籍中选去的书，不是我送给他们的；不然，以后再来运动又会把我和他们挂上了。当时，听到这种情况，竟也令我震惊了，如此高官显贵，竟也作此霸占良民百姓书籍之事，这些书他们究竟看过没看过呢？爸爸尤其看不起江青的不学无术，“竟然把藏书章盖在了封皮上”——爸爸叹了一口气。这到底是无知呢还是霸气十足？
爸爸为了弘扬国学，使祖国遗产得到最大的发挥，他是从不悭吝的。他曾将收藏的珍宝敦煌梵文卷子共八卷分赠西安兴教寺、香积寺、成都草堂寺、嘉定大佛寺和西南师范大学，张船山的对子赠给了“张船山纪念馆”。四川巴蜀书社借用他收藏的怡府藏版巾箱本《四书集注》和怡府藏版，明善堂重梓的《五经》拿去作为底本影印。不想竟然把底本遗失了，他也一笑了之，不再提起。上海古籍出版社魏同贤先生请他接洽日本国的《水浒全传》藏本复印事宜，他也不顾年迈，自己出资多方联系。事后我问他：那么一箱子影印件拿去了，怎么连句话也没有？他仍是一笑了之。他想的全是传播国学、弘扬文化，自己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整理古籍，纂集文献，特别古籍校注是一件难度极大又不易出成果的学术事业。而爸爸却不幸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他在师从吴芳吉先生时，即已养成了清晨早起读书，夜半伏案写作的习惯，经史名著、笔记小说、杂志方志、文献手稿无所不读，自谓“读未读过之书”。校勘考证应是他的学术“正道”。他却小说戏文、医案杂册、佛经道藏无所不务、无所不读。从中左右采撷，广收博取，集解成文，积累成册。他的《文心雕龙新书》、《盐铁论校注》能在众多强手中独树一帜，这种读书功夫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他历经坎坷，战乱、动乱充满一生的生活中，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默默地读书，默默地写作，现在他虽已超脱红尘，不再辛劳了，而他身后遗作仍在繁荣着文化园地。《王利器学术》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优秀论文选》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选编，《吕氏春秋注疏》正在巴蜀书社制作，《文子疏义》和《绎史》已交中华书局付印。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重印他和舒芜先生、陈迩冬、周绍良等先生合编的几种书籍。文章不朽事，学术界的繁荣昌盛将使爸爸的在天之灵得以告慰！
1998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