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本书其实是一部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不但写得异常顺手，从投稿到签合同也只用了一个月。其间，几个编辑只是对一些可能引人不悦的材料做了些弱化处理。让我满意的是这本书首印达到三万册，版税率百分之九起步，这样一算，短短三月挣五万多块，也不算白忙活一阵。码字这条路似乎越来越有前途了。
出版社还把此书作重点书推出，将召开新书发布会并联络近百家媒体参加，报纸杂志电台门户网站应有尽有。我对天宝说这事时，他以为我喝高了。
“出版社疯了吧？给你这样的无名小卒开这种规模的发布会，我都没听说过。就算你这本书题材好，容易炒，风险也太大啦！”他掰起指头给我算，“大媒体一个红包五百块，一般的三百到四百，最少也得二百，就算平均三百块，一百家就是三万块！哪有这么干的？”
我只好说：“不信你到时来看看吧。”
“放心，我肯定来。”
对出版行业一无所知的杨星辰、李皓等人只觉得我牛逼大了，小羽觉得我这人“还算靠谱”，决定参加发布会，给我压阵。时间越来越紧，出版社越来越重视，为了赶上订货会，特地成立了项目小组，连国庆都没休息。我也被纳入小组，任务是找人写书评，和责编老徐联络媒体。
这本书内容粗糙，我本想好好加工一下，新年后出，但为了赶订货会，也为了防止不可预料的变数，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设计了十个封面，社长大人恰恰挑选了一个我最不喜欢的。色泽太暗，放在书店很不起眼；内页设计也有些缺憾，蜂窝状黑色暗纹虽有隐喻意味，但看上去不够洁净。社长大人军人出身，说一不二的，老徐劝我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
出版社会议室比较老旧，社长决定在繁华区租赁会议室。孰料恰逢五年一度的执政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北京保安级别被调到最高，二环内沿长安街所有的会议室都禁租。我和老徐忙活了一阵都无疾而终。社长急了，亲自出马，谈妥一个多功能厅，位于庞大豪华的东方广场建筑群里。赶紧布置会场，样书被运过来，在主席台上摆好几摞，横幅和招贴画被分别挂在主席台的后面和周围。
正好北京大举清理“不稳定因素”，周期性“猫捉老鼠”的游戏又一次上演，一时间偌大京城风声鹤唳，流民四散。有愚老大撑腰的牛胖子、为联合国工作的李皓和有房有车有公司的杨星辰都不再担惊受怕，我这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文字个体户倒成了不稳定因素——我的暂住证过期了。
老徐一再吩咐我这个特殊时期不要乱跑乱动。好在我住的这个小区虽有扫荡，但没挨家挨户检查。出门异常小心。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小脚侦缉队”并不可怕，就怕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态度粗暴的联防队员。我买来一双旅游鞋穿上，出门探头探脑好一番，随时准备拼上老命狂奔几千米。
吃了午饭，急赤白脸地出门。先警惕张望一阵，没“敌情”，心想周末不至于吧，便放心小跑起来。刚出小区，就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站住！干吗的？”
我本能地愣了一下，四周一看，没反应，还以为出现幻觉了。正想走，一辆停在小花园树林里脏兮兮的面包车打开车门，几个守株待兔的联防队员跳了下来。我拔脚就跑，来不及了，几个大汉一下将我围住，铜墙铁壁一般。拧脖子的拧脖子，拧胳膊的拧胳膊，抱腰的抱腰，抱腿的抱腿，那阵势，就TMD围捕“基地”组织某分支机构头目似的。流氓会武术，鬼都挡不住啊。很快，他们大山一样压在我后背，我的胸膛紧紧贴在路面，我的裆部正好顶着路上一块锋利的石头上。我被压歪的嘴巴差点啃着被冻僵的泥土，我斜着的眼睛从地平线上望上去，犹如一只蚂蚁从大象足下望着大象，几条扭曲的人影绞刑架一样高大而伟岸。人影阴云一样倾覆下来破口大骂。他们口里飘出的大葱味熏得我肠胃里翻江倒海，他们铁钳一样的鹰爪弄得我骨肉分离，而裆下那块坚硬嶙峋的石块狠狠撞击着我的命根，就差没有构成猥亵大地罪啦。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必须老老实实，再反抗肯定弄个自绝于人民的粉碎性骨折外加自宫于首都的现代太监。我解释我是去开会的，几个人一阵嘲讽的狂笑：“你开会，大爷我还开会呢，有证件吗？”
“你们放开我，我给你们拿嘛。”我挣扎着。
“你说在哪儿，我来掏。”一个家伙开始在我身体上摸起来，另外一人检查我的公文皮包，旁边有人围观起来。
我趁机陡然使出绝命的力气，一下挣扎开，对两个傻逼河东狮吼：“我操你妈，瞎了你们的狗眼了？大爷是去开新书发布会的。”
居然有人敢骂他们，几个王八孵化物怔住了，一个头儿似的问：“你开会？什么会？”
“新书发布会。你要跟我去吗？”
“你看起来倒也不像可疑分子，你跑什么呀？”他问我。我怒气冲冲：“我TMD赶时间我不跑行吗？不信你跟我去，我们打车去，如果是你就掏钱。”
“你有暂住证吗？”口气软了一些。我反问：“有啊，忘在报社了，你跟我去取吗？”
恰好此时，出版社老徐和小羽接着来电话催问。几个家伙气焰顿消，几个戴着红箍的“小脚侦缉队”也在旁边作证我住本小区。那个头儿变色龙一样褪下颟顸换上涎笑：“请您理解一下，咱也是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这万金油真TMD既卑鄙龌龊又大义凛然，干任何脏活都可以拿来抹一抹。我没工夫和他们纠缠，强忍命根尖锐的疼痛，像个虎口脱险的猎物一样向一辆出租车跑去，边跑边抖落身上的灰尘。一路上老徐几个电话催促。谢天谢地，在发布会开始三分钟前赶到万事俱备的会场。我先去洗手间查看命根，有点小擦伤，形状完好，疼痛也减轻了。我在镜子前抹了一把脸，将衣领拉得紧紧的，以盖住脖子上的拧伤，然后定神走进多功能厅。老徐在门口急得冒汗，顾不上埋怨直接领我走向主席台，我也顾不上提刚才发生的破事。
我假模假式，沐猴而冠，尽量压抑内心的忐忑。扫了一眼，绝大多数获邀的媒体和朋友都来了。先是主持人作介绍，按约定说我是个自由撰稿人兼下岗职工。随后社长讲了一通，主持人就把我抛了出去。我自小就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习惯于对讲台上的人打唿哨喝倒彩接话茬，私下我也堪称“话痨”，但一旦把我扔到高高在上的位置，就傻眼了。就算我豁出去了，但我悲喜剧色彩严重，再确凿的事情经我一说就不靠谱啦。
没开口心里就直打鼓，说了几句就声音卡壳掉链子。我满脸通红如醉汉，脑袋耷拉着，目光低垂于地面，那种狼狈相，就TMD跟失足青年痛改前非金盆洗手之后的一个现场教育会似的。我说了不到五分钟，主要是我的创作初衷和基本立意，下面叽叽喳喳起来，场面有些失控。我索性将问题甩给记者，美其名曰“互动式交流”，轻松多啦。立即有记者纷纷举手，第一个说：“您说老板靠不住，是不是太绝对了？”
“这世界上既有绝对的事情，也有相对的事情。”我说，“我并没彻底否定，我不是来了个五五开吗？人面兽心和兽面兽心的老板当然靠不住，人面人心和兽面人心两种还是靠得住嘛。”
第二个记者：“您号召员工不要为老板打工，可能吗？社会有分工，都去当老板，具体活儿谁去干啊？”
我说：“我只是奉劝不愿做奴隶的人。”
“您说员工是奴隶？”她反问。我一笑：“对不起，我一时冲动，打了个不恰当的比方，但说出了真相，我就这毛病。我还是去做记者算啦。”
下面一片笑声。下一个记者问：“这不是剩余价值理论老调重弹吗？”
“现在教科书还讲剩余价值理论吗？”我反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说，“你看看，没过时吧。社会也是个食物链，谁愿意处于最下端啊？”
“这不是达尔文主义吗？”这个记者站起来。我故作惊讶：“进化论也从书里删除啦？”
记者：“现在资本家都入党啦。”
“入党就是好人吗？贪官几个不是我党党员？”我反问他。下面有人鼓起掌来，主持忙提醒：“别说跑题了。”
又一个记者：“你这不是挑拨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挑起阶级矛盾吗？”
“我算老几啊，屎壳郎一个，充其量挑起一堆粪土。”我笑着反问他，“阶级矛盾？中国阶级都没了，哪来的阶级矛盾？充其量是阶层矛盾，劳资矛盾。但也谈不上挑拨，我开宗明义就说了这点，我只是告诉你一些真相，你要怎么干是你自己的事情。”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记者问：“我看你很年轻，是不是和老板有不愉快的经历啊？”
“我虽然不算老，但我受过刺激——我受过强——烈的刺激。”我有些激动，下面短暂笑声后一片寂静，“我是下岗职工，能愉快吗？我下岗时才二十七岁，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工作。您说我这岗是不是下得也太早了点？国家培养了我这么多年，还没报答呢。老先生，您看我像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吗？”
老头默默点头，若有所思地拿起笔。场面冷清下来，主持人四处望望：“还有问的吗？”
一个女记者举手提问：“我刚才翻了一下目录，您在本书的前半部说老板靠不住，后半部又让员工自己当老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矛盾。”我一字一顿地说，“我是希望员工变成人面人心和兽面人心的好老板，但首先你得先摆脱坏老板是不是？这叫不破不立。”
“您写这本书是不是受了《总统是靠不住的》启发？”下一个记者问。我说：“听说过，没看过。我的动机前面说过了，本能的反抗嘛，咱们国歌第一句怎么唱的？”
我的眼睛四处搜寻，接下来的记者有些扭扭捏捏：“我浏览了几页，发现您的语言非常情绪化，非常极端，您是一个愤青吗？您写过诗吗？”
我笑起来：“我确实是个愤青，但我属于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愤怒青年的残渣余孽，和当下这帮现代义和团有本质区别。我最怕别人把我们弄混了，丢不起那人。精神上的老爹都不同。我当过诗人吗？二十年前我只写过几首打油诗，狗肉上不了台面。不过，坐在中间那几位都是诗人。我血和他们一样热，但禀赋不够啊。”
仨人遭受到突如其来的聚焦，先是一愣，很快一副坦然领受的样子。胡蒙举手，拿过麦克风，站起来说：“作为作者私人朋友我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打算写一个‘靠不住’系列？就像老婆靠不住，老公靠不住，老爸靠不住，朋友靠不住，领导靠不住什么的。”
“一切皆有可能，你的左手都靠不住你的右手呢。”我说。听众大笑。主持人看看手表，四处看了看，说：“谢谢记者朋友们光临，最后一个问题。”
天宝问：“我是一家出版社编辑，作者也很熟，这稿子我也看过，没想到你们抢了先。请问社长，这本书首印多少，版税多少？”
社长呵呵大笑，声如洪钟：“商业秘密，无可奉告！你们看看这个发布会规模，印数会小吗？这只是我们推广活动的第一波，我们还有第二波、第三波，接下来订货会我们还有进一步活动。”
散会后，记者纷纷围上来要了我的联系方式。总算没砸锅，社长拍着我的肩膀：“发挥得还不错。”
我请大伙吃了一顿饭。这也是小羽第一次以女友身份见我的私人朋友，他们都颇为惊诧。李皓问：“哥们儿，什么时候金屋藏娇了？也不给哥们儿透露一下。”
“我是狗窝里藏猫。”我看着小羽笑，她也笑。胡蒙说：“小羽这么年轻，你真有艳福啊，还是北京女孩呢。”
于江湖说：“只有最优秀的外地人才能做北京人的上门女婿，其难度比混在广州的非洲人找个中国老婆略微低一点，除非找一智障或残疾什么的——对不起我不是说您啊。”
北京女孩从来不怵尴尬场面，小羽宽容地笑笑：“有那么难吗？好像全国人民都宠着我哪。”
“可不是嘛！”于江湖说。我说：“你干脆说我是于连得啦，咱俩也成本家了。”
“于连是谁？”李皓问。我转而把问题推给了天宝，天宝简单讲解后，严肃指出我比方不当：“外乡人于连在巴黎是和已婚贵妇人勾勾搭搭，你这不是自我抹黑吗？小羽回去好好修理修理他。”
大家笑，我也陪大伙笑。小羽摸摸我的后脑勺：“行，回去看我的。”
我说：“别看她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不聚光，看问题一点也不尖锐。”
“难怪落入你的虎口了。”牛胖子拿我开涮。
小羽出于礼貌不置可否地和大伙逗逗嘴，大部分时间笑个不停。
于江湖还在那家香港驻京投资公司混，不过守在投资公司的他正四处为无米下炊的《人精》杂志寻找投资方。从传媒业巨鳄、文化体育产业集团到广告集团、影视公司，从经营出租车行业、房地产大亨到国外的巨型出版集团，从上市乳业公司到山西煤老板，有可能被榨出油来的公司和机构让他搅和了个遍。
天宝说：“杂志就是钱砸出来的，一年下去几百万，好的冒个泡，不好的连个泡泡都不冒。”
于江湖说问题还不在钱，这些投资商身家没低于十个亿的，主要还是杂志社那帮人太小农了，养不活自己的女儿，好不容易给他女儿找个婆家，又怕女儿被大款拐跑了。每次都是收了别人彩礼，扭扭捏捏送进洞房，人家没到高潮他就跑来拉起女儿回娘家，最后眼睁睁变成了人皆可夫的婊子，却最终无人肯真正上她的床，还欠下一屁股债。于江湖咬牙切齿地说：“我们现在就是千方百计找个愿意真正上她床的冤大头，先给他戴一顶绿帽子，再把这婊子以前的债还掉，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净婊子的屁股，再重新上路过日子。这里面的故事太复杂有趣了，我都想大哭一场。”
“那你何必这么下贱呢，皮条客啊你？”我开导他说，“哦，我忘了，嫖客吃肉皮条客也得有点汤喝，要不这生意没法做啦。”
“那也是文化皮条客。”于江湖说，“我还是想干点有文化含量的事情，更不想看见这个牌子倒掉，毕竟你我都与之有染，是吧？”
牛胖子有些疑惑地问：“有这样的冤大头吗？”
“现在钱多人傻的傻逼多了去了，烧包呗。”于江湖说。我用手指嘘了一下提醒他：“注意言辞。”
回“家”的路上小羽评价说，这个于江湖太粗俗下流，警告我别受了他的“精神污染”。我笑：“这就管上啦。”
我是图书项目小组成员，工作远没结束。发布会后几天，我陪发行部的人将书和宣传物送到了地铁和各大书店，此后只等媒体挑起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