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捷】
1994年，我在日本认识了李庚教授。
1985年，公费去日本进修半年，期间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办好了去日本著名学府、日本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校——京都大学的留学手续。能够去海外留学和深造，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数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心愿和理想。在无比幸运的机缘巧合下我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海外留学的梦想。
1993年，我完成了京都大学的课业后，又是一个无比幸运的机缘巧合，进入了松下电工公司中国事业推进部工作。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松下电工在中国建立合资公司做参谋。进入公司以后，工作虽然繁忙，但微薄却稳定的收入使我可以有暇顾及一些工作以外的交往和兴趣。一年多以后的1994年，在与一位朋友的闲聊中，无意中聊起了中国著名画家李可染老先生，那位朋友听说我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点认识了李可染老先生，于是就热情地张罗了我和李庚教授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夏季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一下班就赶回家，准备好了酒水菜肴，然后和朋友一面聊天一面在我家所在地的快轨车站等待李庚教授的到来。8点多，李庚教授和他的日本太太上田女士到了。按照日本礼节我与上田女士行礼问候之后，便与李庚教授互致问候。我的朋友的介绍词是：“这是黄晓捷，在丹江待过”，一句话切中要害，立即引起李庚教授的关注，李教授饶有兴趣问，“你在丹江待过？”我的回话是：“李老师，我在丹江见过你。”三个人，三句话，句句不离丹江口。丹江口，中国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地方，在日本却将我与李教授一瞬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李教授是我一生中唯一一位以“文革”、文化部干校、丹江口、日本等关键词与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丹江口像催化剂，一瞬间催化了我与李教授之间无形的戒备高墙，从此，我与李庚教授紧紧地走在了一起。
那天晚上，李庚教授主聊。尽管我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业，也算读了几本书，但那天晚上，在李庚教授面前，我只能像小学生一样地洗耳恭听。那是一次彻夜长聊，准确地说应该是李庚教授的独家讲座，从周五晚上8点多一直讲到第二天上午9点，李庚教授没有停嘴，没有重样，古今中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人物典故、奇闻异事，滔滔不绝。那天李庚教授的彻夜讲演开启了我的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绘画、美术学、美术史学，一个人类真善美的本源。我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博学，什么叫雄辩，什么叫精力过人，什么叫知识的震撼，什么叫思想的震撼。我对李庚教授的佩服只能用“五体投地”来形容。从此我把李庚当作我的兄长和老师。
那天李庚教授讲过、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记忆里的趣闻是在唐朝盛世的时候，醉酒狂歌的文人墨客们披散着头发饱蘸盆中的墨汁，然后晃动头颅在雪白的墙上狂舞作画。画皇徽宗让小太监们细数飞鸟身上的羽毛、游鱼身上的鳞片、鲜花的叶瓣、树叶的纹路，然后画出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唐朝的抽象与宋朝的写实早已是浩如烟海的中国美术史中的陈迹，而国外最新世界美术全集第一卷的封面就是一副古老残旧的中国古画。
而“文革”中期，挂在墙上、无处不在的毛主席语录是如何悄然下墙的更是一段闻所未闻的秘辛。
1966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之后，红宝书代替了一切读物，毛主席语录歌代替了一切音乐，毛主席语录印刷品代替了墙上的一切绘画，一切走到了极端的顶点。正当极端的群体狂呼着要踏平苏联、荡涤美国、横扫欧洲、解放全人类的时候，深知中国在世界上极端孤独、孤立的毛泽东却正和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周旋，策划中美历史性大和解，共同对付大军压境的苏联。银球在飞舞，信使在穿梭，伟大的战略学者、美国总统的重臣正在积极筹备秘密访问北京。北风呼号，坚冰如铁，数十亿人绝望地对立，而伟人们就要砸开这坚冰了。
可中国国内砸破坚冰的第一锤要往哪里砸？要如何砸呢？这是一篇大文章，重文章，巧文章，必须砸破坚冰，还要润物细无声。这个时候，无比智慧的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总理对主席说，美国贵宾要来，要下榻国宾馆。自家挂主席的语录没有问题，可是外宾下榻的宾馆挂主席的语录是不是有些不礼貌？毛主席断然说摘下来。那空荡荡的墙面不好看，挂些什么好呢？挂些中国画吧。那就按主席的指示办。一纸秘密调令，送李可染回北京。李可染在哪里？正在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丹江分校。李可染秘密回到北京，紧张作画，有关部门认真审查。当毛泽东的贵客基辛格以及后来的尼克松访问北京下榻国宾馆时，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不见了，代之而挂的是一幅幅艺术精湛、美不胜收的中国国画。第一锤砸下去了，坚冰响起了融化前的爆裂声。毛主席语录印刷品悄然下墙，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文革”向着结束的方向前进了。
李庚教授在我家彻夜长谈不久以后，我去回访。这是我第一次去李庚教授的家。这是1995年的夏天，绝大多数去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还处于艰苦的学习阶段，一小部分读完学位进入工作的留学生，特别是私费留学生也只是刚刚结束艰难贫苦的读书生活，刚刚开始进入原始积累阶段。而当我坐在李庚教授家客厅里的时候，摆满客厅和书房的书籍明确地告诉我，李庚教授早已跨越了原始积累的阶段，正在艺术创造和学术研究的大路上向前飞奔。
与李庚教授的交谈是愉快的，都是我受益，因为李教授在讲，而我在听，凡是听的人永远是收获多些的。但最令我受益的是李庚教授的人格、人品和拼命三郎的工作态度与精神。
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虎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去位于大阪绿地公园附近李庚教授的家。在客厅里遇到一位曾经见过但不熟悉的中国人，打过招呼后，觉得气氛有些尴尬。当我和李庚教授聊天的时候，那个人一直不说话。但一有空隙，那个人就凑到李庚教授身边，小声地恳求着什么。李庚教授神色不动，听而不答，只是十分专注地作画。那个人十分无趣，却依然锲而不舍地求着劝着。这时我在一张精致的圆桌上看到厚厚一摞的画，上面画着神态活现、姿势各异的老虎，画上没有落款和签章。我突然明白了，这位仁兄是在求李庚签字盖章，想用李庚教授的名头去卖画。报酬一定是优厚的，否则这小子也不敢登李教授家的门。这十分有趣，我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那个人不走，李庚教授也不送客，只是画画，不时与我聊天，讨论他的画展计划，和国内的趣闻时事。到了晚饭时分，李庚教授让夫人开桌摆饭，并将刚刚画好的十几幅长卷摆在沙发上让我挑，还说如果喜欢都拿走，但绝不正眼看那位恳求他签名盖章的人。那个人大约感到再求下去也是无济于事，于是尴尴尬尬地拿起那摞老虎画站起告辞，李教授冷冷一句走好不送，便不再搭理那位仁兄。那人走后，李教授说那是一个卖假画的，专门找有些名气的画家在假画上签字盖章，拿去卖。一个画家只要在他的一张假画上签字盖章，以后他就敢自己去找人画画，然后签上你的名字，盖上你的章，拿去卖。所以一个画家只要有一张画是假的，那么你所有的画都是假的。从此你的画是假的，你的艺术是假的，连你的人都是假的。一个画家决不能为了蝇头小利而失去自己的人品、人格、画格。人无品，画无品；人无格，画无格。
自从认识李庚教授以后，周六周日节假日，只要时间允许，我就会去拜访李庚教授，向李教授请益的同时，也做些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
李庚教授画画的速度奇快，用“胸有成竹、下笔如飞”八个字形容，绝不为过。可李教授的日语却实在让我不敢恭维。李教授给我讲过他在德国教学及研究的时候，他的房东太太为他的语言能力急得差不多天天上火，按照那位德国房东太太的表述，李教授的外语能力，至少是德语能力低得几近智障者，那位房东太太十二分担心地说将来李先生如何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生存呢？德国房东太太的担心是多余的，李庚教授生活得应该比那位德国房东太太想象的好得多得多。但李教授的日语确确实实让我不敢恭维，我翻看着李庚教授画册后面长长的履历，那么密集的画展，李庚先生是怎么做成的呢？那可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
与李庚教授认识的时候，正是国内刚刚上映“大决战”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时候，李庚教授要我反复仔细研看这几部宏伟巨作，并告诉我香港企业家们人手一套《大决战》精版DVD。找来《大决战》的磁带反复观看。父亲是三野部队的，曾全程参加淮海战役，在家里无数次聊起过这段辉煌的历史。作为共产党和军人的后代，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我是百读不厌的。李庚教授与我讨论这段历史并讨论如何应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这段历史纷繁复杂，不是一部几部鸿篇巨著所能讲述清楚的，但对于我们孤身奋斗在异国他乡的人来说，其核心就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具体而言就是到了日本这个文化相似、语言不通、环境陌生、政体不同的社会里，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一般的上学打工还好说，但要在日本的各个城市举办画展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那么如何突破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日本社会的神风防线呢？多少人对此束手无策。李庚教授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到一个城市，就去找这个城市商工会议所或企业联合会会长的夫人出面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