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文汇报》1999年3月30日第9版“笔会”。
新春假日，探亲访友之余，趁机读读闲书、看看电视，放松一下久已疲惫的身心。一日，随手打开电视，恰巧碰到上海教育电视台正播出一部“古装”的“洋”剧，说一位眉清目秀的家庭男教师正想方设法“征服”女主人。看拍摄的细腻和演员的认真，属于“世界名著改编”之列，于是猜想大概是司汤达《红与黑》的“电视版”。依稀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曾放过这本名著的“电影版”，小说也就是那时读的。应该说，自己对书中的人物和情节大致还熟悉，因而并不很在意。然而，不曾料想，这部没看上“头”的单本电视剧如此吸引人，致使我整整四个小时没离开过座位。观赏时，不知怎的总觉得“电视版”似对原著有“歪曲”之嫌。因而还没等电视剧的片尾结束，我就连忙爬到书架上去寻找小说原著。扫兴的是，家中的那本《红与黑》不知何时借给何人一去不复返，电视剧对小说究竟“篡改”了多少，无从查对，弄得我一夜辗转反侧，像是某个不协和音没有得到解决般难受。
几天后，忍无可忍，终于匆忙跑到书店里，胡乱买了一本《红与黑》，回来后“狼吞虎咽”一番，总算了结胸中一桩“悬案”（尽管译林出版社的中译本译笔欠佳，行文有些难以“下咽”）。看来电视剧毕竟是种大众文化载体（哪怕是优秀的电视剧），在改编中，它对名作文化含量的展现更多是稀释，而不是加强。其结果，通过征服异性“向上爬”的私欲野心与贵族等级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被偷换成了一出多少有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哲理的深度被削平，为的是有更多的“可看性”。
不过掩卷思忖，让我感叹倒是另一个话题：一部写于上个世纪初的异国小说，在近一百六十年之后的今天，“现实意义”丝毫不减，艺术魅力依然如故。那些逐名夺利、藏奸耍滑、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展演，其中等级壁垒与个人才干的冲突，以及情欲躁动与冷酷算计的纠葛，乃至最后看破红尘的大彻大悟，所有这些，就似乎发生在我们当下和眼前。只不过在小说（以及电视剧）中，事情发生在法国的外省和巴黎，人物都换上了我们看上去富有“异国情调”的圆顶礼帽或百褶长裙。当然，以出身定等级的陈规在经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之后，在我们这里已不再具有主人公于连所体验过的切肤之痛；而现在个人奋斗的发迹可能也远非书中的时代所能比拟。但是，君不见，就在我们眼下这个经济大潮的转型时期，一轮新的阶层分化和组合运动正在悄然进行；就在我们身边这个飞速变化的城市，贫穷与富贵之间的裂痕正在无声地撕裂着社会的神经。谁也不知道，某个当代中国乡村小镇的木匠儿子，如果他有于连的才干、野心和美貌，类似于连一生的发迹史和毁灭史会不会在他身上重演？
艺术经典自然不是预言书（没有人会愚蠢到将《红与黑》当作现代社会的预言）。艺术的经典杰作甚至也并不总是具有人们常说的“警世”作用（把《红与黑》主角于连当作“反面教材”，那是笑话）。那么，经典永驻，魅力长存，原因何在？
显然这是个过于复杂和艰深的学理问题，不要说一篇三两千字的短文根本无法解释清楚，就是在美学界和艺术界可能都没有最终的定论。但依据自己这次对《红与黑》的体认，我猜想，艺术经典名作之所以超越时代具有恒久感染力，很可能是由于它们能以某种激光般的光束准确击中人性和生活的内在潜质。于连是作家笔下的虚构人物，但每个有心的后世读者都能在他身上发现一点自己的影子。于连的所作所为，既让人同情，又令人鄙视，读者在欣赏他的同时又夹杂着嘲笑，在钦佩之余又不免为他叹息。通过于连，读者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连并体验了人世的险恶。
文学如此，姊妹艺术包括音乐概不例外。而且，由于音乐这种艺术完全存在于时间中的纯粹性，经典恒久常在的现象比文学和美术更甚。作为普通读者，大概很难得有谁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诵读一部小说，哪怕是一部像《红与黑》这样的世界名著。但像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或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这样的音乐杰作，却值得听者数十遍乃至上百遍的用心领会。经典诗歌比起小说和散文，似更经得起反复“咀嚼”的磨砺，大概就得益于诗歌中文字韵律的音乐性。面对大师杰作，我总觉得，与其说我们检视经典，不如说经典考验我们。往往是通过经典的引导，我们才窥视到人类智慧和心理的幽径。经典于是成为我们心智成长和情感成熟的灯塔与路标。例如通过莫扎特的歌剧，我们才了解温情背后的世态炎凉；通过肖邦的玛祖卡舞曲，我们体验到这位敏感诗人的心路变化；再比如听懂了布鲁克纳的交响曲，才知笨拙和谦卑原来也可以成就宏阔与高远；而马勒音乐中故意的歪曲和刻意的混乱恰恰是我们现代城市生活的深刻写照。人们也许应对这些经典杰作报以感恩之情，因为脱离经典，人类的生理实体可能丝毫无损，但内心生活将是一片黑暗。
然而，据称，“后现代”已经来临，它的精神征候是价值中立、废黜经典，因为这是一个“大众狂欢”的时代，“中心话语”至高无上的“权力”已被罢免。不过，我还是宁愿相信，在一片嘈杂的市井喧嚣中，经典杰作的声音仍会时常突现，就像我在挤满了各个频道的联欢晚会电视节目中，依然不经意“拨”到了一出《红与黑》。
最独特的作曲家往往自行设定限制。斯卡拉蒂只选择羽管键琴，肖邦只倾心于钢琴，德彪西只关注声光色彩，韦伯恩只偏爱浓缩式的表达。这印证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那句名言：“艺术越是受到限制，便越是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