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就在于剥离附加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把隐藏在户口之后的劳动、人事、工资、物价、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诸多制度与户口脱钩。2008年，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局有关负责人在参加“社会建设与管理体制改革”论坛时指出，户籍改革将逐步取消农村户口，按居住地登记户籍。此后，上海、重庆、广东、浙江、山东等地展开了新一轮户籍改革，改革的共同点都是逐步放宽城市准入门槛，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用居住证取代暂住证，实现人口的轨迹化管理《城镇化带来推动契机，户籍改革远水多久能灭近火》，人民网，2013年5月8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508/c100421403252.html……例如，浙江省嘉兴市从2008年10月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和迁移制度。只要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申请人，准予其户口在本地落户。嘉兴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是调整城乡识别标志，使有关行政制度的执行与户口相分离，倒逼就业、社保、教育等与户口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一个城市户籍：捆绑了多少利益》，中华网，2010年1月27日，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s/201001/27/content_329738.htm……其次，关于土地制度改革。我国城市土地制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有偿使用制度，计划经济时代的无偿划拨制度以及改革开放后逐渐建立的法制化有偿使用制度的变化过程。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标志着我国法制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正式形成。通过多年的探索，我国城市土地使用制度逐渐被引入两条轨道：一条是对现有的城市土地或通过行政划拨从农村征用过来的城市建设用地收取土地使用税；另一条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一次性地收取地租。与改革前城市土地无偿使用的制度相比，城市法制化土地使用制度有一定的进步，但该制度仍存在不足：一是因土地使用税不能反映不同地区土地价格，致使地租流失；二是城市经济用地和非经济用地不能很好地相互协调；三是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地转化为城市用地，耕地锐减，城市用地弹性系数（城市用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比）过高，缺乏科学的保护制度，同时，在农地转化为市场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导致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没有新的就业途径，从而成为过剩的劳动力；四是城乡土地收益不公平，例如在农地变为城市土地后，农民一般只能获得城市土地出让价的5%—10%《刍议农村土地交易的权利配置及利益分配》，搜狐焦点新闻，2007年8月9日，http：∥tj.focus.cn/newshtml/348734.html……针对这些弊端，国家意识到，必须对城市存量土地和城市增量土地的制度进行改革和重新安排。为了配置城市存量土地，首先需要建立市地质量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制化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根据土地区位的通达性和市场的集聚效益及互补性、城市设施的配套程度、用地建设的自然条件、环境质量，考虑地区差异、时间差异、地价出让方式差异等确定土地的价格，主要根据市场的方式来配置土地。土地制度改革还包括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理论上来看，当一个城市的规模和空间都增加时，就需要征用集体的土地。土地征用具有三个重要条件：政府特有的权力，只用于公共目的，行使这个权力时必须给予合理补偿。客观而言，目前关于我国征用土地的合理补偿问题争议很大，中国只有土地补偿费，且数量极有限。按照国际惯例，土地权利人应得到两部分补偿：土地征用费和土地赔偿金。土地征用费相当于征用土地的价值，它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土地赔偿金是对土地权利人因征用而导致的经济及其他损失的补偿。因此，科学完善的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就必须强化城市土地征用的公共目的，并严格限制非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其次，必须给农民合理补偿，以平衡城乡利益分配，从更多的方面考虑农民的安置问题，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以使这些人能够生活有所依靠。构建科学的城市土地征用制度旨在降低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使农地非农化与人口城市化同步。因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建立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并明确强调土地流转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总体上，由于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利益与关系，国家对于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土地制度仍处于积极摸索和讨论阶段。
（四）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促进社区服务多元化供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单位体制开始趋于消解，“社区建设”成为社会各界的聚焦点。“还经济于市场，还社会于社区”成为转型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路径和客观选择。在此过程中，大量的社会事务从“单位”中剥离出来，由“社区”加以承接。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剥离”和“承接”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典型的单位制”的实际情况，问题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在国企改制型社区，由于改制前单位占有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导致单位“一统江山”，职工只能在单位的庇护下求得生存和发展，职工的利益获取方式、利益表达机制也深深烙上了“单位”时代的烙印。在社区转型的过程中，职工要走出“单位”走向“社区”，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职工的生存方式和利益联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居民不仅和单位、政府发生关系，而且还和社区的其他利益群体发生关系。在此过程中，居民、各个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复杂化，如果不及时处理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冲突。中国社区建设的重要目的就是通过社区利益关系的协调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最终达到社区的和谐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稳定。
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在新世纪以来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规模扩大呈直线上升趋势。据民政部门的统计，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1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2万个，基金会1597个。这些社会组织业务范围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境保护、法律服务、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另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估计，在实际开展活动的各类社会组织中，包括按照现行法规无法登记注册的草根组织、境外在华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及各种网络型、松散型的社会组织等，大约有300万家。（王名，2009）。
社会组织作为有别于政府、企业的“第三部门”，联系众多群众、企业和组织，跨越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形式，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拥有资源、技术、信息、项目等多方面的优势，在扶贫济困、社会福利、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法律援助、司法矫正、行业管理、妇女及老年人服务、未成年人保护、就业培训、家政服务、社区建设、科学普及、公共安全等社会建设领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主要体现在协助政府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和开展各式各样的社区自身服务方面（李慧凤，2011：107），以及对社区管理的部分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保障、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就业、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社区调节、社区维权、社区教育、社区培训等事务性工作，以及协助居委会或者社区工作站完成一些社区事务管理工作。这种参与途径主要通过政府主导培育或者通过承接政府委托项目的方式来实现。
政府主导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方式一般是政府根据社区规划的需要，在特定阶段出于完成某个特定任务、推进某项工作或者开展某项大型社会活动的目的。以政府投入为主在社区成立和培育的社会组织，其参与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途径与方式都由政府纳入到社区建设的规划中，开展的活动也大都是配合政府的要求或者是执行政府的任务。因此，政府主导色彩很浓，政府甚至也可能直接干预具体社会组织的筛选、培育和管理过程。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另一种实现方式是承接政府的委托项目，主要包括医疗保健、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方面的项目。政府将事权中的项目管理、标准制定、专业奖励、资格认定、职业培训等授权给研究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承接。社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委托项目的方式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事务治理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载体，开启了社区事务治理由行政化和统一化向社会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自治发展，体现了公益化和专业化的有机结合。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是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可以大大拓宽社区服务领域。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好处在于它们具有比政府更好的灵活性和创新性。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根植于社区、服务于居民的社会组织，其触角可以延伸到社区每一类人群，覆盖到每一个社区成员，它们更贴近于服务的人群，可以及时发现需求信号，所以它们提供的服务要比政府来得更为直接有效。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供给的途径一般是根据需求信号导向或者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实现。需求信号导向的方式一般是通过发现居民的内生需求而成立具有不同功能的社区社会组织，使它们可以满足居民各式各样的多元需求，为居民提供服务。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具有不同兴趣爱好的居民通过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成立各种社区文娱社会组织，开展文化、教育、科普、体育、娱乐等活动，从而形成相互关爱、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和谐人际关系。
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得到了大多数社区的认可和效仿，并在社区实践中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可以充分挖掘和调动社区资源，建立多渠道的社区服务投入机制，从而有利于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改革。目前，大多数社区都有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如业主委员会、青少年协会、环境保护协会、志愿者协会、老年人协会、书法协会、围棋协会、舞蹈协会、健身协会、社区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就业服务中心等，这些社区社会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涉及了社区服务的各个层面，涵盖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效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2011年以来，国家不断出台新的社会组织管理政策，降低社会组织注册门槛，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资金补助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提供社会服务。2012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研究制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新一届国务院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重大部署，明确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就如何推进落实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据报道，2010年以来，北京市已连续3年累计投入2亿元，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1029个；2013年北京市重点围绕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社区便民服务、社会管理服务、社会建设决策研究信息咨询服务5个方面，安排8000万元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向社会组织购买500个公共服务项目，旨在鼓励和支持更多的社会组织通过项目申报参与社会服务《2013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增200项》，搜狐新闻网，2013年2月7日，http：∥roll.sohu.com/20130207/n365780141.shtml……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而且重点把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城市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将能够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