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偷窃，如果有人问我们的看法，我们会说犯罪问题必须解决，小偷必须遏止，加重刑罚、心理治疗、社会改革等等。无论我们喜欢哪一种办法，原则上我们都是一致的。
偷窃是违反道德的行为，是社会所不容许的。不过在电影院等公认非现实的地方，我们会纵容自己的道德标准，与影片中的盗贼产生共鸣，感受拦劫的刺激、逃脱的危险，为抢劫的收获而欢欣鼓舞。自然，若被劫的是我们的钱，我们的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若不是，我们便能欣赏那个故事了。
如果我们思索一下自己真正欣赏的东西，就不得不断定，偷窃在我们的本性内并不如我们公然反对犯罪态度中所表现的那么陌生。以前的好莱坞法典规定，不能同情罪犯，犯法的人都该受罚。但现在大家已经不再费心管这一套。《教父》等片子不在乎我们和罪犯合而为一，它压倒性成功表明我们似乎很愿意这么做。
当然，这只是电影罢了，碰到虚构的情节，我们不必为自己的感觉负责任。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让故事影响我们，而不会过度责备自己。我们欣赏银幕上好看的劫案故事，如此而已。果真如此吗？
事实证明，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我们不必把心中的偷窃行动局限在秘密生活里。实际上，是我们把偷窃带入日常的世界，让它在可敬的外表下，使它的胃口逐步放纵。
想想这样的景象：这个人到处出现，认识每一个人，他进入高级的餐厅，领班的侍者对他鞠躬，店主热情地拥抱他，门僮恭敬地为他停好车子，酒保谦虚地徘徊左右，不知道他要喝什么开胃酒。我们这位时髦的客人早已习惯了前呼后拥的气派。他优雅地和其他贵宾打招呼，把衣冠楚楚的身子往后一靠，考虑要先点什么。他告诉伙伴不妨来点牡蛎、法国蜗牛、地中海大龙虾和鱼子酱。他的样子显得小心而豪气、温和而热心，任何人看到他，都会说他是世上有地位的人。他最后签帐的肯定态度，再加上二成的小费，更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出手大方的豪客。谁也不会把他当作小偷，而他真是小偷。他大方签下的账单，永远也收不到钱。
1971年，伦敦一流的阿里度沙俱乐部注销了1万英镑的呆账，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饭店里。有些不付账的顾客是真的遭到了困难，但是很多是赖账的人物。
我们那位文雅的客人也不支付裁缝费。如果裁缝师写信给他，威胁采取法律行动，他就回信说西装不合身；或说，在他光顾的裁缝师中，他做的衣服最糟糕，如果裁缝师真正重视顾客，就该自己花钱赔这些蹩脚的衣服，不该鲁莽要钱。
裁缝通常都不会告顾客，怕搞坏了名声。饭店的欠款又太少，不值得告到法庭，根本不够诉讼费的开销。因此我们这位文雅的小贼就逃过去了，下次他再去饭店，仍然会受到热情的欢迎。
餐厅老板说：“当他到达店里的时候，我对事务所和顾客之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依照礼貌相迎，我对欠钱的人要用另一副嘴脸吗？我怎么知道谁只是付得晚一点，谁健忘，谁出国刚回来，谁又是赖账的贼子呢？我不知道，所以我必须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
根据这个处事标准，大家都不提欠账的事，有些人就把一大叠账单永远不付了。如果受害人不注销，骗子宁可宣布破产，也不顾愿付账。
当然，破产有破产的法规。但是一个人的财产若列在妻子名下，法律也会感到无可奈何。在英国，你若拥有一家私人的负债公司，法律规定，它和董事、股东都是两回事。
“你没有失败，是公司失策。”金融作家威廉·戴维斯说：“如果你有财产的话，你的债主有权要你的财产。但是真正成功的破产，通常谁也动不了你丝毫。”
不过，我们也不必太同情餐厅老板的遭遇。有些老板加重大家的账目，早已弥补了预期中的呆账，甚至还有余呢！这可能造成下列的情况。有一位大主顾在一家特殊的夜总会中欠下了相当的账款。他是一个永不查账、立刻签名的人。夜总会主人一再催讨之后，终于在办公室中和这位豪客对质，出示一大叠账单，总共欠了1000英镑。
“我告诉你，”这位豪客说，“我出个价，付你750英镑。”夜总会老板同意了，但这是偷盗行为。
豪客说：“事实上，我只是偷回你乱敲我的数目罢了。”
这是任何地区都流行的制度。一种盗贼乱收费，另一种盗贼就赖账。但双方都维持着可敬的尊严。此种手腕一切精华在于暧昧不清。偷一条面包的人毫无疑问是小偷，但敲竹杠或赖账的人却在个人行为无法明显判断的可疑地带行事。
要了解他整个人格、一切交易，才知道他是不是盗贼，但很少有人能看到整个人的人格。因此，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一类型人始终保持着可敬的面目，只有少数亲友真正知道他的卑劣行为。
有人受骗好多年，不一定是对方采用很微妙的托辞，或者他很会隐藏自己的本性，甚至也不是别人好欺负，只是偷窃在暧昧的情况下，不使对方陷在扯破脸的窘境中，一切都当作制度的一部分。只要你的行为有争辩余地，没有人会把你当作盗贼。他们也许会这样说你，但也只是口头说说罢了。
例如，电影事业中，戏院老板“少报”票房的收入（因为他们必须分几成给影片发行人），虽然被认为是“温和的欺骗”，却是无法避免的现象。
同样，影片发行人习惯把用在别处甚至私人开销上的钱，报在某一部赚钱的影片上，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叫人“记××的账”是大多数公司每天都有的，例行欺骗也不必三思而行。
个人靠有钱公司免费旅行，并且随意处置公物，吃喝玩乐，以优惠的条件购买公司产品如汽车、房子、彩色电视，或者把个人的需要当作完整服务的一部分，这一切都被认为是有实力的重要大人物应有的权利。但这些也应该算是温和的偷盗吧！
美国奈普委员会调查纽约警察贪污案时发现，仅次于黑手党的最大贿款来自“合法事业想在城市公告和规则中顺利过关”。此项调查报告指出，个人送礼给警察，是希望警察给予特殊或较好的服务，放过小小的违法行为。
每当某人靠职位的便利可以对别人有所帮助时，类似这些警察的情形就发生了，而且情况大同小异。留心一份好关系不一定是贿赂，但是也接近，比如商店购货员定期接受推销代表的礼物，城市官员收到商人的“小意思”等等。
这种情形很少是某人为一件特殊的恩惠而直接收到的贿赂。既没有那么赤裸，也没有那么明显，只是在帮忙的伪装下进行。当一个受到大方款待的人接管某一家和他“公共关系”很不错的公司事务时，他就尽可能帮帮忙。交易的本质埋藏在适当的婉转措辞中。业务网包括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这样的关系，其中一方欠另一方的人情债，必要的时候就有“义务”帮忙。
虽然没有人精确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某人收礼欠下人情债，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帮忙，他必须为“朋友们”避开一些麻烦。请几顿饭，圣诞节送几瓶苏格兰威士忌，只要还还礼就行了。但是，他一开始就接受重礼，比如旅行费、顾问费、半价买东西，他只能委身于他的施主了。
事实上，这种事情随时发生着，从自动的“接触服务”到比较专门关系的建立，样样都有，每次接受奉承的人都不知道自己陷得有多深，也许直到他压力临头，对方说：“看哪，你可不能眼看着我们完蛋吧！”他才知道自己放弃了自由，成为别人的工具了。即使到这一刻，他好象还不容许自己停下来，想想就知道他做了什么。
只能分开商业关系和私人友谊，考虑大方朋友的利益和买来的效忠，以及公益和权利之间的分别，才能找出真理。大多数隐藏在这种情况下的人根本不费心思去想。直到这种关系和安排在无私的调查中出了毛病，才发现一切都是骗局，他们才感到万分恐惧。
在培养关系的伪装下，这种制度在大部分时间显得很可敬。为自己的活动、产品计划造成有利的气候，在某种情况下是相当合理、清白、诚实的，何时超过那个度，往往很难分出来（礼物什么时候才算贿赂？）。
对此，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金融作家说：“……所谓替公司股票促成有利的市场气候，应该和不应该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天平的一端，过程算是明显的欺骗，但在另一端却是合法的策略，这是大家公认的，也许对工业和经济组织都有利。”
华尔街几家深受大众欢迎的商行常替一个他们深知境况很差的公司发行股票。金融顾问总是嘲讽地告诉客户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你就一败涂地，要么就公开发行。”
英国一位工业巨子说：“生意可以在白色、黑色、灰色地带进行。白色地带绝对诚实，黑色地带绝对不正当，灰色地带可以合法，也可以不合法，而且大量生意都是在灰色地带进行的。”
在这个不确定的灰色地带活跃着很多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这一行所容许的骗局。国立健康服务处的专家们通常把昂贵的医疗设备和药品用在他们的病人身上，当然他们会收一笔费用。他们很讨厌被人叫做盗贼，因为他们都是最受敬重的人物。餐厅的侍者总是循例把一些酒食带回家去，这种偷窃事实上是列在预算里的。
餐厅老板说：“你永远希望员工诚实。但是，从另一方面，他们若贪污一点，你也不在乎，等他们贪污太多了，你才会插手。假如我每周末的利润比例正确，他们可以邀请每一个人来。我要的是30％。如果他们能赚35％，花掉5％，或者放进私囊，那就算他们好运吧，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爱吃什么，喝什么，悉听尊便。但是数目必须正确。如果饮料本钱用了450英镑，那么就该有1000英镑现金或账单，因为在餐馆的经营中，饮料的本钱是买价的45％。如果每周盘点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数字，就表示员工贪污得太多了，经理就会下达命令：先生，你需要换换空气了。”
因此，偷窃必须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谁都知道侍者会偷，经营好几家饭店的人不可能一一监视。因此，无法避免的事情只好心照不宣。
同样的制度也适用于消费账。某一种程度的开销被认为是工作上适宜的用费，惟有超过那个程度，才会有人查询。在规定的限度内，做假是容许的。
公司头子定期收紧开支，账目查得详细些，有人被叫去问话，大家都要小心一点。但是，从来未听过谁真正告发过消费账的真假，这个行为已变成制度的一部分。
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美国国会批准乔治·华盛顿赢取独立战争的费用时，虽然有些账目非常模糊，他们还是不追究任何详情。总数是8284英镑。当时革命军的兵士月薪只有25便士左右，少将则不到6．4英镑，可见华盛顿并没有亏待自己。有一天，华盛顿记上330英镑，约等于50个少将的月薪。他整齐的字体写道：“现金付马具店，买一个信箱、地图、眼镜等等。”
在账目上“等等”是最有用的符号，华盛顿很会用这两个字，其他“杂货”、“勘察”和“秘密服务”的目标下也有同样的字眼。有些则只写“付给李先生”和“付给梵先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据内部人士透露，这些钱是购买马德拉白葡萄酒用的。国会当然问也不问，就支付了第一任总统的开销。
今天重视经理才干的公司，也不会俗气地查问账目中“等等”或“杂货”的真实内容。通常只有笨拙的急进分子才会提出这些问题，他们本身可能不喜欢消费账的便利。
依照传统，人们的廉洁在某一标准下是不必怀疑，也不必调查的。除非丑事爆发，或者扒粪的新闻记者挖到什么不能见光的消息，或者私人文件落入反政府的记者办公室中，大家才明白这种愉快的假定是多么不合理。
法国人发现总理查本德马从1966年到1969年没有缴所得税，1968年还有一笔退税款。后来发生了一阵喧闹，这件事被提出来公开审查，没有人发现他实际的非法行动。但是，他不久就丢了总理的官位。
这个案件受注意的结果是，大家都了解到最著名、最可敬的法国公民也可以运用赋税制度，不必违法，就逃过税金的征收。例如查本德马先生就是利用法国的一个制度，个人投资的收入可以获得税金债权。根据公司已付税的原则，投资人可以用这笔收入的比例来平衡他自己的税金，有时甚至达到50％。事实上，手段高明的人可以弄到足够的债权来抵消他所有的税金。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买下历史遗迹中的建筑物，加以复建。这种情形下，国家会付50％的复建补助金，另外50％从税金中扣除。
就法律上而言，这些技巧完全合法。个人的所得若高过某一限度就应该缴税，逃税即使不犯法，实际上也掠夺了那些缴税人的权益。
但是，可敬的奸诈鬼自有一套制度，不从这个观点思考事情。他一心注意要求权、许可、抵消和税金债权。他的作为虽不违法，其实却是偷窃。既然连总理都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谋利益，一定有很多名流显贵也这样做，而且根本不觉得自己作弊取巧。
美国的西方联合公司年年赚钱，却连续8年没有缴税。他们用最有利的簿记手法，在报税账本中加速厂房及设备的折旧，把利息开支当作费用，在财务账上却归于本金。英国纺织业巨子克陶德也利用类似的方法来逃税，包括把集团中所有世袭的财产化成租借，然后将微不足道的业主保留权益转到一家子公司，以造成资本的损耗。这是其利润由4200万镑升到4500万镑那一年的事。
有一位评论家说：“克陶德证明一个公司报税用的账本和展示给股东看的账本有天大的差别。”
另外一个约定俗成的制度是“靠开销过活”。有人买什么都不必花钱，样样都记公账。有一个商人说：“我口袋里带一张1元的钞票，往往两星期还没有动用。公司付我3000镑的年薪，只要缴税、缴房租、吃早餐就行了，其他的一切都是记公账。”
既然他干休闲业，他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算是业务开支。身为餐馆经理，他吃饭的账单都算业务开销。如果他必须在自己的餐馆吃饭，了解到一切才能监督员工。若他必须在其他饭店吃饭，是想看看同业在干些什么。当然，他不得不穿气派一点，所以他的衣服也记公账，何况他的某一家子公司还经营男性服装店呢！
有一种赚钱的方法违犯了保守的感情，就是把女郎介绍给男子，或把男子介绍给女人，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享乐，而你收取利润。做这种事的通常都是下流的皮条客。
20世纪60年代初期，社会名流史蒂芬·华德医生曾把女孩子介绍给著名的贵族和政治家，并且发生性关系，女方接受金钱报酬，而他曾向女孩子收钱，于是他被捕受审讯。当时这算是很大的丑事。华德不愿意面对这么丢脸的罪名，于是自杀了。
