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用赞扬和谴责表达了对我们品行的实际感觉，值得赞扬和应被谴责是他人对我们品行的自然感情。热爱赞扬就是希望获得他人好感，而热爱值得赞扬的品质就是希望自己成为理应被赞扬的人，这是两种相似的天性。对于谴责和理应被谴责的畏惧，也是如此。
如果有人作出了某种值得赞扬的行为或者想作出这种行为，他同样希望得到应有的甚至更多的赞扬。此时这两种天性混淆为一体，连他也难以分辨自己的行为到底受哪种影响。别人就更加分辨不清了，那些企图贬低他的人将其归结为虚荣心，那些愿意考虑他优点的人，则将其归结为热爱值得赞扬的品质，热爱人类真正高尚的行为，以及对获得和应该获得他人称赞的渴望。旁观者对他的行为进行观察之后产生的好恶，按照自己的思考习惯把这些行为的优点想成不同的样子。
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已经具有为自己所钦佩，同时也让他人钦佩的品质。除非人们公认他已经两者兼备，或者他们已经获得别人给予这两者的称赞，否则即使他已经作出这样的行为，也难以感到心满意足。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巨大，一些人当他们自以为已经充分证明自己具有值得被赞扬的品质时，却似乎对赞扬毫无兴趣。而另外一些人则似乎不在乎值得赞扬的品质，只关心赞扬。
人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行为没有受任何责备而感到满意，除非他实际上也避免了责备或非议。一个智者常常不在意他理应受到的赞扬，但是每到紧要时刻，他都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不仅避免了该受责备的错误，也避免了可能遭受的非议。如果他做了理应被指责的事，却没有担起应尽的职责，或没有抓住机会做自己认为值得赞扬的事情，他就必然会受到责备。一旦考虑到这些他就会极为谨慎地避免责难，在作出值得赞扬的行时不显露出对赞扬的渴望。虽然看上去像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但希望避免责难的念头并不软弱，这种谨慎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西塞罗说：“很多人蔑视荣誉，但又因为不公正的指责而感到极大的屈辱，这是非常矛盾的。”可是这种矛盾似乎永远根植在人性的原则中。
上帝用这种方式教导人们尊重他人的情感和判断，人们如果赞同他的行为，他就会感到高兴；而人们如果反对他的行为，就会使他感到不快。上帝让人变成人类的审判者。同其他方面一样，上帝此时按照自己的设想来造人，并指定他作为自己在人间的代表，监督人类的行为。人的天性让他们承认这种上天赋予的权利，在遭到责难时感到屈辱，在获得称赞时感到得意。
虽然人作为人类的审判者，但这只在一审时才有效，最终的判决还要求助于他们自己良心的法庭，那个人们在心目中设想的，具有伟大审判官和公正无私的旁观者的法庭。这两种法庭的审判建立在某些相似的原则上，但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外部的裁决权完全依靠对现实的赞扬、谴责和渴望、厌恶。内心的裁决权则依靠对值得赞扬的渴望，或者对应该谴责的厌恶为依据。我们热爱别人具有的某些品质，称赞别人的某些行为，我们也渴望自己能有这样的品质和行为。如果别人具有的某种行为遭到我们的憎恨，受到我们的责备，我们就会恐惧自身会有类似的品质和行为。倘若外部的审判者称赞我们从未做过的行为，或者称赞与我们行为无关的动机，内心的审判者就会告诉我们是否应当接受称赞。接受会让我们变成卑劣虚荣的人，于是我们克制自己，不会因这样不适的称赞而自鸣得意。
如果外部的审判者对我们进行子虚乌有的指责，或者误解我们与行动无关的动机，内心的审判者就会马上纠正这个审判，我们坚信自己不应该遭受不公的指责。可是很多情况下，内心的审判者常被外界的非议、喧嚷而迷惑。有时指责伴随着激烈的言行劈头盖脸地打向我们，让我们的感觉变得麻木迟缓，几乎丧失了对美和丑的判断。也许内心的判断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但它的可靠性与坚定性已经大为降低。于是我们内心的平衡和宁静被破坏。当我们面对他人的谴责时，我们几乎不敢原谅自己。如果所有的外部旁观者立场一致，而且情绪强烈地反对我们，那我们在心中设想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也只是怀着犹豫和恐惧的心情支持我们。这个心中的审判者就会像史诗描绘的那样，既有神的血统，也有人的血统。当他坚定不移地判断和引导内心对美和丑的感觉时，就像神一样行事。当他一旦被愚昧无知和立场不坚定的人弄得惊慌失措时，就暴露出他人性的血统已经压倒了神性，同人一样的行事。
此时那个情绪消极，内心痛苦的人只能向宇宙最高法庭的审判者寻求安慰。因为这个审判者能洞察一切，从来不会作出错误的判决。适当的时候，这个伟大的法官会宣布它的清白，这是他绝望的心灵唯一的依靠。在他惶恐不安时，是天性让他认为这个伟大的法官不仅保护他的清白，也会保护他内心的平静。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今生的幸福寄托在对来世的希望和期待中，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人性的尊严和崇高的理想，才能把人类阴郁的前景点亮，并让我们在此生的大灾大难中保持乐观。在那里，任何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待遇，每个人都将与和自己道德、智力类似的人为伍。那些谦逊高尚的人，今生未曾有机会展示自己，不仅世人和他们自己对此缺乏了解和信心，甚至内心的裁判者也不敢明确地支持他们。在来世，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优点，克己谦虚的美德，将在那里得到适宜的评价，有时甚至会超过在今世享有盛誉的人。这样的世界终会到来。这样的信念对于软弱的心灵来说，会让他们极其憧憬和热爱，即使明智的人对此报以怀疑，也会陷入虔诚的期望中。除非有人告诉我们，在来世，报答和惩罚的分配常常与我们所有的道德感情直接冲突，否则渎神者绝不会嘲笑这种信念。
很多德高望重的老臣满腹牢骚地抱怨说，在凡尔赛宫或圣·詹姆斯宫拍一次马屁，顶得上在德国或佛兰德斯打两场仗。忠厚的臣子不见得比阿谀奉承的人更得宠，汗马功劳也不一定比溜须拍马更容易得到升职。这种对世俗君主的抱怨和指责源于神性的完美，对职责的忠诚，源于社会和个人对神的崇拜，甚至被德才兼备的人描述成唯一免于惩罚甚或给予回报的美德。也许这种美德是他们的主要长处，与他们的地位极其相称，但我们都容易高估自己的优点。雄辩而智慧的马西隆在为卡迪耐军团的军旗祝福而作的讲演中，说到：“先生们，你们最可悲的处境就是生活的艰难困苦，那里的服务和职责有时比修道院严格的苦修还要艰苦。
你们总是苦于今生的徒劳无功和来世的虚无缥缈。苦行僧在陋室中克制肉体的欲望以服从精神的追求，他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他坚信一定能得到回报，并会得到上帝减轻惩罚的恩典。你们临终时会大胆地向上帝诉说你们工作的艰辛吗？会向他恳求回报吗？你们觉得上帝会肯定你们的全部努力和你们对自己的全部克制吗？你们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自己的职业，十年的服务对你们身体的损害可能甚于一生的悔恨和羞辱。我的弟兄们！为了上帝，哪怕仅仅经受一天这样的辛苦，也会给你们带来永世的幸福。如果一件事是为上帝做的，哪怕它再令人痛苦，也会让你们得到圣者的称号。可是你们所做的一切，在今世却得不到任何回报。”
把修道院徒劳的苦修和战争中高贵的艰险相比，认为在上帝眼中，修道院里的苦行比戎马一生的光荣具有更大的功绩，这肯定是与我们所有的道德情感相冲突，也违背了我们在天性指导下赖以控制自己的轻蔑和敬佩的全部原则。但正是这种精神把天国留给了修士和僧侣们，同时让古往今来的所有英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和哲学家，为人类的延续和科技的进步作出更多的发明创造和贡献。人类那些伟大的保护者、指导者和造福者，那些我们在直觉驱使下将其视为品德最为高尚的人，皆将下地狱。这个最值得尊重的信念被荒唐地滥用，不时受到嘲讽和轻视，这对于那些不热爱虔诚祈祷的人来说，并不值得惊讶。
本章解读
要想评判自己的行为和情感，必须跳出自我，站在别人的立场来审视自己，从客观的角度看自己，看自己能否理解和同情自己的行为和情感，以此来判断是否赞同自己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总是以“我”来看待自己，那他永远不可能看清全面的自己，也不会对自己做出客观的评价。让自己作为公正的旁观者看自己，如果能得到“旁观者”的认可，那自己也就会认可自己的行为；如果得不到“旁观者”的认可，就要对自己的这行为和这动机产生怀疑，甚至是否定。
人们照镜子来审视自己的仪容和穿着打扮是否得体，是自己看自己，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用另外一个人的眼光看自己、审视自己，如果通过了，那就可以平静地接受别人的评价了。在生活中，人们也需要一面这样能照出自己情感和行为是否合宜的镜子，时刻注意检查自己。
人生来就喜欢被别人称赞，也喜欢做值得称赞的人；不喜欢被别人憎恨，更害怕成为被别人憎恨的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对某人的称赞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值得称赞的优点，是对这些优点的认可和称赞，所以，追求值得称赞的品质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一种超出自己行动应得的称赞，不会给行为人带来更多的快乐，反而会让他感到不安或是焦虑；同样的，对于一些无中生有的指责也会让行为人感到委屈。但若一个人的动机和行为，得到公正的旁观者的认同时，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扬，它的内心一样是充实的，并且还是平静的，自我认可的感情不会减少。
人们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都需要借助他人的判断来让自己做出决定，这也是自然赋予人们的特性。人们在对自己的行为做判断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法官，一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的，完全以实际的角度来判断的；一个是自己内心深处的，以对值得赞赏的追求和对该受到谴责的嫌弃为基础的，也就是对某些品质和行为的追求，以及某些品质和行为的恐惧为基础。当两个法官的裁决一致时，人们在内心就会对自己的情感和行动加以肯定；若是裁决不一致时，这就需要一位更高的仲裁者，一个坚定的信念，一种区分善恶的观念，一个具有公正性的良心。
良心的影响和权威
虽然在特殊情况下，良心的支持不能使软弱的人感到满足。那个想象中与他们的心意相通的旁观者，也不能完全支撑他们的信心。但任何时候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不可忽视的，只有在这个内心法官的指引下，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与自己相关的事情，才能恰如其分地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利益。
人性中那些自私的感情，会让我们把自己的微薄利益看得比他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切身利益使得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更为强烈。我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绝不可能把他人的利益看得跟我们自己的一样重要，我们甚至不惜损人利己。我们必须转换自己的立场才能公正地处理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关系。我们只能采取第三者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第三者必须与我们毫无关系，它的看法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我们能够根据习惯和经验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甚至下意识地完成它。此时如果正义感不能纠正我们天性中的不公之处，那么我们要想认识到自己对我们关系最为紧密的邻人是多么的冷漠，就需要反思，甚至需要哲学的思考。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同其亿万居民突然毁于一场地震，一个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且有人情味的欧洲人首先会对这些不幸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会沉重地想到世事无常，人类的劳动成果就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如果他是一个投机的商人，也许还会想到这种灾难对欧洲商业和世界贸易产生的影响。可是当这些怜悯和深思都过去之后，这种不幸的事件好像从未发生过，他一如既往地追求他的工作和享受。在他身上发生的最小的麻烦，都会引起他的紧张和不安。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头，今天他就坐卧难安。但当他知道那从未谋面的亿万中国朋友遭受了如此大的灾难，他也会安稳地睡去。因为他自己微小的不幸比亿万人的毁灭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