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来，我或者以一骑牧人之身，或者以一名考古队员之职，一直在中国大陆北方仿徨。后来久了才发觉自己有着一种观点；也许是大陆北方养育造成的一种脾性或烙印吧我极度地要求一切外来人：首先要尊重这片大地的心情，然后才能进人。
草原、黄土高原、戈壁和沙漠都是沉默不语的。也许它们需要我代它们发言。
听说日本学者趁蒙古人民共和国沧桑巨变青黄不接之机，动员巨额坚挺的日元，与蒙古官方协议，要勘查成吉思汗陵寝当然若找到了，发掘问题即将摆上桌面。
我听说后，一连几天，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给我青春的乌珠穆沁草原。我那永远无言的额吉（母亲蒙语），若听说了，一定依然是无言的。
而我觉得这消息郁塞胸间，使我不安。
世界从来如此，权与钱谈判，决定了一切。至于百姓的心情，是无关紧要的。
这就是学术吗？
事情既然以学术为名，我也从学术开始。
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残后，葬在哪里呢？通常有两说：一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的草原之间，一指中国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地。
在《元史》中，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们的埋葬处，被写成“起辈谷”三字一代代学者们推敲之后，拟音为Keluren谷，即元代汉译中的“怯绿涟”河。今天多用汉字“克鲁伦”音译那是一条名河，河谷辽阔，地表上并没有封土（即“爆”）或其他陵寝遗痕。
认为成吉思汗葬在宁夏南部（陇东）六盘山者，主要据那位大英雄碎死于对西夏国战争之中可能虚张声势作向漠北送葬状，其实已经就地埋了。
不知道是否日本学者已经与中国政府谈判过，双管齐下，同时也向中国回民聚居的六盘山一带调查。
其实，我本人还可以编个游戏，再指一条并非不可能的路；以供当代富翁学者参考：清代蒙文史料《黄金史纲》讲成吉思汗葬地，音为“柴麻”，另外又有不少资料提及成吉思汗丧事与“萨里川”有关那么或者可以推理“萨里川”即“萨里畏吾儿”即历史上的“黄头回”居地河西走廊之某地；若问说通，则河西大走廊尽头、甘肃西头倒是有一片神秘的山地，纽名恰好叫做“昌马山”有谁能说Chima与“昌马”其音不谐？虽作戏笔，也许在方法论上并没有与学者们相悖。
真正的成吉思汗葬地，若是动员本地人寻找，是一定可以扛到的。至今尚未发现成陵，是因为学者们没有把功夫练就无论是在对牧人心情的尊重上，或是在因地制宜的田野考古技术上。
说到这里，我又联想起一些趣事：
若是在万顷牧草中丢了一件东西，可以用羊群来找。6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牧羊人时，曾经多次用这个办法。有时摘下眼镜，上马刚走开几步，就再也找不到了后来学会了用羊群让羊群自由自在地吃着草，散成一线，朝丢失了眼镜的那片草走去。突然间，羊群在一个点上惊炸四散，挤命逃开盯住那个点，纵马路过去，眼镜就在那里。
羊群对于草原上任何异样的东西比如骨头、怪石、木头、皮鞭，都很敏感。我们不止一人、不只一次地用这个“羊群梳草法”找回过鞭子、书、套马竿等东西。
成吉思汗陵寝即使不起封土，也一定多少有留在地表的痕迹如果“起辈谷”确是草原植被，那么至少应当有用羊群“梳”一遍的本领。这需要每个考古队员都应当有一点牧人味儿。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没有世世代代生息于斯的人不知道的事。这是一条定理。以前我当牧羊人时，从来没有留心我生活4年之久的汗乌拉有什么考古学溃址。后来，从北京大学老古学系（当时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又几年来到新疆考古；有一年回到汗乌拉，便问我的蒙古哥哥阿洛华，间队里有没有什么坟呀，古物的。
结果令人吃惊：次日阿洛华哥哥领我去了年年驻夏的泰莱姆（我有4个夏天在那儿度过），泰莱姆山坡上有一串串几排链式古墓，在新疆我们称为乌孙或塞种墓。它们应当与斯基泰文化、汉代西域之乌孙国关系密切那是我见过的亚洲最靠东部的这种古墓。
第三天我们又发现了突厥石人雕像，按照以前大学里和考古队里的常识，这种突厥石人很难在乌珠穆沁东头发现。
考古学教科书就这样在两天之间过时了。然而我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从那两天之后，才刚刚开始。
我敢说：在确实埋葬着成吉思汗的那个地方，正生活着像阿洛华哥哥那样的人。他们不写书甚至不读书，但是他们熟知比书本更精确的细节。关键在于，学者们从来没有住进他们的泥屋或毡房，从来没有真正平等地以他们为师。也许还可以容忍我更尖锐的、但我自认为是更原初的质问：学者和学术难道就是如此吗？研究难道是一种新的歧视吗？
尚有其三，在沉睡安息的成吉思汗陵被惊扰之前还有一些话该说。
无论起辈谷或成吉思汗陵在蒙古草原还是在六盘山那里都是一种宗教性很强的地域。
人人都知道藏族人的神鸟天葬，但很少有人知道蒙古人的葬法。至少在乌珠穆沁牧区，蒙古牧人对于埋葬，多少是有些忌讳的。对于这种葬法，我为了尊重，从来在作品中回避描写。比如拙作《黑骏马》中，主人公只是说：“自古以来，畜群从不来这儿吃草，人家也不靠近这儿居住。”这就是蒙古牧人（或一部分）的天葬地。我从未进人过汗乌拉的天葬地；不进人，不言及都是草原上无文的法律。为的是对逝者尊重，为的是遵循一种道德。
人们也对六盘山周边的住民回民的葬俗更生疏。我出身于回族，近年来一连6年参与着六盘山区哲合忍耶派回族的事业。在六盘山周边，处处都有回族伊斯兰教的圣徒墓。穷苦的回民们洗过宗教的沐浴之后，虔诚地到那些圣墓上诵经悼念。我多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有时，随着一些年长的老人行走；路过一片坟园，老人捧起两掌，为死者接“都哇尔”（祈愿）；我注意到那是汉族墓，便问：“那不是回民啊。”老人对我说：要为众亡人举念！
举念，这是一个不易解释的词汇。它很深沉，含意尽在两字之中。
这样，我想我可以结束这篇文章了。
蒙古草原由于它承载的文化的游牧性质，用一句考古学行话：草原上很难形成文化层堆积。连续两千余年的北亚游牧文化，并没有如数地留存至今。我不能说，游牧的蒙古人只有成吉思汗陵这一处国宝；但是，成吉思汗陵确是蒙古人和北亚游牧民族拥有的最贵重的遗产若是匆匆挖了它，那么后世的蒙古孩子就用不着学习考古学了。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也许是我们中国文人的固癖。但是对于蒙古高原的那万顷牧草来说，我并不是一名第三者。我在那片草海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而且从那里获得了后日学术和文学的基础。听说了日本向成吉思汗陵伸手的消息之后，我无法安宁。我感到那茫茫青草在向我摇曳，我感到无言的牧人们正在凝视着我。明知日本富翁背后一定有数不清的蒙古人和中国人志愿当买办，我仍然决心再三挑起这个话题。
成吉思汗陵寝应当由蒙古牧民的子弟自己去决定发掘与否。如果连这样的事情也由有钱人说了算，那么人文科学便再无人道可言。
50年前，日本学者们在皇军的威风下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活动；50年后，日本学者们又在日元的威风下卷土重来了。一介书生之美，清贫文章之美，难道已毫无价值了吗？
我相信，未来的某位蒙古学者他曾经是一个牧羊小孩会站出来为我作证；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学者的重要道德。
我没有钱，但我有笔，这就足够了。
我能够坦然地迎接草原神明的凝视了。
“在考古队的铁铲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更高的道德呢？”诚然，学术无国界，出于好奇心而探寻历史人物的墓葬之谜无可厚非但是，一些中外人士对成吉思汗陵的的争相发掘，并非出于科学研究的动力，而是为了探寻宝藏等其他东西。
当现实利益与考古学的伦理法则发生冲突时，所有的人都应当三思而行。任何一位学者，都有责任守卫社会良知和道德的底线。
以一颗污浊的心灵，怎么能靠近成吉思汗这位一代天骄呢？对于历史伟人，唯有怀着度诚、真挚的尊重感，才能深刻地读懂他与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