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朋友摊开两手耸了耸肩：“真是遗憾，遗憾啊！”
四周的空气好像一下子被凝结住了，只有那太平洋的激浪，在不断地拍打着旧金山海湾的礁石，发出“哗，哗”的回响……华罗庚拾起拐杖，迎着海面的春风，大步踏上邮船，他回首对美国朋友们深情地说：
“再见了，朋友，后会有期。”
餐厅里的海报
1979年夏天，幽静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突然热闹起来。报告厅前，小卧车川流不息。两鬓斑白的老教授，精神抖擞的青年数学家，象潮水一样涌进大厅。他们是来听华罗庚做“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报告的。
华罗庚先生的名字，早已保留在英国人的记忆里。那是43年前，1936年的夏天，华罗庚曾经来到当时被称为英国的数学摇篮——剑桥大学留学。这位自学起家的东方学者，刚踏进这座驰名全球的高等学府，就向数学的制高点：华林问题、泰利问题、哥德巴赫问题，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居然在短暂的两年时间里，登上了新的高峰。人们夸奖他，颂扬他：
“数学权威们颇感兴趣的泰利问题，被中国的数学先驱者突破了。”
“数学之王高斯留下的难题，也被这东方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攻克了！”
当时，连扬名世界的数学家哈代也赞不绝口：“太好了，太好了！连我的著作也要修改了。
”
一位著名的英国学者读了华罗庚在剑桥写下的十几篇论文，扬起双臂兴奋地说：
“这是剑桥的光荣！”
华罗庚从1938年告别剑桥回国以后，在这将近半个世纪里，他的数学著作，不断再版、发行。所以，人们对华罗庚的名字是记忆犹新的。
这一天，他的报告刚刚结束，人们热情地拥上讲坛。有的上前表示衷心地祝贺；有的举着照相机，要求和他合影；有的递上华罗庚的著作，请他签名留念；还有的数学家送上自己即将出版的预印本，请他提意见；一个从数百里外赶来听报告的华裔数学教授挤上前来，要求最先留下华罗庚的名字，寄给台湾的亲属……华罗庚谦逊地笑着说：“请行家们多提意见。”
这一天，来听华罗庚报告的，并不都是数学家，还有不少医学家、工程学家、机械学家。他们是看到餐厅门口的海报而来听讲的。
华老的助手高兴得一口气跑到餐厅门口，一眼就看见了那张大海报，上面写着：
“应用数学报告，主讲人华罗庚题目：为千百万人的数学”
“哎呀，这个题目改得太好了。”他的耳边回响起华老的声音：“我们的知识从人民中来，应该回到人民中去。”他回想起这十多年来，华老带着他们走南闯北，到各处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六十个城市，到了上千个工矿企业做报告，给国家节省了多少的石油、粮食和钢材呀！
当天晚上，助手和华老来到餐厅，他指着海报说：“这题目改得真妙！”
“是呀，我们的数学就是要走出书斋，为千百万人服务，”华老在餐桌旁坐下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说，“我们，好比是一滴水，千百万人民群众才是汪洋大海。当一滴水投进大海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要求变了，不再考虑怎样不使自己干枯的问题，而是服从沧海的需要了。
但是，你们不要强调了应用，而丢掉了理论。”
助手想起在那“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华老总是半夜三更抓他们起来讨论优选法和统筹法的情景，深深体会到：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培养不出这鲜艳的应用之花的。
和祖国前进的脉搏一起跳动
1981年初，华罗庚在美国参加完第四届国际数学教育会议以后，应旧金山湾一些知名数学家的邀请，到他们家中做客。
2月5日，当华罗庚来到依山傍海，碧波萦绕的海滨别墅时，七十多岁的美籍华人陈老夫妇早已在门口等候。老教授兴致勃勃地迎上前来：“密司脱华，这次一定要在这里多住几天啊！”
“当然，当然！”华罗庚含笑点头，“离别美国30年，许多老朋友都桃李成行了。”
“这次，请你这位伯克莱大学数学系的前任教授回来讲学，机会难得呵！”
这一天，陈老夫妇俩还请来了许多新老朋友，与华罗庚叙旧联欢，促膝谈心。
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朋友，走到华老跟前，他扬起剑眉问道：“还记得我吗？密司脱华。”
“你是……”
“1950年你回国的时候，我们在旧金山湾给你送别，那时候，我曾经为你离开美国而惋惜。”
“哦，记得，记得！”
“可现在你攀上了数学的高峰，这是中国的骄傲！”
是啊！30年来，华罗庚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国土上，洒下了自己的一片心血！
在这30年中，他的巨著《数论导引》，震动了西方数学界，人们称赞它超过了知名数学家哈代和拉伊特的数论导引的名著；在这30年中，他和万哲先合著的《典型群》，又一次在西半球引起强烈反响；也是在这风雨多变的30年中，他的统筹法和优选法在国内大力推广，在国外，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他为我国数学理论联系实际开创了一条新路。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赠给华罗庚的著作上留言，称他是“数学的先驱者，作了开创性的工作。”
此时此刻，华罗庚也以同样的热情，注视着这位美国数学界的老教授，他又抬出30年前离别时的老话：“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祖国尽力，来，是为了回去！”
“佩服，佩服，密司脱华，哈哈……”
在座的人也都开怀大笑起来。
夜深了，华罗庚走到凉台上，凝望着辽阔的太平洋海面，海水激起层层浪花，滚滚向前。他心中翻滚的思潮，回到了祖国大地。他用苍劲有力的大手，按在起伏的胸口上，默默地对自己说：这颗滚烫的心，要和祖国前进的脉搏一起跳动！
他提笔疾书：
“中华民族是有志气的，十年浩劫，挫伤不了我们的锐气。中华儿女只有想法克服创伤，紧追上去的义务，而没有畏缩不前，丧失信心的权利。我们无论在什么困难面前，都要敢于在鲁班门前耍大斧。‘弄斧到班门’，这是我一生的主张。如今，我虽年已古稀，然而——横刀那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
自尊中崛起的科学家李远哲
聪慧少年
“一个人的伟大并不全在他的聪明才智，主要的还是看他怎样为社会贡献他的能力。”
这句话登载在1987年6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署名李远哲。
李远哲是美国华裔化学家，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
他的意味深长的话将一位科学家坦荡的胸怀展现在亿万中国青年面前。
李远哲是在台湾新竹出生的，时为1936年11月19日。
他的出生之日，便是他的父亲李泽藩受苦之时。因为这位从事绘画的好爸爸不得不经常放下画笔，照顾这个特别爱哭的孩子。
李远哲的哭声一直到他上幼儿园时才在家里彻底消失，幼儿园丰富多彩的游戏活动启迪了他幼小的心灵。
李泽藩当然不会预料到李远哲将来会名闻遐迩，但李家是书香门第、艺术之家，所以严格的家教是理所当然的。
像几乎所有著名的科学家一样，李远哲幼年经常流连在清新的田野和茂密的丛林，欣赏令人回味无穷的大自然，接受它美的恩赐。
李远哲的童年是欢乐的，但有一件痛苦的事却极大地刺激了他，而且可以说影响了他的一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宣告了它在台湾岛50年统治的结束。
上小学的李远哲看到忙乱不堪，准备撤退的日本人时，天真地问父亲：
“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走呢？”
“笨蛋！你是台湾人，要留在这里，晓得吗？”
自己是台湾人！是被日本人奴役的“东亚病夫”！
李远哲震惊了，由于他所在的小学只准读日本书，说日本语，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呢！
李远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真是一种耻辱啊！自己竟然如此无知，无知到差点辱没自己的祖先！
同时他又被深深地刺痛了：自己的祖国太落后了，偌大的国家竟像一只被人任意宰割的肥羊，被搞得支离破碎。
李远哲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他是不甘心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的。
李远哲后来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说：
“中国人那时常被称为东亚病夫，以后我求学的日子里，常有股很强的爱国心驱使我努力向上。”
“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也波及到了台湾，影响了李远哲，同时帮助他寻找到一条为国家作贡献的途径——科学救国。
李远哲是一个思想早熟的青少年，在初中一年级时，他在一篇作文里吐露了做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理想。老师的批语是：很有希望，继续努力。这一鼓励至今让李远哲记忆犹新，并成为他拼搏向上的原动力之一。
博览群书
由于家庭文化的熏陶，兴趣广泛的李远哲尤其喜欢阅读世界名著。
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这些世界级文学大师的作品都让李远哲沉醉、着迷。他们那闪烁着智慧和远见之光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李远哲，奠定了他渊博的知识基础。
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艾芙·居里著的《居里夫人传》。
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之时，李远哲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对人生、对未来都充满了自信和希望，《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歌咏的人类在精神方面经历的艰辛和征服世界的战绩，都极大地振撼了李远哲。
尤其是傅雷先生为这本书的中译本所写的献词和序言，更给了李远哲莫大的启迪：
“你要在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要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战士啊，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你定会减少痛楚，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
是另一段哲人般睿智的献词，也让李远哲至今记忆犹新：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这本文笔优美、充满哲理的小说，让李远哲深刻地领悟到了生命、逆境、前途之间辩证的关系。
至于另一本书——《居里夫人传》，则是李远哲献身科学事业的又一个原动力。
生动的笔触，将一位勤劳不懈、淡泊名利、热爱生命的科学家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他的面前。当居里夫妇提炼出镭后，有人建议他们申请专利，居里夫人说：“我们不能这么办……这是违反科学精神的。”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李远哲，明亮了他人生的道路，坚定了他科学救国的理想。
作为炎黄子孙，李远哲当然不会忘记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明的精华也同样熏陶着他。
他读过《论语》、《为学》，背过唐诗三百首。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更是百读不厌，尤其是那句脍炙人口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让李远哲激动。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大凡某一领域的科学大师，都无一例外是知识渊博的人，他们都具有很高的人文修养，因此具有较完善的精神品格。
李远哲在献身科学之初，博览群书，合理地发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对他自身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战略性的意义，预示了他在科学道路上的光明的未来。
除了文学，李远哲还继承了父亲的才华，能绘得一手漂亮的丹青。
他对音乐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他的家庭经常举行“小型音乐演奏会”。在李远哲看来，科学和艺术是相通的。
独特的个性
在学校，李远哲绝对不能算是一个模范学生。
他贪玩，不守规矩，尤其厌烦学校教条呆板的“灌输”式教学法，他常常在读书的时间里，偷偷地溜出去钓鱼、玩耍。因此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学校的表扬。
李远哲可不是无目的地胡闹，和同龄的青少年相比，他是很有思想的。
他决不轻信、盲从老师和大人的教导，对他们的话总要在脑中过滤一遍，即使对一些书籍，他也是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作者是否错了，为什么？作者的思想哪些是可取的、正确的？
少年时期的李远哲此时已经显露了他那很有独立见解、很有个性特点的性格特征。
李远哲在读小学六年级时，有一次要代表学校参加桌球比赛。
比赛前一天，校长带领参赛的学生到附近的竹莲寺祈祷，希望明天获得冠军。
李远哲当时只有13岁，他认为这是无聊透顶、毫无意义的举动。
他对校长说：“不去！比赛能不能得冠军需要我们努力，我们打得好才会得冠军，去拜神是没有用的。”
校长听了很不高兴，但还是命令李远哲去竹莲寺祈祷。李远哲一到竹莲寺，拿起一根香就说：“希望明天打败！”没有料到，校长正站在他的身后，李远哲的头上重重地挨了一下。
他回头一望，看到了校长一脸的愠色。李远哲不再信口乱说了，但他的心里还是默念着那句话。
第二天，他们在比赛中获得了冠军。李远哲马上跑过去对校长说：
“校长，你看，我昨天许愿说我们打败，结果我们还不是打赢了吗？说明神灵没有保佑我们，是我们的技术好！”
面对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学生，校长是又好气又好笑，对他无可奈何。
上中学时，李远哲担任了班里的班长，他特别热衷于组织一些生动有趣的课外活动，如球赛、文艺、话剧等。
大陆解放时，台湾当局为了防止学生闹学潮，采取了严格的控制措施，其中有一项规定是周六下午要上课。
李远哲对此深恶痛绝，因为这无疑占用了学生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他的叛逆的性格决定了他对这项规定的蔑视，他常常趁周六下午最后一堂美术课带领一班同学去爬山，一直到例行的降旗曲礼仪式结束也不归来。
结果，训导主任看不到整班的学生，弄不清是没有下课呢？还是另有原因。
期末操行评定时，训导主任要给他定个丙等，幸亏班导师彭商育先生对他颇为赏识，与训导主任据理力争，才给了他甲等。
1955年，李远哲因成绩优秀，被保送上台湾大学。
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李远哲这么顽皮，怎么可能“成绩优秀”？
因为他的顽皮是一种反传统的思想的表现，换而言之，正是因为他的独特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使他有了类似“胡闹”的举动。在这种思想和方法下，他怎么会拒绝接受知识的营养呢？只不过他的方法更科学、更迅速罢了。
大学生活
台湾大学是台湾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李远哲在选择专业的问题上，没有听从父母的话学医，而是选择了化学作为自己发展的方向。因为在他的心里，“科学救国”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
在台湾大学，学生们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一流的学生在二号馆里跟三流教授做研究工作。
这句话是对台大的师资力量和设备的形象说明。
当时的台大，教师的人数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教学的需要，学生问倒老师是常有的事。
教学设备和实验设备更是匮乏。对于以做化学实验为主的化学系学生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打击。
不过，李远哲还是非常喜欢台大，因为在这里，学术空气比较自由，学生可以任意选择一些课程，作业也不多，学生之间可以充分地讨论功课，这还是很合李远哲口味的。
最初，李远哲有一个疑问：在学校里好好努力，掌握每一门应该掌握的知识，是否就能成为一个科学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