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拿出钱包，在我和李丹眼前晃了晃，说：“是你的吗？有本事来拿呀！”
“你要来硬的？”欺人太甚，我一股怒气冲上来，脱下笨重的棉大衣撂给李丹。
李丹说：“我们是记者！里面有记者证！”
记者在那个年代有威望。大个子给小伙子使了个眼色，小伙子把钱夹子递给他。大个子看了看记者证，说：“还有这么水灵的记者！”
他把钱包递给我。
小伙子讪讪着：“小意思。老兄有艳福，喝喜酒别忘了老弟。”
李丹给我披上大衣。荒野上，寒风飒飒。
我不冷，热血沸腾，太阳穴突突跳。
我们在招待所住下。
我送她到房间。她独自住。
“谢谢你。你有点封建社会的大男子主义，还有西方的骑士风度。”她严肃地说。
我说：“我的钱包要是给抢了，你是共青团员，也一定会见义勇为。这叫什么主义？”
她没有幽默感，停了停，遗憾地说：“应该把这两个人扭送到派出所。太嚣张了，不能纵容坏人！”
我也没有幽默感了，要去我的房间，关照道：“矿上不缺煤，二十四小时都有热水洗澡。”
她说：“吓我出一身汗，里面衣服都湿透了。”
她说里面的衣服，刺激了我一下，有点联想。
演出在工会礼堂。有歌舞，演唱，对口词，快板，“三句半”。三句半是四个人表演，前三个人各说一句，第四个只说两三个字，比如“真好！”“漂亮！”，三句半《四老汉游矿山》，观众反响强烈，欢笑。这种表演形式很流行讨好，四个扮演老汉的演员伛着腰，曲着腿，扎白头巾拿旱烟管，嘿嘿嘿地走来走去，表情滑稽，台词随意增改，歌颂新人新事新气象。
散场时，我对工会主席说：“四老汉这节目改改可以。”
李丹认真地说：“可以。”
我说：“明天上午请作者来招待所，我们一起商量怎么改。十点行吧？”
工会主席高兴地说：“行。我们是集体创作，来五六个人可以吗？”
我说：“当然。”
李丹说：“当然。”
我注意李丹的变化，她随和了。原本她总是把我的话提升一个高度，说改节目，她会说：“提高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重要。”说集体创作，她会说：“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
时间才九点。我不想回招待所，房间里另外三个人抽烟，喝酒打扑克；和李丹也没有交谈的兴趣，她爱说正确的废话，在办公室听够了。让她先回去，我去文化宫逛逛。
寒冬的夜晚，冷冽，清寂。独自漫步街头，倾听脚下冰碴的碎碎声，感觉很美，很惬意。
这天是周末，文化宫有舞会，有灯谜，有套铁环，有象棋比赛。象棋比赛在礼堂里，挂着大棋盘。我在后排靠走廊的位置上坐下。两位棋手不分高低，已是残局。点评人倚老卖老，时而摇头，时而赞赏，有时就坐在椅子上不作声，无话可说或不屑讲解，自顾抽烟。
我不迷棋。在农村劳动晚上闲得无聊，先是观棋，后是参战，屡战屡败，于是借了手抄本古谱《橘中秘》，油灯下伏在炕上认真揣摩，果然大有长进。两位棋手太业余了。我是图暖和坐着。
不时想起，如果那天不去文化宫，或者去了不看棋赛，或者看棋赛早两分钟离开——完全可以早两分钟，我一直想走——那么，席雄、诸葛春兰、李丹，他们的人生轨迹会改道。两分钟和一生，想起来都怪怪的。
不过，越是偶然，越是真实，越是深刻。
“叶老师！”
我听见有人喊。
相隔八九排座椅，席雄一回头看见了我。
我觉得，真正的故事是从他回头这一刹那开始的。
这一刹那，我意外，有点高兴，有点负疚，更多的是尴尬。应该先通知他，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于是，像做坏事被人当场抓住。
我是想到他的，决定不见面为好。和席雄的关系已被复杂化，此行与李丹一起，是不是报社让她监督我？李丹向刘主任告状，刘主任打过招呼，他有深深的用意，我的大学毕业转正定级将要讨论，他不希望节外生枝，一定级谁知道何时再评——事实上是十五年后才升一级。为了他我也要避嫌，人家好意我应该配合嘛。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两个来月的信稿来往，我隐隐感觉席雄矫情，有雄心也有野心，他短时间也难能写出达到发表水平的稿件，总是退稿，挫伤他的积极性，我也疲惫了，好话说尽写完了。需要降温，调低频率。
现在，他从一个个椅背跨过，旁若无人地喊：“叶老师！叶老师！”
对他来说，喜出望外。
“你怎么在这里？”他的声音，响彻会场。“什么时候来的？”
“你喜欢象棋？”我回避。
“我写累了，这里暖和，过来坐坐就回家。坐十五分钟，绝对不会超过。不能影响我创作。”
他误会了，以为我批评他玩物丧志。
“走，去我家！过马路就是！”
我推辞着：“不早了，明天吧。”
“不行。这怎么行？绝对不行！”
他不由分说，拉着我的胳臂就往外拽。矿工的力度和热度。
“我父母早把你看成是全家的恩人了。我知道你不会嫌我们家。到我家喝两杯！”
“我不会喝酒。”
“男人哪有不喝酒的！不喝就吃花生，河南老乡捎来的。”
我有时会莫名其妙地为一句两句话感动。河南老乡送花生，会感觉到他们，也就是工农兵之间的朴实真诚；知识分子很少有这种感情，去家里吃顿饭都稀罕。
我说：“就坐一会儿。”
果真不远。街对面拐角便是矿工家属院。席雄家一间房。推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浑浊，冲鼻。一盏十五瓦的布满蝇屎的灯泡；昏暗营造了家庭氛围。家人都已入眠，父母和小妹在大床，弟弟在单人床。母亲从被子里抬了抬头。
“爹，报社叶编辑来了。”
父亲披衣坐起。定了定神，下床，右脚探寻拖鞋。
“炒盘鸡蛋。”他对父亲嘱咐。
“不用，我吃过饭的。”
看得出，他父母对我并没有印象。
“走，去我书房。”
他的“书房”在大院的角落里，紧挨厕所。借厕所一面墙用土坯叠起来，上面盖一层黑油毡，几块石头压着。墙上开一小窗，窗玻璃缺一角，糊着厚厚的几层报纸。
我打趣着说：“书房门上要挂个牌：‘并非厕所’。”
他说：“还真有走错了的，半夜听见屋外有人嘀咕：‘怎么厕所也锁门’？”
我进了屋，笑不出来了。厕所里还多少有点水泥，这里面全是黄胶泥糊的，土坯写字台、书架，一张木板条钉成的床，也当凳子。土炉子四面冒烟，有难闻的煤屑味。
一个铁皮小水壶坐在炉口，丝丝冒水汽，为书房弄出声响。
他给我拿来茶杯。杯里的水结冰了。浇上开水，倒出个冰疙瘩。
“墨水也冻，要把墨水瓶放在炉台上。钢笔不出水，白天揣在怀里，晚上放枕头底下。我戴棉手套写字，字写得不好吧？”
房间里呼呼灌风。坐了不一会儿，脚僵了。我轻轻跺脚。
“脱鞋坐床上，捂上被子脚就不冷了。炉子灭了，有几回我穿鞋睡觉，脏是脏，暖和。不是懒，是没时间生炉子，一拿起笔什么都忘了。对啦，你先坐，我出去一下。这篇小说刚写完，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我才去文化宫的。你先看看。”
小说题目《金师傅》。
看了个开头，他父亲端一大盘炒鸡蛋进来了。左脚不灵便。脸上堆笑，不说话。顺手捅炉子，火星飞腾，火苗窜上来。
“你好。”我问候他。
他笑笑，转身出去，关上歪歪斜斜抖抖擞擞的门。
我上床捂上被子读《金师傅》。二千多字，适合副刊发表的长度。身临其境了，我非常希望发表他一篇作品。心态紧张，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读。
金师傅姓谢不姓金。他十几年如一日下班后从废钢烂铁的垃圾堆里捡出可用的螺丝帽、螺丝钉和方方圆圆的小零件，洗净交给厂里。十多年上交的东西竟然有十吨重。大家喊他“十吨师傅”，局党委在年终表彰会上说，他是“金师傅，粪土变黄金的金师傅”。小说结尾一句：“啊，多么可敬可爱的金师傅，你金子一般的心永远在我心中闪亮！”
能用吗？能改吗？
我有点晕乎，身上发热——这是我的习惯，拿不定主意一急便出汗。
席雄回来了，两瓶酒，两个酒杯，一大碗花生，一包茶叶。
“知识分子爱喝茶。我只认识一个知识分子，工会图书馆管夹报纸的老右，整天捧着茶杯。听说原先是北京一个报社的总编辑。”
他说着，沏上茶，两个杯斟满酒。脱鞋上床。我和他相对拥被而坐。
“叶老师，我先干为敬！”
他一仰脖子，二两酒下肚。
“我们矿工，没有不喝酒的。井下又湿又冷，不喝酒抗不住。不过我创作时不喝酒，李白斗酒诗百篇，写小说不行的吧？吃！喝！”
一碗花生倒在桌子上。我喝一小口。这里也是又湿又冷，不喝酒看起来不行。又喝了一口。
“你写作条件太艰苦了。”我由衷地说。
“苦点怕什么，长征过草地，那才叫苦，不就把蒋介石赶跑了！吃不了苦，还能干出点名堂？”
那个寒夜，非常特别非常兴奋。我从来没有过和别人拥被相对而坐，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更何况他是产业工人的一员，更何况是鸡蛋花生米下酒。我们谈人生，谈追求，谈文学，谈创作。我父亲解放前开南北杂货店，雇七八个伙计，我这个资产阶级子女诚心诚意接受他的改造（可是我来之前竟然误解他，多惭愧）；我也是雄心勃勃，不写出大作品就是枉活一生。李丹也是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席雄他才是纯正，三代劳动人民，苦大仇深，手钻一开呼隆隆，给世界送来温暖。苏格拉底知道吧？不知道。他说过：“没有经过思索的人生不值得活。”巴尔扎克知道吧？不知道。他写“人间喜剧”，写的是悲剧，含着眼泪写的。高尔基知道吧？对啦，知道的。列宁说他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
我不胜酒力。我最多喝过2两，现在是几两了？三两四两还是半斤？他比我喝得多，他说我是老师，他喝两杯我喝一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已下决心把《金师傅》改出来。
一看表，2点了。他说还有半瓶酒，他再去拿花生，再炒一盘鸡蛋，反正6点就上早班了。我不行，报社纪律严，夜不归宿是要兴师动众调查的，酗酒尤其是与业余作者更不得了。李丹那双好看的眼睛盯着呢。我挪动屁股下床，站不稳。他扶了一下。
席雄送我回招待所。
冷风一吹，我酒醒了许多。究竟年轻，扶着电线杆吐了，胃也不难受了。街上清寂，偶尔跑过拉煤的卡车和一定出于什么情由急匆匆骑自行车的人，路旁楼房里有亮着灯的，一栋楼三两盏吧，黄黄濛濛，格外引人注目和令人遐思。整个矿山城市，冰冻了的，又像是睡着了。
在走廊里，我看见李丹。她站在房间门口，门半掩着。她跑过来，着急地喊：“你去哪里了？你怎么啦？”
我语塞。我没有想好怎么解释。
她只顾放下心的愉快，没有追问。扶我进她的房间，脱下棉大衣。很暖和。暖气片吱吱作响。暖和是世界上最舒适的事。
走廊里的电话响了。声音很大，吓人一跳。她跑出去。
“回来了。没事，谢谢你们。”
原来是医院急症室打来的。
“我以为白天车站上那两个人盯上你了，把你打伤打残了。或者，我多了一句话，不能纵容坏人坏事，我以为你找他们去了。我无心说的，以后我再说这些话，你别当真。记住了吗？”
我有点感动。
“我上医院了。感冒发烧，打静滴。”我不应该骗她。不过，说谎总是有理由的。原来说谎是很容易的。
“你再晚来半个小时，我要上公安局报案。”
她给我沏一杯浓茶。我漱漱口，想起茶能解酒，咽下。她扶我躺下，给我脱了鞋，盖被子。房子里热，我迷迷糊糊，身体轻飘飘的。只有一点清醒：不能多说话，她闻到酒气，就不是公安局报案，而是向报社政治处报案了。最好是装睡。
装睡真的睡着了。
大约睡了二三个小时。醒了，天没亮。我发觉自己睡在靠门的床上，没脱衣服盖着被子。一身汗。门开着一条小缝。
招待所不分男房女房，但我马上感觉到一股女人气息，柔和温馨。
李丹伏在桌子上睡觉。台灯（服务员照顾记者拿来的）亮着，罩着报纸。
我蹑手蹑脚下床，两腿发软。想起一个词：宿醉。要不要回我自己的房间？服务台早没人值班了，喊醒服务员开门少不了抱怨、诘问，同室人也奇怪。不管怎么说，要和李丹打招呼，让她上床睡觉。
她马上醒了。揉揉眼，妩媚一笑——办公室里从未见过。
“好些了吧？真吓死我了。”
她穿高领浅黄的紧身毛衣。胸罩解下了，挂在椅背上。我意外地发现她的胸脯结实耸挺，挑衅似的鼓出，奶头隐约凸露，“欲盖弥彰”般的意味。
“睡一觉就好了。”
“你睡得好死。你有病为什么不叫我陪你去？一个单位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她说得诚恳，又带着几分诡谲。
我不忍心再撒谎，笑一笑。笑一笑也是撒谎。也许她故意的，早知道我在撒谎——她也是撒谎。扯平了。
她犹豫了一下，站起来。她面对着我，挨着我。气息若兰，脸颊嫣红。我的手碰着椅背上白胸罩，硬硬的。
夜深人静，房间里两个人。默默地站着。
“明天还要工作，别走了。穿衣服睡一觉。门不锁，灯开着，不要紧的。你有病。”她断断续续地一句一句说，没有看我。
“睡不着了。”我无趣地说。
她回望我一眼，笑盈盈的。那眼光有许多暗示——她懂的比我多。
我突然决定回房间。拿起大衣，便往外走。
“对，明天很忙的，要抓紧时间休息。”她急忙说。
那年代，男女非婚性关系，轻则调出报社，重则劳教。一生的大事。
服务员给我开门时候说：“你上楼都三个小时了。在女记者房间，我知道的，门没关。”
我真后怕了。一吓，再没有睡着。太玄了！也可能不是吓——她怎么到了夜里就不一样了？脖子圆圆的，细细的，白净，毫发卷曲着。我可以吻一下她的脖子吗？吻了又怎么样呢？也许她会蓦地变脸，责备我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严重。刘主任也要严厉批评我，保护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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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副刊一周两期。小演唱《四老汉逛矿山》发表了，我和李丹完成任务。
《金师傅》席雄改了一遍，我又花两天时间重写。一个月后见报，三千五百字，加插图大半个版。
《金师傅》好评如潮，几十封来信表扬，几篇评论文章。李丹分管评论，选登了一篇：《谁说‘煤黑子’拿不动笔》。
我们第二天下午就从矿区回报社。李丹从上午起就冷若冰霜，一副办公室面孔。我们与四老汉作者谈完稿，他们很客气送上火车。车上挤，我和李丹座位隔得远；分开坐我轻松，我觉得她也轻松。然后上班，我又看她的白色发缝。
她问我：“就是那个席雄？”
我明白“那个”是指下跪和请我吃牛肉面的那个人。
她的大眼睛看了我一下。没表情。她是否在责怪我一直没有告诉她，在评论稿发表之后，她问了才说？我不是有意的，缺乏氛围和机会说这件事。
大学毕业定级因故推迟，现在是四月了。
评议是在各个编辑部分别举行。
刘主任先说话：“下一位是叶斌同志。叶斌同志在农村锻炼一年，大队党支部有一份鉴定，写得很详细，我不念了，意思是干农活吃苦耐劳，顶一个强劳力，能够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打成一片，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缺点是开展批评不大胆。叶斌同志回编辑部也有半年了，大家都了解。畅所欲言，优点缺点都可以谈。谁先说？”
文艺部共七个人，新来需要定级的是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