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林比和他打了声招呼，不过飞行员起初并没应声。杜兰特会说一点西班牙语，而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索马里人一样，菲林比懂意大利语。这两种语言多少有些相似，两人就这么勉强应付着交谈。经过一段时间的独处，他们先尝试着和对方说了几句，为此次有限的对话建立起了一定的基础。随后杜兰特抱怨起他的伤来。尽管在前一处关押的地方有医生来帮他处理过，可伤口还是感染了，越来越肿大，钻心的疼。菲林比只得阴沉着脸又帮他简单清洗了一下，重新包扎了伤口。他传出消息说，杜兰特需要医生。
10月4日星期一的晚上，杜兰特和菲林比都听到有美军直升机飞过头顶，同时用广播大声喊着：
“迈克·杜兰特，我们不会扔下你的。”
“迈克·杜兰特，我们一直在你身边。”
“不要以为我们抛弃了你，迈克。”
“他们在说什么？”菲林比问道。
杜兰特回答说他的朋友们很担心他，正在四处找他。
“我们对你那么好，”这位看守说道，“不虐待俘虏是索马里人一贯的传统。”
透过自己被打肿了的脸，杜兰特对他笑了笑。
星期一下午，新泽西州，长谷。对于下士杰米·史密斯的父亲吉姆·史密斯来说，这天他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正当他坐在自己工作的银行会议室里开会时，老板的妻子推门走进来打断了他们。
她说了句抱歉，接着转身找到了史密斯。
“我刚接到卡萝尔的电话，”她说，“赶快给家里回个电话。”
很明显，史密斯的妻子卡萝尔遇到了什么急事。一般开会时他们从不接电话，于是卡萝尔找到了老板家里的号码，想尽快联系上丈夫。
史密斯在旁边一间办公室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怎么了？”他问。
妻子接下来的话让他永生难忘。
“家里来了两位军官。杰米死了。你快回来吧。”
等他打开家里的门，卡萝尔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是不是他们搞错了，吉姆。也许杰米只是下落不明。”
可史密斯知道不会的。他曾在越战时担任过游骑兵上尉军官，还在战斗中丢了一条腿。他知道在游骑兵这样作风严谨的部队里，没有找到尸体是不会轻易下阵亡通知单的。
“不会的，”他平静地告诉妻子，试图让她明白。“如果他们说他牺牲了，那一定是确认了。”
数小时后，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们陆陆续续地赶来了。等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家中所有直系亲属后，史密斯走出房门，来到前院回答等候在那里的记者们的问题。
他对这些人的态度和他们所提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感到厌恶。他感觉怎样？他们觉得他能感觉怎样？他告诉他们自己为儿子感到骄傲，但同时也悲恸欲绝。他认为儿子是否接受了适当的训练和领导？是的，儿子训练出色，领导指挥有方。谁该为此负责？他能说什么：美国陆军？索马里？他自己？因为毕竟他曾鼓励过儿子成为游骑兵的志向？还是上帝？
史密斯只得说，他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的还不够详细，不知道该为此责备谁，既然儿子是一名士兵，他应该为国尽忠。
两天后，一封电报寄到了家里，上面的语言措辞生硬，最下方落款处是一个史密斯根本不认识的中校签名。这封电报在史密斯心里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还没来得及读，但他已经能猜出其中的内容了。他感觉自己此时和所有曾在战争中失去了挚爱亲朋的人们一样，正置身于一场和战争历史同样悠久的古老悲伤仪式之中：
本人谨代表陆军部长借此向您表达深痛的哀悼，您的儿子，詹姆斯·E·史密斯于公元一九九三年十月三日，在索马里摩加迪沙壮烈牺牲。如有任何不明之处，请询问协助您处理善后事宜的伤亡助理军官。请接受我对失去亲人的您最深切的慰问。
同样在周一早晨，斯蒂芬妮·舒加特也收到了丈夫的消息。自从听说“有个人”阵亡了之后，她便担心得整夜无法入睡。在焦急等待更确切的消息空当，她给老板打去电话，说家里出了大事，恐怕没法上班了。而布拉格堡的许多家庭也都一样，整天紧张地守在家里。至少有一家肯定要承受这种不幸的打击。
斯蒂芬妮的老板知道兰迪是名军人，据说有时候还要执行危险任务。所以接到电话，听说斯蒂芬妮要呆在家中无法上班，便立即意识到不对劲，于是马上驱车赶到舒加特的住处。
两个女人边喝咖啡边盯着电视看美国有线电视台。自从电视上播出了第一篇有关摩加迪沙情况的报道后，斯蒂芬妮便陷入了焦虑不安的痛苦中。正当她和老板说着话时，两个身影出现在了门外。
斯蒂芬妮打开门，见是丈夫部队里的两个同僚。其中一个还是关系不错的朋友。这一刻终于来了。他死了。
“兰迪在行动中下落不明。”他说。
这一消息比她预想中的要好得多。斯蒂芬妮坚定地告诉自己不要绝望。兰迪会没事的。他是最优秀的战士。在斯蒂芬妮的头脑里，索马里还只是一片丛林。她想象着丈夫此刻正藏身于某处空旷地，发信号向直升机求救。当那个朋友告诉她兰迪是和加里·高登一起投入的战斗时，她又感觉好了些。他们一定是藏在了什么地方。假如说有人能活着从那种环境中逃离的话，那一定非他俩莫属。
之后的几天，各方消息纷至沓来。可无一例外都是坏的。许多家都听说了厄尔·菲尔莫尔和“灰熊”马丁的死讯。随后电视上还出现了一名美军阵亡士兵被拖着游街的恐怖画面。再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加里的尸体已经被找到了。斯蒂芬妮陷入了绝望。然而，当证实杜兰特还活着而且被俘后，她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肯定也抓住了兰迪。他们只是没拍他的镜头。她每天不停地祈祷。开始时，她祈祷兰迪还活着，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希望逐渐变得渺茫，她转而祈求兰迪不在遭受折磨，就算他死了，也是痛快走的。在接下来的一周，她参加了好几场葬礼。她和其他几位军嫂坐在一起，悲伤欲绝。最后，除舒加特外，所有曾被宣告下落不明的战士都得到了确认。无一人生还，而且尸体毁伤严重。
斯蒂芬妮叫来了父亲陪着她。朋友们也轮流过来照顾她。就这样过了几天，噩耗终于传来了。
当她看到一辆载着军官和牧师的汽车停到了自家门口时，她顿时明白了一切。
“他们来了，爸爸。”她说。
“索马里方面归还了一具尸体，经确认，证实是兰迪。”其中一位军官说。
“你肯定？”她问。
“是的，”他答道，“我们肯定。”
她不敢去看兰迪的遗体——而且，身为一名护士，斯蒂芬妮能够想象得出那副惨状。于是她找了个朋友代她去了特拉华州的多佛，尸体被运回后停放在那里。朋友回来后，她问道，“你能认出是他吗？”
他悲伤地摇着头。那尸体早已面目全非。
迪安娜·乔伊斯此前还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周五晚上，也就是事发前两晚，卡萨所在连里所有的军嫂们在本宁堡驻地一名中尉的家里抽个签，决定她们和自己丈夫通电话的先后次序。自从夏天早些时候部队奔赴布莱斯堡训练以来，这些妻子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着自己的丈夫了。最后经过抽签，其中的十八个人在周六晚上就能和丈夫通电话，还有十八个人被安排在了周日晚，另有两人则要等到下周一。而迪安娜就是那两人中的一个。可正当她准备离开，另一位妻子走上前来说想和她调换一下，于是她在周六晚便和卡萨通了电话。可谁知那天之后，所有安排在周日和周一的电话都被取消了。
卡萨的笑容里总是蕴含着这样的好运气。他们是在德克萨斯的一家商场认识的。迪安娜当时是“淑女装”，一家服装连锁商店的导购员。那天正巧有个熟人来和她打听一个女孩的一些事，顺便将她介绍给了卡萨。两人于是便寒暄了两句。
“嘿。”
“你好！”
仅此而已。不过，她后来得知，卡萨刚一走出店门，就和朋友讲，“我想娶她。”
后来两人开始约会。为了能和迪安娜上同一所学校，卡萨还特地从德克萨斯大学转到了北德克萨斯大学。卡萨学的是新闻专业，可他并不喜欢上学，成绩也不太好，直到1990年的一天，他告诉迪安娜自己打算放弃学业去当兵。或者说，他是在征求她的意见。迪安娜对他说：“做你想做的。”就这样，卡萨先是通过了基础训练，接着又进了空降兵学院，在那里，他找人给自己在右肩后背文上了一幅拳头大小的可怕图案。他本来文的是个罗威纳犬，可那看起来更像是只野猫，头上还戴着顶空降兵部队的栗色贝雷帽。毕业后，他决定继续接受游骑兵训练。
卡萨的父亲是名退役中校，但他却从没获得过一枚游骑兵徽章，这让卡萨下定决心要通过训练。可那并不容易。他和好兄弟多米尼克·皮拉曾一起打过退堂鼓——在给迪安娜打电话时，卡萨还问，假如自己半途而废，她会不会瞧不起他，电话那头的她回答说当然不会——但最后卡萨和多米长聊过后，两人都决定留了下来并坚持到了最后。成为一名光荣的游骑兵后，卡萨回到了家，心里还盘算着想把文身上的栗色贝雷帽染成代表游骑兵的黑色。1991年5月25日这天，卡萨和迪安娜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周六那晚，电话一接通，迪安娜便止不住地哭了起来，引得那边的卡萨也是唏嘘不已。两人对着话筒不约而同地抽泣着，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和爱意。她是那么的盼望丈夫回家。
周日，那些军嫂再次被邀请到了中尉家中，到了才得知部队已经投入了战斗。所有人，甚至包括厨师都已披挂上阵。她们顿时慌成一片，唯独迪安娜还觉得有些幸运。那些有经验的妻子解释说，受伤人员的家中很快就会接到电话，而对于阵亡人员，会有专人上门通知的。那晚，迪安娜一直躺在床上睡不着，反复想着他们说的话。
第二天早上6点半，一阵敲门声。迪安娜披上件长袍，赶紧跑下了楼。他死了。卡萨死了。她打开门，可门口站的不是士兵，而是隔壁的两个孩子。
“我们的外祖父昨晚去世了，一家人都得过去，请问你能不能帮我们照看一下家里的狗？”
迪安娜穿好衣服往隔壁走，一路上，她不停咒骂自己怎么会有如此可怕恐怖的想法。她怎么能往那方面想？到了邻居家，她记下了照料那只狗的注意事项，还安慰了一下刚刚失去父亲的朋友，这时，她听到在场的另一个邻居讲，听说共有11名游骑兵在索马里丧生。
迪安娜回到家后，见电话留言机上有一条消息，是卡萨的父亲拉里·乔伊斯，让她给回个电话。拉里知道，如果有事情发生，迪安娜将会是第一个知道的，于是在看过电视上的报道后赶紧打来电话询问。迪安娜回拨了过去。
“克林顿总统在电视上公开向死者家属表达了哀悼，”她公公说道。总统用的词是“不幸损失”，还说决心继续支持此项任务。
迪安娜说她还没收到任何消息。他们都觉得这也许能算是个好消息。可正当她准备再打个电话时，下面又传来了敲门声。
她再次快步走下楼梯，估计是邻居的孩子又来叮嘱几句照顾狗的注意事项，但这次却是三个穿着军装的人。
“请问是迪安娜吗？”一个人问。
“不，不是。”她说着就要关门。
这些人轻轻推住了门。
“您是乔伊斯太太吗？”
在第一周的震惊与悲伤之余，迪安娜偶尔还总能感受到卡萨的丝丝爱意。比如，在此次致命任务前他曾写给她的信。迪安娜知道，在索马里的经历深深撼动了卡萨，在他离开的那几个月里，这个男人还一直念念不忘两人相处时的一些小磕磕绊绊。
“我是如此想你，”信中说，然而此刻两人却已阴阳相隔。“也许我曾对你说过一千遍了，可我还是想让你感到不同，我知道你能感受得到。我是那么爱你！爱到倾尽全力来诉说。我渴望也能得到你全心全意的爱。我明白你已经尽力做了一切，可我还是迫切想向你证明，我值得那份爱。假如你懂我，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我不打算回家，变成一个游手好闲的讨厌鬼，我只想做真实的我。我会让你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此志永生不忘。真想让你知道，我想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希望你能明白这一切，因为我无法独自实现这些梦想。我知道很多时候是我不好，可我会改。我想祈祷我们幸福一生。此时不管怎么说都无法表达我爱你的心，但我会一步步慢慢努力。也许直到我回了家，才能实践以上的承诺……等你看到这封信时，说不定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或者就要动身回去了。”
在被监禁了几天后，杜兰特最初害怕被处决或遭人折磨的恐惧渐渐退去。自从坠机那天被愤怒的暴民包围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被索马里民众发现。菲林比眼下也有着同样的担心。
这位宣传部长慢慢对杜兰特产生了好感。这是杜兰特努力的结果，也多亏了他以前受过的生存训练。他尽量处处保持礼貌，虚心学会了用索马里语说“请”和“谢谢”。整整一周了，无论白天黑夜，两人都呆在一起，共处于这样一间小小的公寓里。前门外还有一个小阳台，这让杜兰特想起了美国的汽车旅馆。
这间房子的女房东坚持要以索马里的待客之道为这名飞行员好好做上一顿特别的饭菜。这天，她特地杀了一只羊，烹饪了一顿羊肉和意大利面大餐。饭菜很可口，也很丰盛。杜兰特心想，自己碗里盛的羊肉和骨头足够养活五个人了。可谁知第二天，他和看守便开始拉肚子。菲林比只得帮着无法起身的杜兰特端屎接尿，这让两个大男人都感觉又别扭又尴尬。
菲林比一直努力想让这个飞行员的情绪积极些。
“你想要什么？”他整天问。
“我想要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想听收音机吗？”
“当然，”杜兰特答道，没多久，他就真的得到了一部小黑色收音机，只是音量太小，每次都要举到耳边才能听清。这台收音机几乎成了他的生命线。有了它，杜兰特就能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电台，里面还讲到了他被俘的事。对他来说，能听到自己世界那边的英语，这感觉简直太美妙了。
几天后，因为前些天闹肚子的缘故，两人又开始肠胃气胀，一个劲地对着放屁，惹得彼此哈哈大笑。房间里的气氛终于轻松了些。杜兰特的伤腿上了夹板，可还是又肿又疼，只能白天黑夜都躺在那张小床上。有时候，大家会一声不响地呆上几个小时。有时候，他和菲林比也会聊聊天。他俩自创的“意大利西班牙语”也渐渐熟络起来。
杜兰特问菲林比有多少个妻子。
“四个”。
“那有几个孩子？”
菲林比撒了个谎。
“二十七个。”他说。
“你拿什么养活那么多人？”这名飞行员问。
“我是个商人，”菲林比说，“以前开过一家面粉加工厂。”这倒是真的。他还说，自己有几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索马里，偶尔也会寄钱回来。实际上，菲林比有九个孩子。
杜兰特告诉他，自己只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