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金、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三位苏联专家顾问仓促离开后，苏联方面又派来一名顾问，名叫鲍利斯？列捷耶夫。也许他吸取了前面三位的教训，来中国后基本不说话，年轻人向他请教原子弹的知识，他王顾左右而言它，就是不说正题。他自己整天在屋子里坐着，什么也不干。刘杰代表部里找他请教，希望他给院里的人安排工作，过了好久，他只提了三条：一是组织已经调来的全体人员学俄语，二是新来的大学生要学一本苏联出版的书——《流体力学》，三是已经调来的一部分技术工人，重新返回工厂实习。至于搞原子弹研究，还早着呢，不急。
时间一长，大家就称列捷耶夫为“哑巴和尚”。
一天，教室内，胡思得、丁健飞、张洁等一帮年轻人聚在一起，就一个技术问题讨论着，争论着。胡思得说：“这个问题要是列捷耶夫能结合实际给咱们讲讲就好了。”
丁健飞认为不可能请动列捷耶夫，邓稼先已经碰多少回钉子了，他从不给面子，何况咱们。有人提议，让张洁去试试，说没准一见到漂亮姑娘，哑巴和尚就会开口。一群人跟着起哄。张洁壮了胆子：“去就去！”
丁健飞急忙道：“我也去！”一群人笑着把丁健飞拦住了。有人喊：“张洁，听食堂大师傅讲，老列每天午饭后都要吃冰棍，去买根带过去！”
张洁果真带着冰棍去了，她敲了敲办公楼二楼列捷耶夫办公室的门，手拿一根冰棍，笑眯眯地推开门。列捷耶夫抬起头，有些意外地看着张洁，用中文说：“你好。”张洁用俄语说：“您好，列捷耶夫先生。”
张洁走过去，把冰棍递给列捷耶夫。列捷耶夫没有推迟，说声谢谢，接了。张洁学了一阵子俄语，已经能够进行简单的交谈。她说：“列捷耶夫先生，我是来学习的，我能问您问题吗？”
列捷耶夫点点头。张洁欣喜地：“您知道，在中国还没有人见过原子弹，您能给我讲讲，原子弹是什么样子吗？”
列捷耶夫思索着，一眼看到墙角的一个西瓜，他做了一个手势道：“噢，就像一个西瓜。”
张洁略愣一下，继续道：“那中子源呢？”
列捷耶夫又想了想：“就像一个苹果。”
张洁继续道：“那原子弹的外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列捷耶夫思索一阵：“就像……就像一个装苹果的箱子。”
张洁生气，不问了，看着列捷耶夫。
列捷耶夫直视着张洁，似乎有些歉意，说：“我知道，我的回答不能让你满意，抱歉了。但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懂了，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对的，事情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张洁失望地走了，几个年轻人听了她的复述，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没人再找列捷耶夫请教。
这个时候，邓稼先担任主任的理论部已经有了十多个人，有从各大学分来的，有几个从苏联回来的。他们除了学俄语，就是啃那本《流体力学》，尚没有能力独立进行原子弹研究。邓稼先一遍遍带领大家上课，结果有年轻人不干了，发牢骚说，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外地来京的同学面都不敢见，卯足劲要搞原子弹，谁知道吃饱了躲在这儿跟这本书较劲，说出去都脸红！模型等不来，资料等不来，专家来了不教，咱自己又不懂，老邓，原子弹咱到底还搞不搞啊？不搞让我们走，搞别的去，免得在这儿浪费国家的粮食……
邓稼先也没办法，只好劝大家耐心一点，说时候一到，就自己动手干。
宋任穷认为，原子弹模型和资料拖着不给，又来个不说话的专家，我们不能再这样傻等了。他对党组成员说：“聂帅不是说毛主席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吗？那只手我们管不着，我们自己这一只手得干了，干起来再说！”
原子弹工程很大，感觉大得无边无际，其实就三大块，一是理论设计，二是制造，三是试验。理论设计是龙头，因为你设计不出来，就没法制造，更谈不上试验了。而设计这一块，任务就在核武器研究院。眼下，只有邓稼先的理论部，人员比较充实，其它部门，还在筹划之中。
二机部领导觉得，必须大力加强核武器研究院的力量。眼下李觉在青海主持施工，而且他是个将军，院里这边主要是吴际霖抓总，下一步，大批科学家要来，在将军和科学家之间，需要一位既是科学家，又能做组织工作的。对于这样一个人选，宋任穷找到钱三强说：“三强同志，请你考虑一下。”
钱三强马上就说出了一个人：朱光亚。
朱光亚是湖北人，1941年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后转入西南联大。1946年8月，他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等5名青年才俊被蒋介石派往美国考察和学习制造原子弹。后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9年6月，25岁的他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初，他和52位留美学生在纽约《留学生通讯》上发表《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回国效力，参加新中国建设，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他本人抢在美国对华实行全面封锁之前，踏上了回国路程。回国后，26岁的他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担任副教授。1952年，他穿上志愿军军装，来到战火纷飞的朝鲜，作为翻译参加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与美军代表团进行的较量，亲眼看到美国人作出的包括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恫吓。有许多次，敌人的飞机就在附近狂轰滥炸，这使他想起当年在西南联大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情形，那时他经常背着吴大猷的夫人——他的师母跑警报，这样的亲身体验，使他深感祖国还很孱弱，祖国需要尽快强大起来。
1957年，钱三强把他秘密调入原子能所，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方面的研究，用钱三强的话说，他这叫“归队”。不久，他担任二室副主任，主任是钱三强夫人何泽慧教授。
钱三强对宋任穷说，据他观察了解，朱光亚既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又能做组织领导工作，虽然只有35岁，名气不大，但正是干大事的年纪，他来核武器研究院辅佐李觉，是最合适的。
朱光亚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他来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由他主持，邓稼先等人参加，把那次听三位苏联专家讲课的六个笔记本，从部保密室里借出来，整理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经朱光亚审查后，他写了一个序言，后来原子弹攻关，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紧接着，在二机部大力支持下，在钱三强等指导下，朱光亚围绕理论物理、试验物理、中子物理、爆炸物理自动控制和弹体弹道六个方面，组织人马，一点点摸索，做攻关前的准备工作。
几十年之后，朱光亚参与原子弹研制这件事情开始在报章上披露，当年和他一同出国的李政道获知后，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原子弹，仅仅在纯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参与做原子弹的。”
由于一系列的变故，最初设想的1962年爆响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了。
1960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在广州约见几个部长，其中有宋任穷，当时康生在场。毛泽东询问原子弹的情况，宋任穷说由于苏联的原因，二机部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插话说，1964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炸。宋任穷一听，心里很恼火，他怕毛泽东也跟着点了头，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事实上又绝对办不到。他很着急，一再坚持说，1964年不可能爆炸。康生和他争了半天，毛泽东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不对，再也没说什么。宋任穷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1960年春天，国家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院陆续选调人才。到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储存了一批核物理、核化学，以及力学方面的精英人物。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原子能所和核武器研究院，他们中有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邓稼先、朱洪元、杨澄中、杨承宗等，另外还有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后陆续回国的张文裕、王承书、郭永怀、汪德昭等，还有分散在各高校、各级研究机构工作的程开甲、胡济民、吴征铠、周光召，以及陈能宽、曹本熹、汪德熙、于敏、秦元勋、姜圣阶、黄祖洽等等。在这些科学家的带动和培养下，一支比以往强大得多的科研队伍逐渐形成，这一人才资源在不久后的大攻关中，成为了中国尖端科研战线的精锐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