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教育报》2005年6月22日《在语文教育的路上我们失落了什么》一文，笔者最深切的感受是，这个题目定的实在太大，因为大，什么似乎都谈到了，可是什么都没有真正谈清楚。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我们谈论的是语文课，首先应当搞清楚，我们设立语文学科到底想干什么，然后才能探讨我们到底该怎样，不能怎样；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首先运用人类最可宝贵的理性，区分清楚“教育”（狭义的）与“教学”。
作为一个概念，“教育”其实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其本质是广义的“育人”，当然兼容以灵魂塑造为旨归的狭义的“教育”与能力培养为旨归的“教学”行为；狭义的“教育”则偏指品德修养方面的熏染培养，是与“教学”相对而言的。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当然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讨论学科教育教学问题时，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取其狭义。因为，一方面，设立学科的根本目的显然是培养学科能力，所谓的“学科教育”对应的当然应当是“教学”，狭义的“教育”属于所有学科，但对具体的学科而言，显然都应当是附加的而不是根本的任务，否则就没有分科的必要，不加分辨地奢谈广义的“教育”，不能不说是教育教学研究的一大倒退；另一方面，取其狭义，“教育”与“教学”才能放在同一个层面，放在同一个层面我们才容易比较，通过比较更好地探讨二者的本质特点及其内在要求。这方面，韩军先生做得很不怎么样：“我是为语文教育寻根求本，呼唤中国语文教育返本归根”立足的是广义的“教育”，所谓倾注20年教学实践心血构建的“新语文教育”的六大理念是以狭义的“教育”——“人文”——为基础推导而出的，探讨学科教育而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意识，“举三反一”与“教学”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美读吟诵”“重文写白”“文字素养”“化意为字”云云，谈的实际上主要是语文学习与运用的习惯问题，未能深入“教学”，对“语文教学”甚至“语文教育”而言，打的都是擦边球。
无论“教育”（狭义的，非特别强调，下文均取其狭义）还是“教学”，其本质都是一种“提醒”，提醒主体的理性自觉。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提醒受教育者认识并遵守外在于主体自身的我们社会的人生的伦理的道德规则，为了达到较好效果，最好借助“榜样”的作用潜移默化，不漏行迹地实现，避免由于强制的显露而造成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甚至导致言不由衷的虚伪圆滑；后者则属于一种技能的传授，接受这种技能是受教育者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应当尽可能地显性化——越显性化，“教学”的收效就会越大，主体学习的积极性越高。笔者非常赞同韩先生的“教育”方面的主张，韩先生揭露的中国中小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编造谎言”现象笔者也深恶痛绝，我们当然有必要或者说有责任“提醒”我们的孩子们说“人的话”而不能去说“神的话”或者“鬼的话”，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民教师“为人师表”时应该甚至可以说必须严格遵循的道德伦理。可是，笔者想“提醒”韩先生的是，探讨“语文教育”，眼中不能没有“学科”，心中不能没有“教学”，“教育”的“提醒”是我们的责任，“教学”的“提醒”更是我们的“责任”——“举三反一”式的“积累”“积淀”与学习者自身的“感悟”当然也是语文能力提高的必须，但这不是“教学”，效率显然是值得怀疑的，语文方面自学成才的不能说没有，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与“教学”培养出来的显然都不能相提并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的话”也好，“神的话”、“鬼的话”也罢，将自己的思想准确深刻地表达出来是需要能力的，表达过程是需要遵循一些原则规律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技巧的，这些原则规律与方法技巧是需要我们通过“教学”去“提醒”（教学）的，放弃“提醒”，实际上是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应尽的“教学”责任。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不妨借助一个具体的“例子”，举一反三，关照关照我们严肃的教学现实。以前，我们大都曾经津津乐道“画龙点睛”，可有几人深入探讨过这一手法深刻的内涵？“画龙点睛”的本质是什么？是“提醒”，记叙类文体创作活动中的一种“提醒”，为了“提醒”，作者专门在文章行文的关键之处点出自己创作的主要用意！为什么只存在于记叙类文体？因为，文章的本质在于交流，说明类、议论类文体作者的创作用意非常明确，无需专门“提醒”，而记叙类文体，记人叙事写景是主要手段，根本目的却是传情达意，为避免单纯的叙事造成读者无谓的误读，切实保证“交流”质量，作者便常常在文章行文的关键之处点出自己创作的主要用意（主旨）。这种手法被称为“画龙点睛”，所点的这一笔，便是我们所说的“点睛”之笔。“画龙点睛”是“交流”意识在记叙类文章创作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有效沟通读写双方心灵的桥梁，强化“画龙点睛”意识，对记叙类文体的读写活动而言，无疑具有非常伟大的现实意义。比如阅读，读《曹刿论战》，注意到了“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不会荒唐地为庄公这个昏君翻案；读《两小儿辩日》，注意到了文章结句“孰为汝多知乎”，就不会浅薄地称赞孔子；读《孔乙己》，如果注意到了“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人们也便这么过”、“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等多次关键之处的“提醒”，不难发现，这篇小说旨在“创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余人”形象，小说的主题就是挖掘这种“多余人”产生的社会根源，真实再现这种“多余人”的生存状态，以引发读者的关注与思考，主题方面根本不存在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不会再像我们的教科书那样看似深刻辩证实则无知浅薄地宣扬什么“主题多义”说。借助人家的“点睛”之笔，我们可以迅速准确地探询到文章的主旨，在作者“提醒”的特别关照下再去理顺文章思路，体会作者独运的匠心，阅读的质量与效率也便更容易保证。至于写作，如果能够有点“画龙点睛”意识，心中真正想着读者，我们学生的作文里面也便不会这样普遍地存在“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现象。可是，由于缺乏相关研究，我们早已将其狭隘成了一种僵死的概念式的手法（单指叙事后的议论抒情文字），“画龙点睛”的精髓已经为我们无情抛弃了，效果当然不会怎么样，可这是“画龙点睛”自身的问题吗？现在彻底抛弃“画龙点睛”，有什么现实依据？比如韩先生深恶痛绝的“开个凤头、抓住读者”，其实是叮嘱学生在文章的关键处（“开头”）点上一笔，以便“提醒”读者注意，正是“提醒”学生自觉运用“画龙点睛”手法的，韩先生大讲特讲“人文”，可无论从“教育”还是从“教学”的角度讲，都没有理由这样仇视体现文章交流双方最为贴心的关怀的“画龙点睛”，这样抵制“开个凤头、抓住读者”这样一种“规矩”啊，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记叙类文学精品其实都在严格遵循“画龙点睛”这一“规矩”，讲究“开个凤头、抓住读者”的就并不在少数啊，这样一种“规矩”性的要求，提供给我们缺乏写作经验的学生，甚至我们不少语文同行，有什么不妥？
韩先生一再声称自己是在回归“传统”，笔者就不能不说，韩先生其实犯了理念先行的毛病，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回归的不是什么好“传统”。我们的“语文教育”确实存在“教育”“教学”不分强调“举三反一”的“传统”，可也同时存在着强调“教学”各个层面都特别讲究原则规律与方法技巧类“规矩”以实现“举一反三”的“传统”。前面已经提到的“画龙点睛”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点，无数类似的“规矩”的“点”纵横交叉，也便勾勒出了我们“千年传统语文教育”朦胧的“面”：“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出入法”（先模仿以“入格”，再创新以“出格”）等等是原则规律的“提醒”；“抑扬”“婉曲”“虚实相生”“抬高跌重”等等是方法技巧的“提醒”；“集中识字”、“对对子”、“格律诗”、“八股文”类的训练，则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具体落实各种“规矩”的“提醒”。这些本来都是我们的先人“规矩”研究与运用经验的升华，其科学性有效性已经经受住了千年语文教学历史的反复验证，其中“集中识字”的“神效”，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相关试验更是给出了充分的证明。鉴于前面的思考，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规矩”的精华，我们的语文教育才能有其昨日的辉煌。可以韩先生为代表的“人文”论者，打着继承发扬传统的旗号，竟然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讲“教学”竟公然与“规矩”为敌——没有了“规矩”，自然只能大讲特讲“积累”“积淀”，至于“积累”“积淀”是不是“教学”，韩先生等各位大人当然也就无暇也无法顾及了——没有了“教学”，“多快好省”竟然还能照谈不误，笔者实在不知这些人的理性跑哪去了？“画龙点睛”其实是集思想理念与方式方法与一身的一种手法，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将类似手法“提醒”给学生以严格规范其语文学习与运用实践，是切实提高他们语文运用能力的有效途径，应当成为我们语文教学与研究的基本任务。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在喧嚣浮躁的当今语文界，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关注思考这一朴素而严肃的事实，相反，没有进行过相关研究就敢居高临下地高谈阔论早已形成一种风气，这其实正是我们的语文教学与研究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的根本原因！
继承传统也好，开拓未来也便，笔者认为，我们进行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当务之急是赶快招回我们“语文教学”的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