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团结湖站的人群中，高郁昂首前行。我扯下口罩喊她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她却在嘈杂声中越走越远。我撞开人群，冲出站口，奔跑在大街上。我望着眼前的这座城市，觉得自己的一生从没这么累过，有些东西，我注定不会得到，即使得到，也不过是一场欺骗。
年底，牛城，高磊再次召集众人吃饭。为庆祝同学会成立五周年，也为了庆祝自己升职，他搞出空前的规模。席间我见到了所有叫得出名字的老同学，以及风月场所打过交道的部分小官商，他们像当初那样举起酒杯高呼我的名字，我回敬他们一张熟悉的笑脸。
高磊很快喝大了，搂着我站起来，大声对几张桌子的人说：“我兄弟，郭小羽，北京传媒界的精英，当年牛城的美术圈你们打听去，有谁不认识他，我告诉你们，他有出息，有……出息！将来肯定混得比你们这些人强，哈哈哈哈。”
那天，我也喝大了，当着十几个男女的面，站在椅子上背诵拜伦的诗歌。我突然发觉自己背错了，欲收之际，停在半空，周围一片叫好，我浪笑着爬下来，周围继续叫好，我一头撞向门旁的墙壁，哇的一声吐出血块，周围一片哗然。
寒风中，高磊把我架到路边，伸手拦截路过的出租车，没一个司机敢停下来，高磊抻着脖子，用最粗俗的脏话咒骂他们，司机边加大油门开车，边按下玻璃窗回骂。我奄奄一息，哈喇子垂地，默默享受路人的注视与嘲讽，像个泥泞中的婴儿，像个深受屈辱的败类，像个注定一辈子被人忽略的小人物。
新年过后，我清空电话簿，不再理会任何一个来自牛城的号码。高磊觉察到什么，在网上给我留言，我搪塞性地回复，直到他心灰意冷。他找到明明，不忿地说：“你告诉小羽，不管他怎么看我，我都永远把他当哥们儿，而且你们记住，我高磊永远是咱们东大街画班里混得最成功的一个。”掏心窝子说，这话让我很感动，它至少证明了高磊对我是真诚的，而我无法做到对他真诚，我没有他那种同时驾驭真诚与虚伪的能力。
我三年没有见他。三年间，他偶尔会在网上跟我说几句话，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生活问候，再不涉及人伦、地位、金钱等话题。三年间，我对自己进行了颠覆，换工作，换住处，留长发，穿马丁靴，重新做起那个动人的文艺青年。
有人说，二十岁至三十岁的男人，是看不透的男人，意思是这十年是男人成长的黄金期，所谓“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几乎每一场变故都会影响他们的三观。这也是最容易始乱终弃的年纪，当一个人拥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必然开始向往人格的独立，这就像穷人吃饱饭后大都叩谢体制，而富起来的人们更贪图自由与权力。同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高磊与我和明明的人生观反差巨大，这种反差的根源在于出身，更在于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不同理解。在都市中，我和明明早已摒弃了父辈们的思考方式，高磊却是坚守原地的父辈文化的继承者，作为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僚代表，仕途经济主导了他的一生，他的天赋、价值乃至于理想都莫过于此。我常常在想，高磊的气质也许更符合这个国度过去的某个时代，那时候，政治是男人最终极的事业，权力是男人最性感的标志，商人是政客的管家，艺术是娱乐的工具，就连女人也不过是延续血脉、照顾家人的雌性机器，所以他应该永远不会明白妹妹的叛逆、明明的成见以及我对他一次又一次的唏嘘感叹。
高磊结婚，我没有回去见他，只是寄了份礼物。他在电话里说：“北京的都通知了，不知道谁能回来，你见到明明他们，记得再帮我问问。”我说：“你挑的日子正好是北京传媒界、广告界最忙的时候，电视台跟门户网站的招标会一年就这么一次，各公司都恨不得加班加点，所以你还是别太报什么希望。”他说：“小羽，你以前说得没错，咱们这代人，总有分道扬镳的一天，现在这个样子，算很正常吧。”我说：“你也别这么说，大伙儿都还是朋友，只是暂时走的路不太一样。不光是你，现在跟我联系的老同学也越来越少了，不过我相信总会有再聚的那天。”他说：“行吧，就这么说定了，你记着帮我再问问。”
老同学没人表示要回牛城参加高磊的婚礼，他们的借口和我差不多，都是一个“忙”字。我甚至怀疑这些人对于我的通知心存埋怨，袁胖子明显不怀好意地说：“你去不去？”我说：“不去，我们公司招标会项目是我负责的。”“哈，你去招标会，那我们就闲着吗？”袁胖子扭过身说，“大伙儿评评理，嘿，这算不算不正当竞争？”办公室其他人跟着袁胖子笑起来，我背起包说：“我也只是替高磊问一声，没指望你们回去，招标会上见吧，各位。”
“你和高磊一直有联系，对吧？”袁胖子在我背后问道。我停下来望着脚下的地板。袁胖子继续问：“他现在在那边一个月拿多少钱？不会还是四千块吧？国家不是说要高薪养廉吗？”办公室里再次哄笑起来。
轰隆一声闷响，十九楼的电梯开始下沉，我的心也同时寒到了极点。高磊真的落伍了，如今的他，早已不是扑克牌上的那个大王，他不过是个靠薪俸汲汲于生的地方小吏。明明说过，大城市的人普遍拥有着“大城”心态，说白了就是一种地理上的优越感，随着环境的变化、资本的积累，即便是外来者也会渐渐不齿自己的出身。他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尽管这种进步的后果很可能是在无根中渐渐迷失，但就算迷失，也不会再有人怀念过去。怀念过去，只意味着今天的无为和对未来的胆怯。
所以我没资格去指责袁胖子和他身旁的人，因为我和他们一样，都是无情的人，我曾经无情，现在依然无情。
后来的事情，是在京工作的女同学告诉我的，当时我坐在办公室，脑袋嗡嗡响，当即拨通警察的电话，以确认消息的真实性。警察一听高磊的名字，立刻义愤填膺地破口大骂：“这种丢人的事，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行政机关的干部勾结黑商强买强占，实在可耻。他是没带头，可他早就知道这个事不对劲，还上赶着掺和进去，涉案黑商有一半是他辖区的人，你说他是不是无辜的？”
明明早我一步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与警察不同，他带着一丝老同学式的主观，说：“高磊确实犯了罪，但不一定是故意的，大家认识他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见他冒失过？这么大的案子，把他卷进去，他不是受骗就是迫不得已，主犯是他的上司和几个开发商，现在调查结果也没说他从这个项目中拿了什么钱。”明明递给我打火机，坐回座位接着说：“他其实完全没必要这样，不过是爱个面子，被开除公职后，不愿去做污点证人，也不想接受调查。你想啊，他风光惯了，一下栽这么大的跟头，换谁谁受得了？加上爱喝酒，一时就想不开了。这下好了，他爸有病，老婆又刚怀上孩子，家里全靠他撑着，以后怎么办？”
明明不同意回牛城探望，说：“案子还没扯清，纪委的人还在他家里，你去干什么，找事吗？”我说：“我们又不是他们系统内的人，也没犯过法，去看看朋友都不行吗？这也有人管？”明明说：“现在那边乱哄哄的，都在出卖别人保自己，你别忘了，你和他们单位的人还合伙倒卖过酒。”他让秘书把门关上，起身走过来说：“你别犯浑啊，就算你以前和他做的都是正当生意，现在也不一样了。咱们回去干吗？去替他爸爸向纪委求情，还是去看他家的笑话？高郁都没回去，你这么积极干吗？哦，你现在把高磊当朋友了，那这几年你干吗去了？你回过牛城吗？”我说：“郭昔明，你说的这也是人话？”明明说：“我就不说人话了，怎么着！”
屋外的人冲进来拉劝，小宁拦着明明，袁胖子和其他人挡住我，我一把推开袁胖子，说：“滚一边去！”袁胖子狼狈地撞上一边的桌椅，我伸手指向他们的脸说：“高磊当年有没有做一件对不起你们的事？你们这家公司来北京前，哪个没受过他的好处？现在你们连看他一眼都不敢了，你们当年那股威风劲呢！”
…………
我能理解老同学们的沉默，他们的沉默至少从表面上透着所谓的理智与成熟，他们和我一样，都曾是高磊的朋友，有些人和高磊做朋友的时间比我还长，我当初离开高磊是因为对那个圈子的厌恶，他们离开高磊只是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高磊这样的朋友。
高磊死了，他穿戴整齐，饮下烈酒，摔碎瓶子，走向阳台，阳光洒满他发福的脸颊，他依旧是那个清高的将军，只是他始终没有拔出过刀，身后也再没了跟班。
6.最成功的人
牛城的东大街，每一条巷子都如此清晰，每一处小店都如此安宁，它仿佛游离于轮回外的尊者，静静过滤着人世间的嘈杂。它看着孩子们前来，看着孩子们离去，看着孩子们长大，再看着他们离去，它一言不发，却留下千言万语。
美术老师吐着烟圈，指着墙上的范画说：“你看看这几张，特别像你们当年的风格。”我说：“比我们那时候画得好。”他说：“不一定，有些味道，现在这帮小孩子画不出来了。”休息铃响，学生们放下画板呼啦啦围上来喊学长，美术老师皱起眉说：“会说话吗？学长学长的，叫羽哥。”我笑着给几个男孩子发烟，对他们说：“我们这些人其实很多年没画画了，现在再让我坐在这儿，恐怕连个调子都不会上。不过你们应该庆幸，咱们这个画班一直是全牛城最棒的，好好跟着老师学，学这个不光能考大学，还能提高一个人的品位和思考能力。”美术老师说：“你现在跟他们说这些没用，他们只想考大学。”
高郁打来电话，问：“你什么时候过来看我爸？”我说：“等明明回来吧，约好一起去的，我这边得先见一些老朋友。”她叹口气说：“好吧。”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没事，来的时候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警察恢复同学会掌门人身份，早早在东大街饭店订好房间，迎接所有从外地赶回来过元旦的人。明明晚到半小时，一来就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他的公司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老同学期盼着与他重新认识。我作为在京代表之一，被迫与明明公司的几个人混坐在一桌，彼此间还是有点儿别扭。随着他们老大入座，这些人假惺惺地客气起来，纷纷起身敬酒，作为回礼，我背了几句拜伦的诗歌给他们听，把在座的人逗得哈哈大笑。明明笑完，凑到我耳边说：“你可真够损的。”
高郁爸爸手术后恢复得不错，只是还不能张口讲话，看到我和明明进来，微笑着点头。我俯下身说：“老爷子，还记得我们吗？”他继续点头。高郁在旁边笑着说：“他装呢，今天一直犯迷糊，差点儿连我都没认出来。”
傍晚，牛城飘起鹅毛大雪，明明带着我和高郁去医院附近他舅舅开的餐厅吃饭，其间我出门接电话，回来后发现明明已提前吃完，他擦完嘴巴说：“我得先走了，丈母娘的火车马上到站，还得回家拉我媳妇一块儿去。”高郁说：“也别太急了，这种天开车得慢点儿，你媳妇现在可有身子。”明明点了下头说：“嗯。”
我和高郁送明明上车，他打开门停下来，我说：“有屁快放。”他说：“我知道刚才跟你打电话的人是警察，他这人疑心很重，就因为我们这边的分公司和开发区政府打交道，他一直找我们几个经理的麻烦，以后他再问你事情，你别搭理他。”我笑着说：“行了，我比他精，放心吧，你慢点儿开车。”
高郁双手插口袋，边走边望着脚下的新雪说：“这两年他跟我提过最多的人就是你，讲了很多你们的事情。”我说：“我和他毕竟还是不一样，上学的时候我们就起过冲突，后来在社会上混，彼此价值观不同，更不容易合得来，不过严格说起来，他没什么错，是我这人太矫情。”高郁说：“他是说过你矫情，也说你是个好人，说你至少不会从心里去骗朋友。他说我不是好人，呵呵，我们俩从小就闹，尤其我爸妈离婚后，一路打到大，我爸也不敢管。”我说：“你将来有什么打算？留在牛城吗？”高郁说：“我爸是癌症晚期，恢复得再好也没多少日子了，陪他活完吧。我哥跳楼死了，嫂子年轻，迟早要改嫁，我想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等她生完，不管男孩女孩，想办法留下来，毕竟这孩子也姓高。我爸没了，有我哥的孩子陪着我，也算一个家。”
路灯下，她望着我说：“你看我是不是有点儿老了？”我望着她，发现她的确已不如当年漂亮，她的皮肤开始变粗糙，脸部轮廓开始生硬，眼袋和鱼尾纹也愈发明显。我说：“你没老，只是长大了。”她抱着我哭起来。
明明的公司被一家上市企业盯上，他一口气将公司里除小宁以外的牛城人全部踢光，高价接受了收购，成为身家上亿的富豪。他再次邀请我去他的公司做事，说外人面前自己至少需要两个信得过的人，我告诉他，我为他现在的成就高兴，但我实在不想再做传媒了。
对客户的培训结束后，我回京述职，酒商乘坐专车与我同行。明明、小宁带着各自的老婆出来相送，小宁老婆把手里的包裹递给我说：“回去把这个给你女朋友，我回来前，她一直跟我吵着说想吃咱们老家的糖酥圈，小宁妈特意为你做了一个下午。”我接过来对小宁说：“替我谢谢咱妈。”小宁闭着眼点头。明明说：“我暂时要在牛城待一阵子，等这边安顿下来再说。我交代了北京那边的助理，让她这周带着完整的计划书去你们公司找你，另外……”他转向一边，看着自己的老婆，明明老婆笑着说：“想让你给孩子起个名字，我爸帮忙找的那个医生检查后说是龙凤胎，所以你有时间了帮我们想个文艺点儿的名字，等这俩孩子长大了，也让他们上东大街学美术去。”
开发区主干道，我靠着后座半开的窗口养神，酒商在副驾上不停唠叨他积攒的八卦，他指向一处霓虹灯说：“你看你看，就这个地方，以前你们那个姓蔡的副区长就在这里收钱，老百姓都管他叫蔡太师，太师去年被上面双规，攒了半辈子的钱，一下全没了。”夜幕下的牛城，弥漫着寒意，我开始分不清远方朦胧的声响究竟是车声还是人声，它们纠缠在一起，在我耳边忽远忽近、若即若离，像恋恋不舍的潮水。
那一年的冬天出奇地长，大雪从大年初一下到初八，人们趁着晴天清理房顶上、院子里的积雪。元宵节不到，又一场雪降下来，这次比上几次更加猛烈，指肚大的雪片驾驭着北面吹来的风，在牛城的每一个角落肆意狂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