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入冬，穿上棉袄，屋里生着了暖和的煤球炉子，就盼着过年。过年的好处说不完，穿新衣，逛厂甸，买空竹，放鞭炮，吃饺子，来了客人还有压岁钱，哈，最好玩的是堆雪人，打雪仗！
那时候的北京，没有哪年冬天不下几场雪的。而且总有一两场大雪，静悄悄地满天鹅毛飞舞，大人们就会说：瑞雪兆丰年！有时候大雪从夜晚下起，清早推门一看，院里积雪盈尺，我和弟弟撒欢似的往外跑，大人也笑着叫着：“别乱踩呀！踩磁实了扫不净。”赶紧拿笤帚扫出路来。四合院里要扫出好几条通道，北屋通到南倒座，那边是厨房，得过去烧水、洗脸、吃早点，东西厢房也得有路通到大门洞去。大人们总爱把雪扫到枣树根儿和葡萄架下边，说是有雪堆儿捂着，明年的葡萄和枣儿更甜。孩子们另有说法，“家雀儿偷葡萄，老鸹也偷枣儿吃，得有人看着哇！”便齐心协力拍出两个白白胖胖的雪人来。
胡同里的情形就不同了，男孩子们好胜，东头几家，西头几家，组成两队打雪仗。女孩子负责捏雪球，提供炮弹。直打得人人中弹，个个挂花，两只小手冻得通红，大人出来充当“维和部队”，双方才勉强休战。
后来我真的当了兵，到朝鲜去打仗，仍然喜欢下雪，喜欢睡雪窝窝。由于美军掌握制空权，我们经常夜行军，白天在山坡树林里宿营。北朝鲜的隆冬，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雪是零度，所以每人挖个雪窝窝，砍些松树枝叶垫底儿，铺上雨布、毯子，睡下去的确比外面暖和得多。
复员回北京之后，我长期从事农机科技工作，为农业服务，也跟农民一样喜欢下雪。入冬以后如果有几场雪，那可太棒啦，“雪盖三层被，枕着馒头睡！”这等于给冬小麦普遍浇了水，还给它盖上了棉被——雪是暖和的，寒冷的西北风就伤害不着这些越冬小麦了，来年一定丰收！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忙于写作，为了减少应酬，常到外地去躲年——从元旦前到春节后，足足俩月，可以完成一部电影剧本的初稿。一次，住在上影文学部，赶上下大雪，屋里没暖气，我又习惯于夜晚写作，冷得拿不住笔，就上街买个小电炉子，烧上一壶水，放在身边，随时烤烤手，也不耽误写字。早晨抬头一看，玻璃窗上结满冰花儿，那奇丽的图案，美极了，真是神工造化，舍不得把它擦掉。又一次住在潇湘电影厂，同样赶上下大雪，我长了经验，带来电炉子，烧水、烤手，还烫上一壶黄酒，自斟自饮，喝得心里暖乎乎的，再出去踏雪散步，那雪花滤过的空气异常清新，令人心旷神怡，文思敏捷。
妻子的两位姐姐，我也跟着叫大姐和三姐的，家住上海、武汉，都说江南的冬天冷，没暖气呀，退休了，喜欢到北京来过冬。我笑着说，真是怪了，北京今年又是个暖冬，一年比一年暖和，直到十二月中旬还没有一点儿要下雪的意思！你们喜欢北京，那好，咱就换着住，我又可以到江南躲年去了。
女儿不愿意我去南方，说是爸爸不在家，过年都不热闹。她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问道：要是下一场大雪，把空气过滤得清清爽爽，您还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