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仲明】
有一段时间内，省政协文史办的同志不断打来电话，询问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均县（今丹江口市）分校（我们这里只称“五七”干校——编者注）的文史资料征集进展情况，还说这里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金矿”。
关于这里的“文化金矿”，我在七十年代中学毕业时就有所闻。慕名一代先贤大家，我曾斗胆涉足过这个“矿区”的边缘，但终被高墙的森严所畏阻，最终没敢越过雷池。及至1976年夏，我再次来到这里。此时此地，人走屋空，昔日的“五七”干校已划分给国家第二版本书库和新闻出版署文字605厂。但历史的陈迹在破碎的瓦砾里，在残垣断壁里依稀可见。我多情地凭吊了干校的旧址，穿过“向阳区”的小路，径直走向现在的采石场。向西望去，干校原址，尽收眼底。览物之情和怀旧之思一齐涌上我的心头。在那里，我伫立了许久，并吟诵了姜虁《扬州慢》中“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词句。
到了1989年，我有机会从事了文史资料工作，一代先贤大家群居干校的轶事，一直被我视为散金碎玉。现将几年来搜集到的轶事，连缀成文。为了不该遗忘的昨天，为了不该遗忘的雕像。
“五七”干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以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为名，把干部集中下放劳动的场所。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时加了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但是并没有达到干部革命化的目的，却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广大干部进行劳动惩罚和迫害的场所。粉碎“四人帮”之后，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原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丹江分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和消失的产物。它设立于六十年代末，撤销于七十年代中期。校址设在现文字605厂东侧。三面环山，西向城区，校舍多为平房，干校有“向阳区”和“红旗区”的划分，并有“五七”道路通过。单位名称界定了干校学员的来源和学习的主要内容。“五七”干校丹江分校的学员是文化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的六千分之一百，其中有的人是举家迁移。在这一部分人中，已搜集到的有文学评论家冯雪峰，作家沈从文及夫人张兆和，翻译家金人、赵少侯，古典文学专家王利器、顾学颉，老学者傅振伦，书法家李长路，文博专家单士元、朱家溍、徐邦达，画家李可染、许幸之，电影导演袁牧之，图书馆学教授袁涌进，程砚秋的鼓师白登云，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沈钧儒的儿子沈淑羊等，他们是一个老弱病残的群体。
文化部均县“五七”干校实行的是军代表全权负责制，内外互访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些干校学员，在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生产劳动和学习，并以此作为“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的必修课。劳动之余，大家吹拉弹唱，各取所需，但每个人精神上的压力都很大。林彪事件后，他们的政治束缚有所松动，生活待遇有所改善。在均县时，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排演过样板戏《红灯记》，编排过舞蹈《渔乡女民兵》，演唱过《喜送蜜橘唱山歌》，此歌还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咸宁干校文艺宣传队有时也来此演出，学员有的还可请假回北京探亲，有的还游览了武当山。随着政治上的进一步松动，并有人陆续调回北京工作。
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畸型政治，扭曲摧残了人的体格，但也孕育出新的文化现象，留下深沉的反思。
朱家溍，文博专家。据李城外《难忘岁月》记载，1972年除夕，朱家溍的老友王世襄从咸宁向阳湖来信，隐问他何时能离开均县，朱家溍以一首七律作答：
京都景物想清嘉，
洽洽年光入旧家。
日炙未消墙角雪，
盆梅犹放隔年花。
氍毹被地重炉暖，
画烛当筵稚子哗。
三载辛勤学老圃，
今年依旧系瓠瓜。
唐兰才也曾回忆说，在政治松动时，朱家溍还到过武当山。事后，他缘情而发，写有《怀武当紫霄宫》，发表在《文化周报》上。诗曰：
道院清秋暮，
推窗望碧空。
长松迎暮照，
桂露染琳宫。
大岳当无愧，
幽奇自不同。
年年霜降后，
楝叶满山红。
回京后，朱家溍还多次来到今天的丹江口为武当山古建筑的修复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为武当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沈从文，是位以描写湘西地区社会生活而著称的作家，其作品《边城》具有恬淡优美的独特风格。在此间，已届七十寿辰的他，由感而发，写下传世名篇《拟咏怀诗》：
大块赋我形，
还复劳我生。
身轻类飞蓬，
随风长远征。
日月走双丸，
经冬复历春。
浮沉半世纪，
生存亦偶然。
金人，这位因翻译前苏联肖洛霍夫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而著称的翻译家，不堪“斗、批、改”折磨而身心憔悴，住进均县人民医院，在日渐灰冷的亲情和绝望中，带着无限忧伤而客作黄泉。原北京图书馆编目室主任袁涌进、中国儿童福利剧院院长陈杏园办理了他的丧事。现在的文字605厂科研所所长周勤在1999年3月还回忆说，李可染在干校撤销后还曾来过均县，是他陪李可染家眷游览了武当山。在去凉水河看古柏、白龙泉的途中，李可染不无伤感地说，均县是个好地方，可惜金人就长眠在这里。
李可染，中国画的泰斗。关于他在文化部均县“五七”干校的生活经历，丹江口市政协副主席陈天裁曾作过深情地回忆。
1969年，均县国庆二十周年展览在文化部均县“五七”干校举办。一天，干校墙上贴着用报纸写的“决心书”，大意是“要当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员，不当老、弱、病、残的休养员”之类，在众多的署名中，陈天裁意外地发现了李可染、滑田友、陈叔亮、许幸之等人的名字。陈天裁酷爱美术，于是便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接近李可染，终于如愿以偿。
李可染当时住平房，有卧室。客厅即画室，陈设简陋。一张画案上铺有毡布，但已尘封，一个抽屉柜上还标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字样，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像。在李可染看过陈天裁的山水画后说道：很多外国人不理解中国画的用色为什么那样简单，而画面效果却极为丰富，岂不知全在用墨上做文章。因为墨的浓淡、干湿变化，颜色一罩，看起来就丰富了。李可染还拿出郭沫若赠给他“海上升明月，天涯逢故人”的对联让陈天裁看，他并诙谐地说，中国大文豪也写错字。你看，“染”字，他就多写了一点。还有一次，干校要开批判会，李可染写标语，陈天裁在一旁给他帮忙。当写到“念念不忘……”一条时，居然几次掉字，终无完笔。陈天裁只好用铅笔把字先标上，这才免于掉字。1970年夏季的一天，当陈天裁正在文化局大院与同事谈话时，其妻走过来对他说，有两个老先生要见他。回家一看，没想到是李可染和滑田友。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李可染的一个女儿下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队上要她办墙报，于是她就写信向父亲要颜料。这样，李可染就拿了一堆锡管国画颜料，还有小瓶广告颜料抱到邮局寄，邮局要他包装好方可，这就为难了李可染。无奈中，他就找到陈天裁帮忙，钉了一个小木盒，由陈天裁从邮局寄出。
还有一次，陈天裁到李可染住处，只见画案上已完成了一幅有关韶山的画，画幅不大。李可染说，受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饭店要换一批画，我就画了这幅韶山冲，我的画案就这么大，也只能画成这样了。
陈天裁见李可染老师最后一次，是在李可染要离开均县之前。当他和翁文德走进李可染的房门时，只见桌上堆满了东西。李可染说，北京方面要抽他回北京画画，也没说好长时间，棉衣带不带？我也拿不定主意。在李可染的心目中，他的家好像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丹江口，到北京好像只是出一趟差。
在回忆了李可染之后，陈天裁还谈到了许幸之、滑田友。
许幸之，中国三十年代的电影导演，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美术史论家。他曾主持过鲁迅先生生前的报告会。谈及美术，许幸之总是滔滔不绝。记得均县文化馆搞美术展览，许幸之送两幅油画参展，后来有人说不该展出他的作品，理由是他的画是学美国某某的。有位业余油画爱好者曾单独拜访许幸之，回来后却说，许幸之有话，以后找他最好是写个介绍信，通过军代表为好。否则会给他带来不便。从此，陈天裁他们再也没到过许幸之住处。但是，有一天他们却意外地接到许幸之的邀请，他和陈尚海一起来到许幸之住处。许幸之和妻子摆上了糖果招待他们，并一再向他们表示歉意。说只因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允许，请多多谅解。许幸之离开均县时，陈天裁他们送他上火车。在告别时，许幸之深有感慨地说，我们来这里，本没有想到还能回北京。他还指着火葬场的烟囱说，那就是我们的归宿。
滑田友，雕塑家，曾赴法国留学。人民英雄纪念碑群雕之一的《五四运动》就是他的作品。在均县“五七”干校期间，他的住处仍摆放着雕塑工作台。工作台上有一幅毛泽东的塑像，墙上有一幅他与吴作人在法国展览大厅的合影。滑田友说，以前塑的毛主席像，都是比较严肃的，我这尊是表现毛主席笑容的。他曾和李可染一起到过丹江口工程展览馆，当他们看到大厅四壁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时，不由一齐感叹道：啊，伟大！伟大！
我不是“文化金矿”的开采者，我只是个散金碎玉的拾遗者。文化部均县“五七”干校接受的“被改造对象”很多，但尚能搜集记下的名字有限，留有轶事的更是凤毛麟角。值得庆幸的是，这批德高望重而又造诣宏深的学者、专家，在古稀之年都得以枯木逢春，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不幸之万幸的大好事。
为存史，为崇文，故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