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再投资法案》指示，“每一个相关的联邦金融管理机构都要应用自己的管理权，在考核金融机构的时候，鼓励这些金融机构在不违反企业的安全与健康运作的情况下，帮助自己的社区满足贷款信用要求。”
尽管加上了“安全与健康运作”的限制性词条，但是，这些词语却显得无关紧要。很明显，在法案审理之时，它们的存在无足轻重，参议院仅仅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进行审议辩论，而众议院则干脆没有辩论。然而，一个隐含的论断是，政府官员有资格来指导借款人，告诉借款人应该将存款人和投资人委托自己的资金以贷款方式发放给谁，而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已然通过多年的验证并越来越清晰。但这个著名的论断却几乎没有遭到过质疑，不论是在《社区再投资法案》申请通过的时候，还是法案正式实施之后。尽管《社区再投资法案》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重大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其立案基础的论断及具体的条款细则，却为各式政府官员及政府机构向借款人持续施加压力提供了强大的依据，由此借款人不得不为政客和官僚们心仪的贷款人发放贷款，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来选择和判断贷款人。
借款人受到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骤然加剧，此后更是呈几何级数式倍增。90年代初期的各项研究表明，在当时，甚至连黑人和白人申请贷款的通过率的差异都能够引爆媒体的神经，甚至能够惊动国会和白宫向相关管理机构施压，以敦促其指导银行修正信贷规则，监控各项信贷统计数据，例如按人种、按社区、按收入等分类的贷款通过率，同时，对未能完成政治指标的银行及其他借款人进行罚款。
这一压力加速的起始点其实来得更早，应该推算到1989年，时值乔治H.W.布什政府当政。1989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
司法部曾向亚特兰大的所有主要银行、储蓄机构、信贷机构发出信函，要求查阅过去5年来的信贷记录。调查的目的是确认信贷机构是否存在由于种族构成或其他原因拒绝发放贷款的历史记录。
司法部对这次调查的基本描述是一次基本的常规性调查，但该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却声明，这或许是有史以来针对可疑的歧视性信贷所做出的最大规模的联邦调查。
压力自然延伸到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自然必须购买借款人受迫发放的高风险的抵押贷款。1992年，国会通过，乔治H.W.布什签署了一项法令，旨在建立一整套目标体系，以规范和规定“各企业购买位于中心城市、农村以及其他服务水平低下地区的房屋抵押贷款的年度指标”。到了继任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司法部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更是不吝向种族统计数据触碰到警戒线的借款人发出采取司法措施的威胁。
如果我们在此处深究有关抵押贷款借款人涉嫌种族歧视的枝末细节，势必需要绕许多弯路，耗费不少口舌，我们暂且把相关的内容放到第4章中相应的部分详细阐述。不过，即便仅仅是停留在此处的直观感受，我们也不免倒吸一口气，禁不住地产生怀疑：
每月收到一封黑人邮件以要求进行信贷放款检查的借款人是否会感觉受到冒犯——特别是在不论白人还是黑人均获得了高比例的抵押贷款申请批准的情况下。
尽管媒体和政界的许多人都将统计显示出的差异视做人们真实待遇差异的主要证据，而不是人们自己的轨迹和记录，这便是另一个显著的、毫无事实依据却几乎从未遭受挑战的论断。此外，这一论断还与一个简单的事实相矛盾：统计差异在不同的群体中同样存在，同样常见，同样长期持续，同样出现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存在于完全无法用歧视来解释的情形。
将统计差异视作抵押贷款歧视的做法，完全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抵押贷款借款人从事的是需要赚钱的生意。诚然，即便是那些很快地谴责企业“贪得无厌”的人们，也时常发表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似乎借款人是依据个人的喜好来审批贷款申请。借款人不会依据个人喜好来评判信贷，售卖汤汁的坎贝尔公司（Campbell’s）倒是“喜好至上”。如果借款人只是因为个人好恶便拒绝掉具备良好还款付息潜质的贷款人，那么，他们的做法无疑是在自取灭亡。此外，更有趣的一个事实是，与白人所有的银行相比，黑人所有的银行反而拒绝了更多的黑人贷款申请，这无疑是对信贷种族歧视论的当头棒喝。与此同时，也动摇了一个隐含的论断，即不同的贷款拒绝率体现的是决策者的意愿，而不是贷款人的具体情况。当然，我们无法推断，向黑人所有的银行申请贷款的黑人申请人是否与向白人所有的银行申请贷款的黑人申请人同质。
不论歧视信贷所基于的出发点是否美好，是否逻辑严谨，是否证据充足，笃定歧视信贷存在的政治影响力是巨大的。此外，虽然联邦政府介入私人抵押贷款决策的原始驱动力主要来自种族歧视，但是，一旦联邦政府机构正式介入，那么，其介入的影响便远远超越了种族问题，放宽抵押贷款审批标准的政策也便普及到所有的种族。
毋庸置疑，少数种族的抵押贷款申请人便是主要的受益者——或者说，他们完全有必要收益，要知道，在房产泡沫破灭之后，正是他们，体现出了超高的贷款违约率和丧失房屋抵押品赎回权率。《社区再投资法案》的主要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无孔不入。1993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开始采取法律行动制裁那些对少数种族的贷款申请拒绝率高于白人贷款申请拒绝率的借款人。借款人于是不得不开始放宽首付款比例以及对贷款人的收入要求。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同时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压，要求它们增加购买中低收入家庭房产抵押贷款的比例。1996年，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下达具体目标，要求两房购入的抵押贷款中，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抵押贷款的份额不低于42%。
从字面上看，政府部门仅仅是设定了一个指标，但不难想象，其隐含的另一层面就是，如果借款人为完成指标不得不求助于“创新性、灵活性”的信贷标准，那么，只管去做吧！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曾发行过一本指南，建议各银行贯彻无歧视的信贷政策，反对“肆意地、无理由地评价个人信用”。
由于银行是受联邦政府调控的企业，它们不能够像其他企业那样“为所欲为”，而是需要获得政府的批准才能够开展多项业务。如果银行和其他借款人无法满足《社区再投资法案》所规定的义务，那么，银行和其他借款人所开展的多项业务将无法获得批准或是延期批准。例如，1999年，政府拟立法允许银行开展多样化经营，允许银行销售投资证券，此时，白宫便敦促法案上应附设规定：“不能够良好履行1977年颁布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规定义务的银行禁止享受新推出的多样化经营权。”
于是，当国会通过立法取消银行与证券公司及保险公司的现行合作禁令时，这些新型的银行业务实际上仅向部分的银行开放，即那些“在最近的考评中，‘满足社区信用需求达到令人满意的评级’或更好的银行”，即完成政府设定指标的银行。
全国范围内活跃着的各类社会活动家也不断向银行施压，借以取得资金或是其他方面的特许。施压可以体现为各种形式。例如，银行在向政府机构申请获准与其他银行合并，或是到其他州开设新的分支机构时，社会活动家完全可以对此提出反对意见。银行常常发现，对这些社会活动家做出一些让步，以便他们收回反对意见，通常都要好过等待对反对意见的漫长的司法审查流程。有时压力来得十分直接，就像“左翼团体ACORN（美国一个由中低收入阶层组成的社区团体）阻塞顾客免下车服务车道，直接导致银行经营瘫痪，直到银行缴械投降，承诺给予破天荒的数十亿美元贷款为止”。《华尔街日报》报道：
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家向银行发起责难——同时获取巨大的金融特许——在《社区再投资法案》的保护之下……仅以今年而言，银行将不得不违心支付的低息贷款以及其诸如为穷人建房或是为城中村的商业发展等各类援助，便将达到10亿美元。富国银行正为一间受虐妇女收容所的建设提供低廉的贷款。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也正在为国家培训和信息中心总部（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组织）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政府机构在授权许可银行合并或开设分支机构之前，都会要求银行提供符合《社区再投资法案》规定的“社区服务”活动的报告，而银行的报告通常这样展开：依次罗列出对社区内非营利机构的捐赠，设定雇员的数量，以及为少数种族所有的企业提供贷款的额度等。举个例子，加利福尼亚州住友银行（Sumitomo Bank of California）便曾公开声明，自己为少数种族所有的企业提供的贷款占全部发放贷款总额的20%～25%。
尽管标题被冠以《社区再投资法案》，但借款人被迫发放贷款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特定的社区。银行对个人贷款资格标准的界定也频频遭到攻击，被责难到首付款、收入、信用记录等标准过于严格。在房地产市场上，借款人不断受到政府官员施加的压力，要求它们放宽信贷条件，以便让那些收入条件、信用记录等无法通过传统信贷标准审核的人群能够获得抵押贷款。由于房利美和房地美已然做好了从原始借款人手中接盘此类次级贷款的准备，于是借款人何乐不为，大量发放风险安全转嫁给政府资助型企业的次级贷款。
信贷压力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变得十分强劲，此后一直持续到乔治W 布什当政期间。2002年，乔治W.布什总统敦促国会通过了《美国梦首付款法案》（American Dream Downpayment Act）。该法案明确，将给予那些收入低于某个水平的有意购房者以首付款的补贴。法案通过之后，布什总统继续敦促国会通过立法，允许联邦住房管理局开始向低收入人群发放低利率的、零首付款的房屋抵押贷款。2004年，联邦住房管理局专员约翰·韦克（John Weicher）提及，“白宫认为那些有能力支付月供，但无力支付首付款的人群没有理由不能够拥有房产。”他又补充道：“我们不认为这会给纳税人造成损失。”如果不是纳税人，那么，谁来支付补贴（远少于高风险贷款引发的违约金），政府可没有披露。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具有传统防范措施的传统抵押贷款急剧萎缩，而由政府力推的，按照“创新性”“弹性”的信贷标准审核的抵押贷款一路飙升。传统的30年期固定利率贷款，在2001年时仍然占所有贷款份额的57%，而截至2006年年底，却快速跌落至33%。与此同时，次级贷款所占比重由7%飙升至19%。其他非传统贷款的占比由不到3%上升至接近14%。
2005～2007年间，房利美和房地美购入的次级贷款及其他非传统抵押贷款大约为上万亿美元，相当于它们从银行和其他借款人那里购入的全部抵押贷款的40%左右。也就是说，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抵押贷款市场中的巨鳄购入了风险不断提升的资产。尽管政府管理机构施加压力和下达指标的直接对象都是银行，但其他金融机构，例如，抵押贷款公司、金融公司、信用合作社等同样发放了许多的抵押贷款。能够将抵押贷款转售给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便利，让借款人向那些根本无法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获取贷款的人群发放贷款变得吸引力十足。
关键是，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向那些通常无法获得抵押贷款的人群，通常采用“服务水平低下的人群”这一专业称呼，发放贷款的联邦管理机构之一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竟然“允许房利美和房地美斥资数十亿美元所购入的次级贷款成为构筑经济适用房的公益事业”，《华盛顿邮报》如是说。
简而言之，高风险的贷款被房地产市场上的关键管理者视作了优质贷款。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不仅是接受了次级贷款，它还“走”得更远。1992年，在它成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管理者之后，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政府资助型的企业便开始背负具体的量化的指标：经济适用房抵押贷款占发放贷款的具体份额。在实践中，两房更是被迫购入了更多的次级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