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对未来的恐慌，被这件事打断了。她热心地到处找关系，找熟人，她的记者身份和学法律的背景，肯定有帮助。她的前男朋友来报社几回，似乎回心转意了，她也可能主动投怀送抱，我遇见他们亲亲热热逛商场。她对我说，他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妻子是医生，两个孩子——她完全没有必要向我说这些。
我见到了另一个她，热心和有活力的她。为一个患难的老朋友无所求地奔波辛劳，究竟是令人感动的。她不像我，她对诸葛春兰没有感情上的承担。
也就是出事的第四天，春兰的父母找我来了。
老两口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倒了。两人是小学教师，只有春兰一个女儿。美丽聪慧的春兰是他们的一切。大家没有告诉她被割下头颅的惨象，否则他俩是活不下去的。他俩相互倚扶着，安慰着，在报社门口大槐树下坐了大半天，等我下班。
我一见她母亲，一惊，她太像春兰了，我说不出是嘴巴、眼睛或者眼神、表情还是脸面轮廓。我仅见过春兰两面，还是在七、八年前，我只能说是印象，但这印象太强烈了，太吻合了。她无锡音专毕业，出身地主家庭，尽管成绩优异，还是分配在矿工小学教音乐；春兰的父亲在小学教语文，原先在上海一个出版社当编辑，打成右派后两人从上海下放来石嘴山。两人都才五十出头年纪，父亲显老，拘谨，母亲看上去刚过四十，话全是她在说，不急不慢。说着说着，两人抱头痛哭。我也是眼泪汪汪。
他俩深怕我拒绝“接见”，见面就双手递给我一张粉红色的贺卡。贺卡套在一个精致的信封里。贺卡上是我写的祝词：“祝愿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热血沸腾了。不由自主地红脸，气促、心颤。我怎么啦？
“春兰怕席雄撕了这张贺卡，带回家让我们保管。她来家，常常拿出贺卡看，流泪。她给你写过两封信，是在家里写的。她很后悔寄出去，怕影响你的生活、工作，更怕叫你为难。这孩子很要强。她后来写的信，都没有寄。”她母亲哽咽着说。
我亏待了她，欺骗了她。我软弱、懦怯，明哲保身，自私。我更感到她的光彩和魅力。这是一个很深很黑不可往复的心狱！
“杀人偿命，这是古训。我们强烈要求以命抵命，判杀人犯死刑。走遍天下我们也要打官司！”她父亲说。
我说不出话。所有安慰的话全是废话，都显得不真诚。我只是点头。
我说：“春兰是我一生中不能忘怀的朋友。你们放心，我会尽心尽力。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
然而，我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李丹告诉我，精神病院院长知道我。他和我是一个派，那时候人际关系最重派，一个派便是同命运，共沉浮。“老保见老保，相逢便问好。”他读过我写的大字报，也听说过我是硬骨头，没有反戈一击。
在她的催促下，我只得去一趟。
杨院长非常热情。部队干部出身，快言快语，豪爽仗义。文革10年他受了非人的折磨，“解放”后依旧主持正义，为一起“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犯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后来他又被关入监狱，诬陷他和一位逼疯了的女教师有性关系。“真有这种事就好了，老婆也不会跟人跑了。我们的冤案太多！我在这位置一天，你放心，不会因为我们工作失误错杀一人。”
既然我出面，他认定席雄是冤案。
“李记者找我多次。她说席雄一年前就失聪过，脑震荡。席雄是你的得意门生，党报重点培养的工人作家。失聪的事，她说你也是知道的。”
我应该怎么说？人命关天！要是说装假，有此先例在精神病鉴定中绝对混不过去，笃定死刑。判他死刑，只会在我的心狱中多一个亡灵。再死一个人，真的能抹平春兰父母的心灵创伤？她有一个儿子，儿子是春兰的血脉遗留……沉默的片刻，很长很长。我说我要上厕所，我从走廊里走出去。走廊很短。现在，我只知道我不能说谎。在政治上说谎不可避免，不然当不了记者，甚至不能生存，我们可以原谅自己，但这件事我不可以说谎。
我说：“我看过医生的鉴定书。鉴定书上这样写：传导性耳聋，换工种，休假半个月。”我尽可能保持客观陈述。真实的谎言。
“明白。”杨院长说。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
17
一个月过去了。
一天夜晚，我们都已睡下。春兰父母来家找我。
灯光下，他俩脸色灰白。五十多岁的人已是老态龙钟，扶着桌沿椅背行走。
他们的一生，什么都经历过，但失去女儿的悲痛把他们击倒了。坐着，沉默，像是等待对方开口。面面相觑。
“叶编辑，我们想通了。”她母亲说。
她父亲说：“我们出具证明：席雄有精神病。”
刹那间，我惊住了。不可能。
不会是受到胁迫吧？
“你们是不是……”
“叶编辑，不是，不是。席雄父亲找我们，老人是残疾人，哭得像个孩子，跪在地上叩头不起来。这世上的人活得太艰难了。他没有过错，他不必承担儿子杀人带来的痛苦。他说他愿意以命相抵，他马上去死都行，只要换回儿子一条命，他才三十多岁。不能有更多的悲剧了，枪毙席雄他活不下去的。我说，亲家，你保重，证明我写：他有精神病。你答应一件事：‘让我们抚养小孙子。我们没有别的亲人了，他是我们的孩子，改姓诸葛。’他立即答应，写下字条，按了血印。今天上午，小孩带过来了。孩子非常可爱，非常懂事，不言不语的坐在小板凳上。他是春兰的骨肉。看到可怜受惊吓的小孙子，我们更坚定了，他应该享受加倍的爱，他不应该受到哪怕一点点伤害。晚上本来我们要领他过来，时间太迟了，小孩需要充足的睡眠。明天我们就去办转学。星期日我们带他来你们家，你们一定会喜欢的。”
说起孩子，春兰父亲脸上洋溢对未来的憧憬。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纸证明，递给我。
“女儿诸葛春兰和席雄结婚十年，感情长期不和。后来我们了解席雄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时常出现躁狂，妄想，幻觉和多疑，我们曾几次劝他延医治疗，他没有听从。最后几个月病情加剧，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以上证明出于自愿，特予声明。”
三三也拿过去看。她是很好的倾听者，每次他们来，她都十分体贴，陪坐在边上，拿过毛线编织，很少插嘴。
“这是真的？”三三问。
“不是。我们在说假话。叶编辑，晚上这么迟来，我们就想听听你的看法：这样做合适吗？”
“相比所有的假话，这是最高尚的，也最正确。高尚的正确的假话。”我说。一个人承受不了更多的真实。这便是生活，便是人生。
“我们也这样想。”两口子都说。
“我明天就给精神病院送去。你们一起去吗？法院正等着精神病院的鉴定书。”我说。
他俩互望了一眼。一起去，对他们太残忍了。
三三说：“不去！”
“那也好。需要我们，随时通知，我们一定作证，绝不反悔。”父亲说。
他们从最初的悲痛，痛不欲生，到悲愤，仇恨，到悲凉，人生的完结。现在，终于从“悲”中挣扎出来，有了凄美的向往。
第二天去精神病院，我没有告诉李丹。
杨院长看了“证明”，说：“我们讨论过，对定性意见不一。这个证明很关键。不是拿钱买的吧？”
“不是。绝对不是。”
“没有受到武力强迫，或者威胁？”
“没有。肯定没有。”
杨院长笑着说：“又是绝对，又是肯定，不像你平日说话。有别的原因吗？”
“你就看证明吧！”我回避，故弄玄虚，“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是真的。”
“什么事？”他一直觉得我是个有独立思想的人。
“你还用我说？”我笑着搪塞。“以后你会告诉我的。”
18
我让杨院长告诉我什么？我不知道。
多年来，“伪证”两个字始终在叩问着自己的良心。春兰父母是在作伪证吗？我是支持他们作伪证吗？
那么，什么是被法院取信的精神分裂症？
我需要时间思考。时间给我的答案越来越清晰：席雄真的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那个年代，我们都疯了。我们都有精神分裂症的表征：思维障碍，情感障碍，感知障碍，行为障碍，也许还要加上心境障碍。不同的只是程度，强度和时间跨度。
席雄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我也有精神分裂症，李丹也有。我们都有。
春兰父母描述的“躁狂，妄想，幻觉和多疑”，这是真实的；他“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这是真实的。这是春兰父母列举的席雄精神分裂症症状，没有错。
这样的认知，能消弭我心中的罪愆感吗？不能。春兰鲜嫩的生命消失了。她是无辜的，为什么要她付出！
席雄三年后释放。
他出来没有找我，李丹说也没有找她。听人说去海南岛发展了，要办大农场，当庄园主，走托尔斯泰的路。
一直到今天，二十多年音讯隔绝。
19
李丹两年前来温州找我。
李丹八十年代初嫁给日本商人。不记得他叫什么，一郎或龟一，反正有个“一”字。她去采访，两人是一见钟情还是一拍即合，我不了解。反正二者居其一。第三天，他俩去公园了，在西夏铜牛前合影，第五天，李丹就宣布是他的人了，发“大白兔”喜糖，说：“只能因陋就简了，下回请你们吃寿司，我亲自做。”我多了一句嘴（她究竟把我看成朋友，而且这么多年了），悄悄问：“你对他在日本的情况了解吗？”她沉醉在幸福之中，笑嘻嘻地说：“看来，你又要当老保，改不了本性。”（这是席雄给我的赠言。）她没有计较我的多余的话。
正是招商引资热，一郎或龟一的到来受到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他原定住一个星期，考察投资环境。对基础设施不满意，但满意人情环境；为了李丹，多住了两天。日本商人重诚信，带她去名古屋成婚。临行她告诉我，他只大她十一岁，前妻因病三年前去世，留下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很可爱，他们都同意父亲娶回中国妈妈。他的人造革公司，在日本同行业中有很高知名度。
她去日本没有带中共党员组织关系。
李丹经常回国，一郎或龟一在青岛、上海有办事处。她回过宁夏，在银川最高档的宾馆设宴，请大家吃日本带回来的寿司、三纹鱼、神户牛肉和喝酱汤。我在三三出车祸后调回家乡温州，没有见着她。
她是夏天来温州找我的。年过六旬，化浓妆，原先漂亮的大眼睛抹上深蓝的眼影，眉毛画得很黑很浓，脸上的遮盖霜很白，头发染成浅黄，茂密卷曲蓬松（发缝不见了）。她对自己的境况十分满意。她这么刻意精心打扮，至少是对我们的尊重和希望留给我们一个好印象。
我说她雍容华贵。
我太太说她气质优雅，和我站在一起，我比她老十岁。
她谈过日本料理的精致，便向我太太传授青春永驻的秘诀：每天游泳，涂上防晒油；早起要用一种什么品牌的精油敷脸；做爱之后，第二天一定要按摩脚后跟，脚后跟最容易起皱。
她俩谈得投缘，笑声不断，便赶我回书房。后来大概是传授日本料理了，怎样做饭团……
当晚她就回上海。
我们送她上机场。望着她背景：保持良好的腰身，结实浑圆的臀形（我过去未注意过），步履稍稍有点蹒跚（可能是鞋跟太高太细）。她频频回身挥手。机场灯光明亮。
不管她以后再来还是不再来，我们的故事已经说完。对她，对我，全一样。每一次告别都是不可重复的，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其实都是一次死亡。
我忽然有点伤感。想起她一丝不苟的黑发和白白的发缝……
20
“他不会再来吧？”太太看我呆坐着，关切地问。
“不会。”我肯定。
“那你还怕什么？”太太勇敢起来，去厨房煮她的白木耳红枣汤。她这个年纪，很难感同身受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对于她，太复杂，太深刻，因此太乏味。
他一定走投无路。千方百计打听到我在温州，千方百计打听到我的家址。依旧是他，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放弃。
我为什么不敢面对，难道这一切我没有责任？
时间在分分秒秒过去。门口悄无声息。响声在我心里轰鸣。这是遥远的雷声，随着忽明忽暗的电闪，轰隆隆越来越响了。
我再一次看表；十五分钟。我需要一个理由，再给我一个理由。
我接待过不少来自宁夏的客人。旧友新朋，熟悉的记不起名字的。西部人总是把东部看成是改变命运的地方。我是“东南西北人”，我乐意为他们牵线搭桥。
如果不是我，他这一生会是什么样？
人生不能假设，但人生中有多种可能。我给了他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意外地毁了他的一生。
现在我为什么不再给他一个可能？
太太从厨房探头问：“他认识李丹吗，来过我们家的日本人？”
李丹夸她像美丽的日本少妇，端雅娴静。她记得很牢。
“认识。”我说。
李丹、席雄和我，三人是一个时代的组合——这个概念蓦地清晰凸现。
太太端着碗出来了。
“下楼看看。”我站起来说。
“怎么，找杀人犯？看刚才把你紧张的！”
她不相信我真要下楼。
“他晚上没地方睡。夜里冷。给点钱，让他住旅馆，让他回家有路费。”
很具体，是真的了。她有同情心。我一个人去她不放心，感觉很好地说：“好吧。我跟你一起下楼。要不要带上铁棍？”
家里装修有半截铁棍子剩下。
“不用。你动作快点。把钱包带上。”
我们蹑手蹑脚下楼，楼梯每个角落都留意到了。出门向东，那里是菜市场，巡视一遍，再回转，向西，拐进一条巷子，这里有几间贴着“待拆”封条的房子。一一查看。
她一会儿走在前面，一会儿走在后面。她很难判断在前面还是后面更安全。
他不见了。
我现在非常希望能见到他。这个欲望非常强烈。
上楼的时候我还在想，也许他正蹲在门口。
一连几天，听着门铃。没有他。
席雄消失了。
他大概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生。我也不完全明白。我们有太多的“如果”可以检索，但已经发生了便是唯一。
人生太短了，一生的时间来品味人生太短了。
（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