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者，天才之事业也。我们河北鳌县梁家庄不过是个只有百多户人家的荒僻小村；而黄胃在我们老梁弟兄行中，又是比较幼小的，却从童稚时就显示出这种艺术才能他写大仿，常是中途辍笔，竟然画开了画儿。祖父是戏班会头，而戏班就在外院，所以黄胃那时也常画“戏子人”。他现在画的人物婀娜多姿，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黄胃八岁随母亲离开了出生他的冀中平原，浪迹在古关中地区。“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是古人所谓云树之思，友朋间的怀念。黄宵远在渭水之滨；我转战于冀中，却没有到过江东，但这种云树之思却常牵动我的感情。近年来，我们身居京、津两地，相距咫尺，这种感情仍然有增无已。
黄胃一去就是二十余载。五十年代初，一位老朋友，名记者方明对我说，北京有一个画家黄胃，听说话也是你们“大百尺（村名）”那里的口音。对于“黄宵”其名，我当然不陌生。他的新疆风情画我看了不少，那种运用中国水墨画的精湛笔法，流动、酣畅的线条，大胆、瑰丽的设色，新奇的构图，所描绘的草原牧民生活和歌舞人物，绝非等闲之画家所可望项背者，我当然印象难忘。究竟故乡谁能成为此大画家？想来想去，便想到可能是那个小兄弟“老傻”，因为只有他孜孜于习画，而他大哥也善挥洒丹青。彼时，拙作长篇小说《红旗谱》已一再刊行，出版社拟再印豪华本送瑞典做书展之用。编辑询问我，请谁绘制插图为宜，我就说北京有个画家黄胃，艺事精妙，听说是我们老乡，可能熟悉书中所写的风土人情。当时，黄宵未答应作插画，但他给北京和平画店打电话，说想见我一面。我便请画店转告也有此愿。我们终于见了面黄宵一露面，我就看出来了，不禁脱口而出：“是老傻夕！”吾弟虽长别二十余年，说话仍不失乡音，叙述往事，倍为亲切。我到他家见了黄宵母亲我的老婶子，一家子人同去吃了一顿饭，十分高兴。
我憨厚而又聪明的小兄弟，能成就如此大的事业，全在于他的勤奋。为了画好《红旗谱》插图，他重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同亲人、老乡促膝相谈，重温了童年生活之梦所以，黄宵为小说所绘插图，生活气息浓厚，形象地再现了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那又富庶又贫穷的土地。他笔下的人物是家乡的人物，笔下事物是家乡的事物，完全是小说生活的补充，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小说中的人物春兰那幅画，在俏丽的外形下洋溢着冀中儿女的淳朴感情和青春气息，与其说它是从属于小说的插图，毋宁说是卓越的肖像描写，这真使拙作增添光彩。有意思的是，我的《红旗谱》在“文革”中受批判，黄胄也被株连，单是春兰这张成功之作，就批了一百二十场！
黄胃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曾经千辛万苦深人生活。他的驴子何以描绘得那样栩栩如生，憨态可掬？据他说，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乡时，居室隔壁就是“打掌铺”（削蹄钉的）掌，小驴或则奋蹄摇尾，或者喷鼻长啸，或则倒地翻滚，他都一笔一笔而记之。在长期的生活与观察中，才创作出百态千姿的驴。前人绘驴，每以“骑驴过小桥，独语梅花瘦”，或“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人剑门”的清隽冷瘦意境为尚，黄宵画驴却着力描绘这种动物与民间生活的联系，渲染驴子的稚憨神态这一农家蠢物竟也登上大雅之堂，是我国传统绘画创作领域的一大扩展。
清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深入生活即师造化，创新即不落俗套，学习传统技巧即继承古法，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在北京，在我们几十年互相来往中，只见他一时猛攻画鸡，一时猛攻画马，一时猛画鸡雏，一时又见他猛攻骆驼。有一次，我见他房里挂着一张铅笔画，上题：用铅笔也可画“八大夕”他临宋、元、明、清作品，临任伯年，画竹，画草，画棕树，画荷花，一个个攻关，又一个个转化为自己的笔墨。现在他画墨驼已经达到升华的境地。
自从我与黄胄兄弟重逢，相知数十年，感到吾弟的确永为燕赵之人。他收人颇丰，但不喜金钱，“文革”中群众冻结他的存款，发现仅有人民币三十二元。他在友朋间慷慨仗义，不拘小节，不失燕赵男儿之风。
在大千世界中，黄胃捕捉人世间之美，创作颇丰，作品已为海内外人士所熟知。他遵中国领导之嘱，1978年为日本国裕仁天皇绘制了《百驴图》，1984年为美国总统里根绘制了《松鹰图》，受到日、美人士的赞赏。现在一些人士已把黄胃画驴，与徐悲鸿先生画马，齐白石老人画虾，比之为我国近代画坛“三绝”。
艺无止境。我作如上说，绝非对自家弟兄故作渲染，而是表示我勉力向他学习的寸心，并互勉作更高的攀登。
“心之所至，无往不成。”这是一切伟大成就诞生的秘密。
从五十年代的《苹果花开的时候》、《洪荒风雪》、《赶集》，到七八十年代的《百驴图》、《风雪夜归人》、《送粮人》，透过这些栩栩如生的画作，我们可以感受到黄宵先生刻苦勤奋、深入生活、善于创新的艺术品质与素养。
“如果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战火不够近。”这句摄影业的经典格言，同样适用于绘画等艺术事业。一个艺术家，唯有历经千辛万苦、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