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密切注视着新四军；
冷欣不愿“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1.芦苇荡里的游击队请求收编
中华民族是个想像力丰富的民族。古老的国度里流传着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传说。
新四军是支创造奇迹的军队，抗战的日日夜夜里创造着数不清的传说与故事。
7月的阳澄湖，苇叶滴翠，稻谷飘香，鱼肥虾鲜。无边无尽的芦苇荡，散落珍珠般的港汊湖湾，颇似《水浒》里描写的“梁山水泊”。
“血战黄土塘”之后，6月24日，叶飞又亲自指挥了“夜袭浒墅关”。
那一对“兄妹”探得的情报详尽、准确。叶飞的作战计划周密、独到，充满了智慧。整个战斗从进入到撤出，不到一个小时。日伪守军被全部歼灭，宁沪线火车停驶三天。
“江抗”的名声不宣自扬。十几天时间，芦苇荡里开出大小游击队七八个，请求收编。苏、锡、常的群众抬着鸭鸡鱼虾慰问，敲着锣鼓送亲人当兵，那种“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场面，足让一切有爱国之心的人动容。
“江抗”迅速扩展出“江抗”三路、四路。而后，兵分两路：吴焜、何克希率领一部继续东进，叶飞率领一部转战在铁路线上，同时建立阳澄湖抗日根据地。
东路，即常州以东、宁沪铁路两侧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南起太湖，北至长江，东接上海。吴焜率部直指上海。
时值盛夏，正是江南的“锅炉”季节。“锅炉”的威力越到夜晚发挥得越出色，除了地面的热蒸气，所有的江、河、湖、塘、港、湾、沟、汊，把白天吸足的热量毫无保留地喷吐了出来，闷、潮、热结织成一个巨大无形的“锅”罩住了大地。空气仿佛凝固成粥状的固体，灼烫地糊在一切生灵的身上。青蛙狠命鼓着腮，蚯蚓钻入地下，最活跃的蚊子也停止了哼唧。
穿着破旧衣裤的新四军在急行军。
他们仿佛在检验人的生命承受力。
他们在自己的国度上，却只能晚上出动，像一群灰色蝙蝠。
一路走，一路打。他们走过的路，甩下“湿淋淋”的轨迹，仿若落了一场春雨。
这种喘气都出汗的天气还打仗，无怪乎日本兵气恼地骂：“新四军是世界上最讨厌、最可恶的东西！”
新四军行军打仗把活日军变成一具具尸体，一天夜里还缴获了一条汽油船。
日军被激怒了。
倾盆大雨中，日军兵分四路包围了“江抗”二路的驻地。
吴焜站在暴雨中命令2支队掩护部队突围。部队刚突出去，三路鬼子又把2支队合围。雨还没住，一阵轰鸣，天空出现了助战的4架飞机。
吴焜对2支队长廖政国说：“鬼子摆出这种架势，是想一口吃掉我们。至少也想把我们赶回西面去。娘的，四爷偏要向东，偏要过吴淞江，直抵上海市郊！”
天助新四军。眼看放晴，不料几声炸雷又抖擞开了天河，地和天被瀑布般的大雨弥合在一起，几步远就看不清人影。日寇的合围又“泡汤”了。
吴焜、廖政国抢渡了吴淞江，与活跃在上海附近的“青浦抗日游击队”会师。他们联合行动，连拔了16个据点，缴获了大批武器，俘虏了大批伪军。
这些仗都是在上海市郊打的，“江抗”震动了上海。
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生活着300万中国人，而主宰他们的是英、美联合体──上海市政会。1937年“八·一三”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日本。这个濒海而立的大都市，从“海”中走出，“上”到陆地，有1000年了。它的成长始终伴随着外寇的入侵，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它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又是邪恶的象征。这种对立的色调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摩天大楼，低矮窝棚；豪华轿车，人力“黄鱼”；神甫牧师，阿飞；拥挤的黄皮肤居民，飘扬的各色国旗……这是一个弥漫着罪恶，又挥洒着魅力的都市。这个奇异的都市集中着外域和中国的大财团，纵横着政治、经济最敏感的神经。同时，又是中外科学、文化、艺术的殿堂所在，汇集着人类的精华。这是一个痛苦的城市，它是中华民族痛苦的汇合体。处于痛苦之中的神经是脆弱敏感的，那充斥着整个视野的“膏药旗”是揿在伤口上的毒鸦。“八·一三”使这个城市看到民族的悲壮和国力的钝弱，像久旱盼云霓，新四军的出现使它的精神为之一振。
1938年夏，一批特殊的乘客登上了停靠在爱多亚路太古码头的“北京”号客轮。700多生活在十里洋场最底层的上海居民以“难民”的身份，转道温州，投奔新四军。这是第一批。接着1938年底、1939年初，又以“民众慰问团”的名义输送了第二、第三批。当《每日译报》登出代收支援新四军的捐款启事后，工人、学生、店员、妇女以至儿童，到报馆捐款者络绎不绝。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组织“物品慈善义卖会”为新四军筹款。上海煤业大资本家刘鸿生一次就为新四军捐了20多辆大卡车的物品……
上海密切注视着新四军。
现在这个大都市忽然听到了新四军的枪声。这些袭击日寇的枪声，甚至上海租界内的中外人士也清晰地听到。于是各种有关新四军的传说在十里洋场和摇摇欲坠的棚户里流传着。一天晚上吴焜一连接待了三批从市里跑出来的学生，要求参加新四军。
“江抗”又在扩大。
同时，“江抗”处境更加险恶。这支不知天高海深的队伍对大上海的“骚扰”，使他们每时每刻都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
7月23日，侦察得到的情报和种种迹象都预示有大的战斗。
吴焜把军衣的纽扣全部解开，急速地煽动着衣襟，汗珠仍噼噼啪啪往下掉。当最后一个分队撤离不到五分钟，鬼子果然来了，大约有3000人。“江抗”刚逃出虎口，中暑的、受伤的、刚参军还不会行军脚底板血肉模糊的，都还没来得及安置，“忠义救国军”的许雷生部趁火打劫，又把“江抗”阻击在一条大河边。
吴焜站在河边大骂：“反动透顶的家伙！民族的败类！”一把夺过机枪手的机枪，喊道：“特务连，跟我上！”
密集的枪声中，响着吴焜的呼喊声：“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啊！”
呐喊和手榴弹的爆炸声盖过了哗哗的水流声……
许雷生部遭到痛击，迅速溃逃，“江抗”兵分两路愤怒追击。
右路由廖政国率领，这个“打仗不怕子弹往身上钻窟窿”的白脸小将率领两个连一个排，横跨9条公路，飞渡14条河流，一口气追了30多公里，顺便拿了两个小据点。廖政国和侦察班一直冲在最前面，到了半夜，忽然来到一个样子很怪的地方：一片平展、空旷的大场地，孤零零的洋楼，指头粗的铁丝网……
廖政国只有一本中学生地图册，已经被汗水沤得津湿，翻来翻去，也弄不清这个怪地方。
向导气喘吁吁地赶来：“这是虹桥机场！”啊，机场！
几个指导员、连长一下子把廖政国围起来。
廖政国的眼也瞪圆了。
“支队长，进去看看吧！开开洋荤，地上卧的飞机还没看到过呐！”
“打掉它几架，可是个大胜利！”
廖政国被“大胜利”煽得动心了。
当即一研究，廖政国确定：两个连分头突击，在机场中间的洋房前汇合，然后攻占洋楼。
一枪未发，突进了机场。继续向前，包围了洋楼。又是一枪未发缴了伪警察、办事员的武器。
廖政国命令侦察员再去四周侦察。
5连指导员蓝阿嫩是闽东佬，一到洋楼前像孩子一般惊奇地喊：“咦！玻璃做的房子呢！”他马上命令司务长：“赶快带人去仓库，这洋地方一定有不少洋玩艺儿！”
“支队长，飞机，飞机，有4架！”侦察员兴奋地跑来报告。
廖政国的白脸因巨大的喜悦涨得通红。
部队刚集合到飞机前，机场四周倏然一个大闪，就像暴雨前的雷电。
日军的警戒碉堡发现有情况，开始向这个方向射击了。
“烧飞机！”廖政国果断地下了命令。
蓝阿嫩用粗糙的大手抚摸了一下银白色的飞机，它是这么漂亮，这么有气势，这么好的东西真舍不得毁了它！尽管这个闽东佬挨过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挨过日本飞机的轰炸，他还是喜欢这个庞然大物。这大概是军人和武器的天然情感吧。此后多年，他还感慨：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把那4架飞机弄回来。
新四军战士们忍痛往飞机上泼撒汽油，冒着四面飞来的子弹，点燃了汽油。顿时，蓝色的火焰腾空而起，虹桥机场顷刻变为火海……
这一夜，上海的日本军车全部出动，战斗机一架一架起飞，停泊在黄埔江占领区的日本军舰下了炮衣……
第二天，上海报界纷纷以赫然大字刊出消息：
──新四军夜袭虹桥机场
──江南抗日部队前锋插入本市郊区
──国军夜袭虹桥机场
巨大的震动一下子改变了这个大都市内在的节拍，如同一个突然处于极度惊愕中的人。当时在上海读书的王昊记录了那天的一个瞬间：
1939年7月的一天，我到学校的时间已经不早了……但那天有点怪，马路上多了不少巡捕，外国‘三道头’也在‘抄靶子’，电车上的人们意外的肃穆，没有往常的嘁嘁嚓嚓声……
走出电梯，钻进传达室，竟然没有一点声息，好像空气凝固了……只见一位姓陈的同学精神激奋得不安地徘徊着。他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张报纸。我一看是当天的《导报》……大字赫然的标题：
国军夜袭虹桥机场
那天，上海的一些民众已经在悄悄地做五彩小旗，准备迎接新四军进城。
2.客过风兴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
冷欣扔下顾祝同的电报，一脚踢开了依偎在他脚下打呼噜的小花猫。
这在冷欣是不多见的。他不是脾气好、性子软的人，但涵养确实到家，轻易是不动怒的。
顾祝同的电报扎到了他的疼处。什么叫“有负委座厚爱”？什么叫“未尽职责”？蒋介石把他放在“老虎”、“猴子”圈儿里，是基于厚爱吗？没人比他冷欣更了解这个委员长了，蒋介石几次大的“沉浮”，他都陪同左右，蒋介石的心机，被他窥视得清清楚楚。这些年委员长对他的漠视，也许正源于此。顾祝同有什么资格斥他未尽责？他陷在这沼泽之地，前有凶悍的日本人，后有不驯服的新四军，他是日有三险夜有三惊，而身为三战区司令长官的顾墨三躲在青山幽谷，三个月“泡”了两个红戏子！真是天无日月，地无经纬！
这场“火”的根源是那个“江抗”。本来平静的苏、常、锡，这几个月闹得乱乱腾腾，“江抗”几次与忠义救国军对垒，致使忠义救国军损失惨重，现在两军剑拔弩张，忠义救国军面临危机。蒋介石十分恼火，顾祝同把屎盆扣到冷欣这里，说“江抗”即新四军1支队，新四军1支队就是现在的“江抗”，责任是冷欣控制不力，放任自流。真是鬼话！人家抗日你如何控制？有多少道理可以拿得出、说得响、治人服？况且说“江抗”是新四军有什么证据？没凭没据那个陈毅的屁股是好摸的？
冷欣叹了口气，越来越感到这个江南的差事不该接，悔之不及！
为了平静心绪，冷欣打开了《圣经》。他是基督教徒。从小未谋父面的冷欣是从母亲那里知道耶稣的。“四·一二”之后更加虔诚，也许想用圣水洗刷双手的血迹，“立地成佛”吧。坐上江南行署主任这把交椅后，他也做了一些善事。他把逃亡在外的青年学生汇集起来，创办了“念劬中学”，起这么个名字，有纪念他过世老母之意。后来，又成立了“江苏省第五临时中学”。这个曾经在女中当过教书匠的冷欣，一生热心教育。
“新四军1支队吴科长到。”副官通报。
刚减弱的心火又被激旺了。冷欣电令陈毅来见他，怎么来了个吴肃！吴肃一进来就看到冷欣一脸冰霜。这个进出过大衙门的吴肃沉稳地敬礼，报告，而后肃然直立。一个标准的军人。
“你们陈司令呢？”
“陈司令在溧武路北指挥反‘扫荡’，部队天天作战，夜夜行军，具体位置不清楚，电台也联系不上。”
吴肃虽职位不高，代表陈毅到冷欣这里来已是多次。冷欣母亲过世，就是吴肃代表陈毅来吊丧的。所以，在面子上，冷欣不好太过不去。
“吴科长，知道为什么找你们陈司令吗？”
“请冷总指挥训示。”
“你们一进江南，三战区就命令‘分区抗日’，可是你们向来无视，一再越界，违反军令、政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你们还像一支军队吗？！”
吴肃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
“哼！”冷欣眼里分明是把吴肃的把戏全部看穿的轻蔑，“怎么，还要我挑明吗？你是作战科长，你们的部队有没有越界，你比我清楚。虹桥机场被烧是怎么回事？”
“那是‘江抗’干的，我们也不清楚。”
“‘江抗’就是你们！”
吴肃仍很恭敬地：“冷总指挥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吧？”
冷欣冷冷一笑：“原来的‘江抗’是个什么队伍我很清楚，他一夜之间长不出三头六臂，火烧机场只能是你们。和忠义救国军对峙，也只能是新四军！告诉你们陈司令，如果不将部队迅速撤出，一切严重后果，你们陈司令要完全承担！”冷欣说得激愤，手拍着桌子。“简直是造反了！不行我就派大军去围剿！”
吴肃心里火苗直蹿！什么大军小军，你冷欣敢去东路？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厢不扰，各自为安，新四军血染东路，端炮楼、灭据点、缴敌艇、火烧机场，中外震惊，倒有罪了！
“冷总指挥，你可以派大军去围剿，‘江抗’确实不是我们的部队。”
“那个叫何克希的‘江抗’头子就是个共产党，怎么不是你们的部队？！”
“何克希是什么人我不清楚。如果真是冷总指挥说的那样，也许‘江抗’是上海党领导的部队。”
“哦？那你们赶快命令上海党撤出东路！”
“我们管不了上海党。我们军部也管不了。我们军人不问政治，这事要国共两党协商。”
冷欣感到面前这个小科长的分量了。他顺势转弯：“你们都是共产党的队伍，派人做军事上的协商怎么是过问政治？你回去告诉陈司令，让他马上派人去和‘江抗’联系！”
“是！不过，现在先向总指挥报告明白，做‘江抗’的工作一般人显然不行，如果首长出面，东路日军的封锁您是知道的，一定要派部队护送。”
冷欣一听要派部队，立刻警觉。现在活动在东路的新四军还没有撤出来，又拉部队去，而且是打着他的旗号，冠冕堂皇地开入东路，这不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吗？
冷欣吸了口气：“既然这样，这事先不定，你回去吧。”
吴肃心里在笑：陈司令员真是个好导演。这场戏“起”、“承”、“转”、“合”完全在导演的设计之中。
陈毅这时在江阴视察。他胯下骑了头不太听指挥的笨驴子，东转西转到了江阴要塞的旧炮台。古战场的荒凉，江南战事的激壮，“江抗”东路对全国的震动，扬中王必成部新近又击落日机一架，这些触动了他诗人的神经，他在驴背上畅吟七律一首：
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
客过风兴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
真实的传说 蒋介石看了韩德勤一眼：“人多就能打胜仗吗？”
3.蒋介石看了韩德勤一眼：“人多就能打胜仗吗？”
1939年的重庆是世界上被轰炸得最惨重的城市之一。这座半是文明大楼，半是原始茅屋的城市，横卧在两江之间的一个巨大悬岩上，其位置让人目瞪口呆。其形状如一只弓着腰，准备挨打的庞大怪兽。那四季缭绕的灰雾，为它涂抹上一道又一道怪异的色彩，使得“勇敢无比”的日本飞行员为寻找轰炸目标大伤脑筋。
而日本的空袭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却经常可起一种十分微妙的作用。它制造的伤口覆盖了人们的生活，从而引开了对政府的憎恨。
重庆的学校、剧场、旅店、饭馆、澡堂到处挂着委员长的画像、照片、镜框像，到处可见他那剃得锃亮的光头、信心十足而又自鸣得意的微笑。就连公路村庄的土墙上也会有宣传队草率涂抹的，讽刺画一样的光头。而蒋介石在1939年给公众留下的形象，只有这种讽刺画了。
抗战之初，蒋介石发表“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日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那时，整个中国拥戴委员长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开始感觉自己不仅是国家的首脑，而且就是国家本身，就是中国。
这种感觉一直存在着。
这使他对一切可能危及这个感觉的因素更加敏感。
1939年9月，蒋介石把远在长江以北的韩德勤召到重庆“述职”。
尽管这时日本开始进攻长沙，蒋介石认为对他威胁最大的仍不是日本人。
戴笠密报汪精卫加快了成立伪政府的步伐，“六全大会”正在上海召开，企图将重庆政府取而代之。蒋介石密令戴笠将“谋杀”、“策反”两个轮子一起转。尽管如此，那个始终想在国民党里与他平分秋色的汪兆铭，仍不是令蒋介石寝食难安的人。
蒋介石凭着敏锐的嗅觉，知道毛泽东面对这个纷乱的世界在想什么。
这个世界，蒋介石永远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毛泽东。
他宁愿输给日本人，而决不输给毛泽东。
韩德勤此时正坐在他的客厅里。
“楚箴，江苏省政府主席你来干，怎么样？”
韩德勤一惊，肃然起立。
“坐下，坐下，不必拘礼。楚箴，苏北孤悬敌后，你要多多当心啊。”
“委员长放心，苏北虽为日寇所陷，但敌兵力不足，除了一些主要县城，广大农村他们还无力顾及。”
“我指的不是日本人。”
“那……”
“那个扬中不是让你给丢了吗？”
韩德勤紧张起来。
委员长的脸色还是温和的：“新四军先占了扬中，又占了江北的大桥、嘶马，他们要做什么你想过没有？”
韩德勤忙回答：“江南日军嚣张，他们准备退路。”
“不是的！”蒋介石有些恼火。一介将领怎么一想就是“退路”！
空气凝固了一分钟。
“他们不是退，而是进！进到江北、进到苏北、一直进到和八路军汇合，占领整个华中！”蒋介石的右腿神经质地抖动着。
韩德勤已是满脸汗水，嗫嚅地：“……据我所知，目前他们在苏、常、锡一带流窜……”
“那个地方有墨三、容庵（冷欣），苏北就是你的事了。新四军在那里流窜一通，捞够了如果再往北窜，你怎么办？”
“委员长放心，新四军有几条枪？几个人？我那里有10万人，师广（李明扬）那里有4万人，我们就是垛个人墙也能把他们围住。何况还有十几万日本人。”韩德勤觉得委员长有些抬举新四军了，他们能有多大的能量。
蒋介石的悲哀就是手下有眼光的文官武将太少，至于“知微见着”者更谈不上。白崇禧若不是时存二心，既用又得防，倒是有些见地。年初派他和陈诚到三战区视察，他对新四军的分析是“项英、叶挺是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毅、粟裕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果然不久江南的东面就不平静了。陈、粟这条“鱼”的活跃是要跳华中的“龙门”，毛泽东不但把江南视为“关中”，还有图谋整个华中为“关中”之奢望。这正是他召见韩德勤的原由。蒋介石看了韩德勤一眼：“人多就能打胜仗吗？”
一句话戳到韩德勤的伤口。
去年夏天，日军过江打到阜宁，韩德勤率领33师迎战，坚持了五天五夜，终于被迫撤退。蒋介石得到消息，通电斥责：“查阜宁之敌不满3000，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该部副总司令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败，影响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
蒋介石刺了韩德勤一下，脸色渐转平和。这个保定军官学校六期生一向勤恳忠诚，虽说才干平平，胸怀促狭，缺少大将之风，但立身处世极为严肃，不嫖不赌，不烟不酒，甚至夏不操扇，冬不服裘，在国军诸将中实属凤毛麟角，蒋介石是欣赏的。
“楚箴，共产党是亡命之徒，是土匪。和土匪打交道不能只见其形不窥其心。那些人稍纵即逝，是千万大意不得的。新四军北上，八路军再南下，一旦携起手来，国军从江南从皖西增兵，都隔着道道封锁线，鞭长莫及，将是十分危险的！”
“我一定守住江岸，堵住他们北窜的路。”
“唔。大敌当前，一切以利益为重。你和师广素有芥蒂，现在前有盗后有匪，要捐弃前嫌，合力剿匪。”
“是。”
“我又给你拨了一些军政费用，还有一些武器。”
韩德勤心里一阵冷，一阵热，对委员长的“威”和“信”又深刻了几分。
“谢委员长。”
“这个，”蒋介石指了指竖于书案上的匾额，“是我写给楚箴你和苏北敌后将士们的。”
红木镶框的匾额，上有蒋介石亲书的四个大字：“艰苦卓绝”。
韩德勤只觉得眼前电光一闪，出现了黑视，身子摇晃了一下，极力地挣扎着，像被一种毫无防备，陡然而至的巨大意外击中。巨大的幸福与巨大的痛苦在突然而至的那一瞬间，感觉是一样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空白。
“委员长……”
“唔。”蒋介石站起身，“楚箴，我把半壁山河交给你了。”
韩德勤热泪盈眶，嗓音颤抖，什么也没说出来。
4.游击战所产生的震慑效应
1939年9月。南京中山北路34号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
晨霭中，宽大的操场上队列刀切一样的整齐。
畑俊六司令官升任日本内阁陆相，要启程回国了。接替他的是大将西尾寿造，一个厚嘴唇，八字胡，脑袋剃得像子弹一样的黑胖子。
队列面向着高大的旗杆，神色肃然。
西尾寿造高抬着短而粗的腿，以他军旅生涯所受到的全部训练迈着标准的步子，走向双手托举着国旗的畑俊六。
太阳旗在微风中瑟瑟上升。
乐队起奏国歌《君之代》：
我皇御统传千代
一直传到八千代
直到鹅石变岩石
直到岩石长鲜苔
这一年，日本是内外不顺。在外交关系上，先是与苏联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后又和英美发生摩擦。阿部信行首相一上台就疾呼“日本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这时，德国在西半球挥舞的闪电战术让世界目瞪口呆，却照亮了暗淡的日本。军部首脑为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所陶醉，迅速改变了他们对华战争的原来想法，提出一个口号“勿失良机”。日本又要有大的举动了，军部上下开始了调整、提拔，畑俊六将迈上新的阶梯。
畑俊六登上高台致告别辞，留下了一句钢铁般的宣言：“日中战争，非彻底征服中国绝不中止！”
在《跨过大海》的军歌声中，畑俊六离开中国。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大海，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歌声洪亮而整齐，唱歌的士兵面容庄重而肃穆。
然而，正像他们不知道正在离去的司令官畑俊六心里的活动，也不明白新上任的司令官西尾寿造在想什么一样，他们的内心是怎样一种空间，他们的司令官同样不清楚。
心声是感情的沉雷，它只对最亲近的人轰鸣。
看看他们远隔大海写给家人的信吧──
小衫喜代的信中说：“何时被袭击都不知道。”
茂川佑雄的信中说：“何时战死不晓得。”
稻叶信男的信更加凄惨：“至现在的生存，简直是不可思议，好像每走到一个地方，生命就缩短了似的可怕。”
……
新四军的游击战所产生的恐怖效应，这些信应该是鲜明的写照。而对游击战术认识得最清楚的，要算二村少尉，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好像飞舞在饭上的苍蝇一般，你进他就走了，你退他又来追，真是为难得很。而且一到晚上，他们就接近来开枪，有时接近到面前来投手榴弹……他们主要运用游击战，穿着便衣进入我后方，或袭击我们的小部队、破坏道路桥梁等等，不分昼夜地扰乱后方，简直防不胜防……”
秋叶未松的信中详细地列举了“新四军所拿手的偷营截寨”的例子：“9月1日，军用车1辆被袭击，3名战死，1名重伤，1名失踪。3日车3辆被袭击，5名战死。7日车2辆被击，1名战死，1名重伤。10日也有车辆被袭击，战死未明的事件接连发生，此外如焚烧桥梁、掘战车壕等等更是不胜枚举……”
……
面对游击战的威胁，战争的前途更加渺茫，厌战、思归、怕死的心理在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迅速蔓延。
濑谷政秋的信中说：“中国，你是知道的，随便走到哪里都走不完。把战争扩大到这么广大的范围，以后如何处置呢？过去说，武汉陷落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可是攻下汉口，不但未能松一口气，反觉得离凯旋更加遥远了。”
茂川少尉的信更加悲凉：“照现在的情形看起来，归国大概没有可能了，更谈不上何时回去。按照我们的顺序，早就该轮到我回去了，但听说要延期到明年。我想，这一次大概是要装到小木箱中给人带回去了……”
松本敛夫的信令人不寒而颤：“和我同时出征的11个人里面，已有3个战死，1个病死，3个受伤。第一次补充到我们中队的共有200多个兵，现在不是战死就是受伤，留下的只有33人……我代理中队长以来，又有许多战死者。当第二第三第四批补充兵来到的时候，我们这些原来的老兵恐怕都不在了。想到这里，实在寒心之至……”
……
官兵们寄给亲属的家信浸满泪水，从日本国内的回信更让他们心碎──
“……8元左右就可以买到的柠檬，现在要二十五六元了哟！大米木柴也涨得厉害！就是萝卜也由2分涨到8分了。”
“近来为着材料节约，我们的买卖也为政府所统制，实在难做。今春以来，日用品及其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被限制、统制或禁止使用，生活越来越艰难……”
“村里从7月开始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征了两次兵。人们说，接下来还有很多次的征兵呢，可村里已经没有年轻人了……”
“今天，我找了一个占得准的人占了一卦，据说你不久就会回来，真的吗？要是真的回来，我就同你去伊势、奈良的大和神宫还愿！”
……
5.蒋介石在演一出身不由己的戏
1939年9月，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
汪精卫正在主持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
自4月25日夜离开河内，在影佐祯昭陪同下取道回国，5月31日又飞日本，6月18日从日本飞回，即匆忙筹备“六全大会”，汪精卫极度疲劳。在疲劳掩盖下的则是终日的恐慌，这比疲劳对人的折磨更甚十倍。
汪精卫从重庆仓惶出逃河内时，没料到会是这样。他以为响应“近卫内阁第三次声明”的“艳电”一发表，将是一片拥戴，结果却是和者寡寡。非但如此，不是阴差阳错刺客误把曾仲鸣当成了他，他已经是阴间的鬼了。从此惊魂不定，恐慌一直像影子终日伴随他。以至日本谍报头目影佐祯昭去河内接他回国时，他执意不肯与影佐同船而行。在他亲自租的一艘瑞典小货轮上，面对茫茫夜空，滔滔洋面，才学博深的他作诗悲叹：“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到了上海，影佐把汪精卫夫妇安排在江湾的一座花园洋房住下。洋房的地下一层安排了日本宪兵。影佐说上海有很多重庆的特务，这样可以保护汪先生的安全。并不愚蠢的汪精卫明白，除了重庆特务跟踪，又多了日本宪兵监视。
汪精卫一步步迈上投敌的路，蒋介石是他思想上的共犯。
汪精卫和日本的联系纽带是高宗武。在中日交兵之际，高宗武居然能奔走日本，这不能不令人困惑。答案，高宗武说了：“从南京撤退至汉口不久，蒋先生召见我，示意我想尽办法试探东京方面媾和条件，并关照我可向外交部请病假，先期赴香港，以疗养为名，伺机寻找门路，探询日本停战条件，但要绝对保密。至于在香港的生活费和赴日旅费随后汇到。”
高宗武通过影佐探得媾和条件，“缮写了两份，一份交蒋（介石），一份交汪（精卫）。”
蒋介石把这份报告放在桌上，足足有三天。周佛海当时为侍从室二处副处长，看到委员长时常长时间地翻看那份报告，踱步沉思。日本的要价太高，国人的抗战热情正烈，蒋介石权衡再权衡，难以决断。
高宗武见蒋介石迟不置答，考虑他以“统帅”地位不便直言，便向日本试探“如蒋不出马，由汪出面又如何？”不料日本欣然同意，愿以汪精卫为谈判对手。
汪精卫自抗战开始就制造恐慌，发表演说，唉声叹气。随着战争的无限期延长，他看到的战果是“破碎”、是“烽烟”、是“为鬼”，他对“战”彻底失望。高宗武的报告犹如一支兴奋剂，多日的颓丧一扫而去。尤其令他感奋的是，日本政府愿以他为谈判“对手”，这意味着日本人把他摆到了至少与蒋介石同等的地位。这是汪精卫梦寐以求的。
但最初汪精卫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家卖国。他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在蒋介石身边多年的周佛海给汪精卫分析：蒋先生一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雷打不动，现在共产党的势力越来越大，难道就甘心情愿放弃“剿共”去抗日吗？这是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还要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被迫着走上他不愿走的路。这样一来，又有人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尖。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现在让蒋先生突然转弯，不是让他打自己的嘴巴子吗？
高宗武的报告在桌子上放到第三天，蒋介石突然大发雷霆：“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去日本的？”
无人敢回话，也无须回话。
基于周佛海的分析和汪精卫反复的考虑，他断定蒋介石是在演一出身不由己的戏。于是他大胆地朝前迈了，在“迈”的同时也决无甩开蒋介石的意思。那个在电报代号为“艳”的日子发表的“艳电”，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此后一段时间，汪精卫对外讲话也说不是与蒋介石决裂，而是为了争得一个公开发表自己意见的场所和机会，而离开重庆。
而“艳电”的结果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声讨卖国集团的浪潮席卷全国。国民党中央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撤销他一切职务。蒋介石对汪精卫是“先教后诛”。他看到全国的愤怒，不想让汪精卫走得太远，私下派人去做汪精卫的工作，而后又命戴笠去除奸。
曾仲鸣被暗杀后，愤怒的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子》，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汪精卫用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
汪精卫用这个报复性的做法回答蒋介石的刺杀，蒋介石用更大、更剧烈的恐怖活动回答汪精卫的报复。
汪精卫退却了，他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在惊魂不定中，他调整心态，寻找日本、蒋介石和他的共同之点。这其实用不着寻找，自始至终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共产党。
在1938年11月，高宗武代表汪精卫和日本签定的“重光堂密约”中，首条即是：“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其内容以日德防共协定为准。”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会议确立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方针；通过了《整理党务决议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5月汪精卫飞往日本，和日本首相近卫两次密谈，“防共”是中心议题。以至在日本投降后陈公博逃到京都，近卫秘密访问陈公博时还说：“日本现在是战败国，东亚防共的责任已无能为力，今后要靠中国领导，希望把这个意见转告蒋委员长。”末日临头，尚念念不忘“防共”，可想而知，近卫和汪精卫的密谈中，“防共”所占的分量。
“防共”，既讨好日本又迎合蒋介石，同时也是汪精卫的夙愿所在，因此这面旗帜汪精卫便高高举起。
他的伪政府一成立，即对新四军开始了全面“清乡”。中国人整治中国人，比外国人要在行得多，“清乡”比“扫荡”更胜一筹。
新四军的抗战更为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