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苏联设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国境内的多个观测站，以及美国设在世界各地的11个情报观测站，同时捕捉到中国核爆炸所释放的电磁脉冲，日本也从地震波和大气放射性烟云测量中确认，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枚原子弹。
2007年的夏天，我们驻足在中国西部的荒原上，这里就是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核火燃烧过的荒原，坚硬的沙砾呈现出灰黑色，火柴棍大小的小黄花开在其间。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围住一大片荒原，入口处，一根水泥桩上刻着五个大字——永久沾染区。铁丝网内，有四个巨大的水泥基座，连接在基座上的钢铁塔架扭曲着卧在地上。一块一米多高的花岗岩石碑立在四个基座的中央。我们蹲在石碑前，仔细辨认着。石碑正面是张爱萍的草书：“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心。”石碑背面是原子弹爆炸日期和立碑日期。石碑严重风化，字迹已经残缺不全。
这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爆心。现在，这里仍然是常人难以涉足的军事禁区，这里的水文地质和土壤样品仍然是国家机密。太多的秘密仍然不为人知，太多的疑惑直到今天仍未解开：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不顾一切搞原子弹？有人说是被逼的，那么，是谁在逼？轰炸中国的原子弹为什么最终没有落下？又是谁参与制造了原子弹？
还有导弹、卫星。至今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以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为什么敢，又怎么能搞成“两弹一星”呢？可是竟然搞成了。
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写一本关于“两弹一星”的书。真实地写，写出事情全部的真相。当然，我们知道这非常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陆、海、空对朝鲜展开立体进攻。与此同时，美国军舰游弋于台湾海峡，美国战机入侵中国领空。蒋介石来到海防前线视察，对官兵训话，声称要反攻大陆。福建沿海地区遭到台湾飞机猛烈轰炸。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很快把朝鲜战局稳定下来。
在美军遭到沉重打击后，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会上公然说道：“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应付军事局势。”
一名记者问：“那是不是包括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回答：“包括我们拥有的各种武器。”
记者继续追问：“总统先生，这是不是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又说：“是的，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
显然，如果使用原子弹，美国的目标当然是中国，中国军队参战前，联合国军已将北韩军队赶至中朝边境，如果中国不出兵，美军取胜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在当时，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主要是军方的人，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总统的影响最大。西方不少人认为，麦克阿瑟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考虑的不只是朝鲜问题，他说华盛顿根本不懂远东地区的政治，打败了红色中国的军队，就可以让蒋介石重返大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用核武器。事实上，他已经准备好了。
麦克阿瑟的计划是，把30到50颗原子弹投到中国的空军基地和敏感地区，沿鸭绿江设置一条“放射性钴地带”。五角大楼不同意一下动用这么多原子弹，主张只对中国军队和物资集结地进行核打击。
从五角大楼后来解密的文件中，我们得知，1950年12月，一批还没装配好的原子弹运到停泊在朝鲜半岛海域的航空母舰上，供舰上飞机进行模拟训练。同时，一批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被送到美国设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冲绳。核攻击的目标，仍然是中国。
美国没投下原子弹，或许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出于对自身的安全考虑。除了原子弹，美国动用了所有武器，其中有联合国禁止使用的贫铀弹和细菌武器。1952年3月，仅一个月，美军就出动飞机865架次，在北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大量携带病菌的老鼠、苍蝇、蜘蛛、土蜂等昆虫，造成二十多个城市和地区爆发霍乱、鼠疫。
1952年6月，世界和平理事会由来自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的7名独立科学家组成调查团，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进行调查。中国科学家钱三强随团前往。钱三强陪同国际调查团听取了美国被俘飞行员诺克？奎恩关于投掷细菌弹的供词；钱三强又陪同调查团在山洞、医院检查受到细菌感染的士兵。一天，他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乘坐的吉普遭到美机轰炸，炮弹燃起的气浪使吉普失去控制，差点翻下山沟……
很快，调查团拿出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称：朝鲜及中国东北，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1953年，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入主白宫，这位军人出身的总统向选民承诺，他将尽快、体面的结束朝鲜战争，而且不需要发动传统的攻势，也就是说，不需要美国军人在战场上去厮杀。能够实现这个承诺的只有一样东西——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受命变革1953—1956年》中写道：“为使我们的代价不至过于高昂，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
在后来解密的白宫文件中还记录了另一件事：艾森豪威尔明确告诉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他打算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有确切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在他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有三次准备使用核武器，其中有两次是针对中国的。第一次是板门店谈判前，双方交换俘虏问题是个直接原因，美国的条件是一对一交换，中国希望双方都交出所有战俘。美国手里有11万中国战俘，而中国手中只有一万多美国人，艾森豪威尔不可能答应。杜鲁门在任期结束前撤回了冲绳的原子弹，艾森豪威尔又把它们运到了冲绳，以便美国的轰炸机能随时对中国和北韩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本身就是一名军事专家，他不止一次说过，核武器比常规炸弹便宜，美国军人的伤亡会更少，他甚至具体参与一些计划，在他看来，选择开城地区作为原子弹攻击的目标最适合。后来中国在战俘问题上做出了让步，这才有了谈判，自然也就不存在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了。美国后来把大量的中国战俘送到了台湾。
1953年7月27日，中、朝、美三国代表在朝鲜的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虽然最终美国没有投下原子弹，但在其后的岁月里，针对中国的核讹诈、核威胁，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朝鲜战场的惨状最有切肤之痛的，当数彭德怀了。卸任志愿军司令员回国之前，彭德怀特意来到一个尚没有名字的志愿军墓地，面对成片没有墓碑的志愿军官兵坟墓，肃然而立，身后的部下远远地看着他。
“你们不能跟我回去了，我彭德怀对不起你们。”他抬起右手，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手没及放下，泪水便夺眶而出。
在回国的列车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么几句：“主席，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吃了大亏，亏就亏在我们的武器不如人。我们的代价太大了……”
在中南海的一个放映厅里，毛泽东曾经看过一部关于朝鲜战场的纪录片。片中，一批批美军战机从陆地、从海上腾空而起，排山倒海的炸弹倾泻在我军阵地上，志愿军官兵在燃烧的火球中翻滚……放映结束，灯亮了。坐满了中央领导人的放映厅里寂静无声，人们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毛泽东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白色的银幕上，眼里含着泪水……
不久，总参举办炮兵武器展览，展览大厅里，有日本炮、德国炮、捷克炮，还有刚刚从朝鲜战场上缴获的各式美国炮。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来了一一在那些大炮前驻足观看。他对陪同的周恩来说：“过去我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看来，光有枪杆子还不行，还要有炮杆子，要有强大的海军、空军，没有，我们用枪杆子打下的政权就不稳，中国人就还要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彭老总说的对，抗美援朝的胜利，是用我国战士的血肉堆起来的。”
周恩来感叹道：“是啊，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就像一个软体动物，身子直不起来，只能永远爬着走。”
朝鲜战争虽然结束，美国对中国的仇恨并没有消除。美国这次打的是“台湾牌”。1954年8月3日，美国宣布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并准备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在此背景下，国民党部队疯狂袭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奉命用重炮轰击金门。
台湾海峡的炮声一响，美国首先想到的又是原子弹。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美国不会为保卫金门、马祖这两个小岛派出军队，但决不会无动于衷。后面的话国务卿杜勒斯替艾森豪威尔说了出来，是他在访问台湾时说的：“我们必须使用原子武器。”
杜勒斯在公开场合多次说过，一旦在远东发生战争，我们将使用一些小型战术原子武器。在后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请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的话发表看法，于是他说出了那句让人难忘的名言：“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不使用核武器，就像你在打仗时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使用子弹一样。”
“厦门将是第二个广岛”——美国军队中，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
艾森豪威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解释的：“我希望这一回答能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保卫台湾的坚定决心。”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次核威胁，更深地刺疼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